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汁对《人生学校：理想的工作》的笔记(9)

我们有一种习惯是爱问年幼的孩子他们长大了想做什么，这种习惯看似微小，却是上述态度的重要反映。有一种虽然不太可靠但发人深省的假设认为：在孩子感兴趣的那些选择（足球运动员、动物园管理员、太空探索者等）中，总有某个预示着这个小人儿真正命运的重要心声的第一次磕磕绊绊的表达。因此，不要认为我们期望一个五岁半的孩子理解他们在成人就业市场上的身份是件奇葩的事情。

这一切均有助于阐明社会对制订职业规划这一任务的缄默态度。亲朋好友通常只会善意地建议身处迷雾中的你默默等待：有朝一日，一份称心如意的职业会突然砸到你头上来。

当然，与这种不幸且沉重的使命概念所表达的相反的是，对于一个人的天赋或如何施展这些天赋一概不知不仅完全合理，甚至颇有裨益。一个人的天性纷繁复杂，其能力也难以细致描绘，而世界的需求变幻莫测、难以捉摸，因此要发现一个人和一份工作之间的契合点，是一个重大且极其合理的挑战，它需要大量的思考、探索和智慧的协助，也可能耗费你数年的精力。因此，不知道自己应当从事什么工作也完全正常。而且，当你意识到自己还不明白，甚至长期沉浸在“一个人应该……”这种令人精疲力竭的假想中时，这一点无疑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需要连续多年投入大量精力，才会明白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哪怕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也会遇到一个更加深奥且令人困惑的问题：了解我们的思想本质到底有多难？

我们的大脑在自我阐释和自我理解方面天生不甚在行。我们不可能坐下来，像问自己喜欢吃什么一样，直接问自己想从事什么工作。在审视的目光之下，“我们”退缩了，沉默了，碎片化了。

我们的大脑深处充其量只会释放出断断续续的信号：某些事物颇有吸引力，某些事物颇为可怕。我们或许会发现大脑里传来一些声音：“我想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或“我不想替企业卖命”，“我想与众不同”或“我想做有意义的工作”。

这些愿望可能合情合理，但是缺乏定义，因此只能算是有勇无谋。基于这些愿望发展而来的职业前景只会给我们平添恐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计划来支持，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他人计划里的囊中之物。

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过去，还应该开始收集并分析我们当下的感觉。因为人脑习惯每隔几个月就清除最初的记录，我们应该随身带一个笔记本，这样才能捕获相关情绪，未来才能重温这种情绪，并且尝试将其与我们已经记录下来的其他体验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拥有像鸟类学者一样的耐心，躺在杜鹃花丛中，耐心地等待珍稀的候鸟飞过。

也许，最擅长且最早使用精细的信息收集法的莫过于作家。几乎所有类型的作家都保存着一些笔记本，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感受良多（源源不断的情感体验是普遍的），而是因为他们深知这些看似细微的思想其实是无价之宝，而且他们也深知遗忘会让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比如，法国伟大的小说家巴尔扎克（1799—1850）就有记笔记的癖好。他痴迷于研究人类的性格，尤其是人的一言一行，因为人们的言行举止总会出卖他们的个性。抱着这种目的，无论是在巴黎街头，还是在餐厅，抑或是在办公室里，巴尔扎克始终坚持观察人们的一言一行。他的笔记本里有如下的记录。

“她的一举一动极不协调；她每前进一步，都让人觉得整个人就像雕像似的。”

“他走路的样子像个暴君：哪怕是最细微的动作里也隐含着对安全的威胁和炫耀力量的意味。”

“一个无礼的举止暴露了一个恶习。”

“这个女人闲庭信步，炫耀一切却不露声色。”

想象一下，某些人一心只想成为一名记者。“记者”这个词成了他们趋之若鹜的一种标签，其下涵盖了他们觉得自己想要的所有东西。从年少的时候开始，那种工作就意味着风光和刺激、激情与活力。他们早已习惯于父亲或其他叔叔阿姨称自己是未来的记者。在他们12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么叫了。但是，这个行业现在处于穷途末路之中，而且遗憾的是，太多人趋之若鹜。因此你会觉得路被挡住了，焦虑油然而生。

我们的建议是，你应该暂停这种毫无成效的求职方式和无薪实习，然后问一问自己，你对新闻职业本能的亢奋到底源自何处？新闻职业的真正魅力何在？你希望从新闻工作中获得什么样的乐趣？这些乐趣是否存在于其他工作之中？是否存在于条件更好的工作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容易天然地头脑模糊。我们往往不过是喜欢某种工作的名头而已。但是，如果我们进行乐趣分析的话，就仿佛揭开了一个盖子，可以对这份工作可能带给我们的种种乐趣做一番审视。一旦我们开始认真审视新闻工作，就会发现它会给我们带来如下一些乐趣：有能力探讨严肃的政治和社会议题，有能力分析政策，可以以一种优雅的风格写作，可以因自己的批评能力而受到他人的尊重。

