Egzel对《乌托邦的年代》的笔记(1)

第8788页 布拉格：春

当我看到一些民族——像1979年的伊朗人民——义无反顾地、心甘情愿地投身到失望和痛苦中去的，我就常常想起那个时候（1969年）。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幻想，不论是依托于一套自诩现代的理念（共产主义），还是依托于古老的天帝的幽灵，都不过是一个无从实现，也不容生存的海市蜃楼，它只是东拼西凑的一个烂摊子，表面上被胡乱地涂了一层新漆而已。凡是所谓的灵丹妙药，总归是导致卑鄙的结果，衍生出一帮新匪徒，他们一崇高的名义，随时去搜刮民脂民膏。

所有彻底的、“最终”的解决方法都迅速导向妥协，腐败变质。什么也不可能长久立足，一劳永逸。所以我们一般是探索者前行，两眼一抹黑，两臂向前，伸向未来。如果说，对他人我们应该有所警惕，警惕他们送到耳边来的花言巧语，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审视自己的内心，从那里也会升起勾魂引魄的歌声，而这歌声，充其量不过是响应了流行一时的、仅仅是一时的某种思潮，我们觉得它不同以往，然而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