20世纪初，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逐渐从阶级和父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两个核心领域，即爱情和工作方面，父母将权力下放给了孩子们，把选择权交到了每一个子女手中。获得解放之后，我们想嫁给谁、想娶谁，都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也可以自行选择想要从事的职业。

但奇怪的是，这些理论上的自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并未察觉到，其实家庭的期待仍然在影响我们，限制我们的职业选择。我们的父母不再有合法的权利来冻结我们的银行户头，或者从身体上限制我们，但是心理操纵的核心工具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一旦我们忤逆他们的意愿，他们就会威胁说要收回对我们的爱。爱和武力或法律一样，也可以将我们掌控于股掌之间。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家庭工作模板”的东西在起作用，它限制了我们甘愿为之献身的工作的类别，也鼓励我们朝着一系列优先目标努力。某种工作是否唾手可得，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家庭背景。

从最良性的角度出发，家庭工作模板是我们的家庭对职场理解的结果。每个家庭都从事过一系列职业，因为有家庭成员是其中的从业者，久而久之，这些职业就被人格化了，也被放置于一系列家庭成员可以想象的职业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家里有人是医生，那么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常常听说病人好笑的习惯、病房里的尔虞我诈、资深医生的怪癖、学医过程的种种苦与乐，等等。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等时机成熟之后，他也会决定投身于医疗事业。还有一些家庭是律师世家、会计世家、水手世家、酒店业世家、锁匠世家和屠夫世家。孩子从小听到的都是法庭上的趣闻逸事，或是治病救人的故事；教育的种种好处，或是开餐馆的强烈自豪感；完成一桩大买卖之后自信心爆棚的故事，或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巡逻的那种荣誉感。在轻松的家庭环境中（此时职业与个人之间的鸿沟最小，一些令人艳羡的职业生涯似乎也唾手可得），由于从小耳濡目染，有些工作相对于其他工作而言，似乎更有可能。初看之下，空中交通管制员这个职业似乎遥不可及。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我们的叔叔，而且在我们眼里，其实他就是那个会修整草坪、会和我们开开玩笑的人，那么这种职业就不会可望而不可即了。

很少有人认为跳出家人的阅历去择业是完全错误的、邪恶的或是愚不可及的。但它或许只是我们暂时还想象不到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家庭成员中没有一个人从事过与运动、电子或戏剧相关的工作，我们可能会觉得无从入手。我们爱的那些人无法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里取得成功。他们限制了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卑鄙小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把我们性格的方方面面研究了个透，然后拒绝接受我们真正的兴趣爱好，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阅历非常有限。

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中有时也会出现一种价值观的博弈。家庭工作模板的出现有可能是父母尊崇和向往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害怕和逃避。在许多家庭中，父母们在提到某些职业时会肃然起敬。比如，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或高等法院法官、校长或公务员。这些往往不是父母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而是他们曾经一度向往但从未实现的理想。

许多人把自己未竟的梦想又传给了自己的孩子，让孩子来完成。通常他们并不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们是把这些包袱转嫁到了孩子的肩上。但是父母们成功地向子女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追随一条既定路线是获得爱与尊崇的必由之路；当年父母过于胆小而未能成为建筑师，或因为受到阻挠而未能实现梦想、成为企业家，子女们则继承父母的愿望，成为他们曾经梦想中的建筑师和企业家。胆小也罢，受阻也罢，父母一般羞于启齿，但这些雄心壮志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父母看起来并不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但奇妙的是，15年前对某个特定职业方向投去的羡慕一瞥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反之亦然。

同样，我们也很可能会收到零星的信息，说某些职业配不上我们，与我们在生活中的地位并不相符。现如今，父母们不会设置绝对的障碍。并不是说我们一旦进入物业管理行业或是成了一名音响工程师，他们就从此不再和我们说话了，而是说他们会营造出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氛围，把某种工作的负面信息清晰无比地传递给我们。明明是社会广为接受的工作，我们的父母却在潜移默化之中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不屑之意。他们悄无声息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理智的人是不想成为医生的，会计只是胆小者的职业。他们会暗示，当老师纯粹就是浪费生命，只有毫无节操的人才会从事广告业。他们还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一种观点：所有建筑师都有轻微的精神病，任何利用我们心理的人都是骗子和怪胎。

我们可以感知到父母的愿望和兴奋之处，而这些愿望和兴奋之处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爱父母，希望自己能和他们合拍。这是很自然的。但不幸的是，它们很可能会和那种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感的工作格格不入。

一般来说，我们之所以对某种职业特别向往，是因为该职业领域最杰出人士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赞叹承接了这座城市机场设计工作的建筑师设计的精美建筑时，在追随华尔街最富有的基金经理大无畏的交易时，在阅读最受推崇的小说家的推理故事时，或者在获奖大厨的餐厅里品尝辛辣的美食时，我们就已经立下了雄心壮志。我们的职业规划是基于完美主义的范例之上的。

接着，在大师的启发之下，我们迈出了第一步，麻烦就此开始。我们好不容易才做出的设计，我们第一个交易月取得的业绩，我们刚刚写了个开头的小说，我们为家人亲手做的家宴，远远无法企及最初点燃我们雄心壮志的那个水准。我们心中怀着最高的标准，因此无法忍受平庸，而这种平庸恰恰来自我们自己。

我们陷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悖论之中：我们的雄心壮志因伟大而点燃，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却仅仅局限于各种先天不足。我们陷入了所谓的“完美主义陷阱”之中，其特点是，我们容易被完美之作深深吸引，但对于臻至完美的条件缺乏成熟或充分的理解。

这主要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的媒体无心对此大加宣扬，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它故意滤过了那些平淡无奇的人生故事，滤过了充斥着失败、否定、挫折的岁月，甚至对事业有成者失意的过往也绝口不提。其目的在于每天推出经过精心策划和精挑细选的所谓巅峰成就，其结果是这些成就仿佛并非千里挑一，而变成了一种常态，变成了成功的基准。于是，“每一个人”似乎都成了成功者，因为我们碰巧听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成功者—我们已经忘了与成功相伴相生的是像大海一样的泪水和绝望。

于是，我们三观尽毁，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对我们自身的挣扎再清楚不过，但是从外部来看，铺天盖地的似乎只有那些完全无痛苦可言的成就。我们无法原谅自己事业初期经历的种种恐怖，大抵是因为在我们所崇拜的人身上并没有看到这种早年的经历。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图景，即我们想要模仿的每一样东西背后都有许许多多困难。比如，我们不能去看博物馆里的艺术杰作。我们应该去工作室里，看看那些痛苦不堪、毁于一旦的早期画稿，看看画稿上艺术家因崩溃和痛哭而留下的点点泪痕。我们应该看看建筑师花了多长时间才拿到第一笔像样的佣金（那时他们已经50多岁了）；应该深挖获奖作家们最初的作品；应该认真审视在取得成功之前企业家所历经的种种失败。

我们必须意识到，失败是合情合理且必要的。我们要允许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做一些并不完美的事情—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数十年之后的有朝一日，别人也会认为对我们而言，成功只不过是信手拈来。

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在大人们的介绍之下，我们接触到了一种可怕的新的现实：“责任之治”。根据这一准则，有些事情—实际上是许多事情—我们之所以必须做，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或是觉得那些事情有意义，而是因为其他人希望我们这么做。那是一些咄咄逼人的人，他们颇有权威，而且有我们三倍那么高。那些大人严肃地解释道，这么做是为了在未来30年里赚到钱，买得起房子，能够去度假。听起来还挺重要的，对吧？

甚至当我们回到家里，哭着告诉我们的父母，明天要交一篇关于火山的随笔，我们不想写，可他们还是会以责任为重。他们可能会很生气、很没有耐心—其中还夹杂着许多恐惧—地告诉我们，如果关于火山岩这种简单的家庭作业都做不好，还一心只想着要建一座树屋，那我们永远都无法在成人的世界里生存下去。

我们真正喜欢做什么，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这些问题在孩提时代偶尔也是重要的，但仅仅是有些重要而已。它们成了日常学习生活之外的问题，成了只属于假期和周末的问题。一种基本的区别根深蒂固地存续下来：快乐是留给爱好的，而工作是痛苦的。

难怪在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和爱好的区别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脑海，我们有时甚至会忍不住一直问自己，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究竟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未来的时间还那么多，到底做什么事情是有趣的。它所涉及的并不是我们已经学会思考的方式。我们在地球上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要受到责任之治这种意识的左右。它甚至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坚信好工作注定是相当无聊的、令人讨厌的、让人烦闷的。否则，为什么有人会付钱请我们去做这种工作呢？

责任担当的想法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且花销巨大的世界里，它似乎是最有保障的一条道路。但是，责任之治其实并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保障。一旦我们完成教育，它就表现为一种伪装成美德的纯粹的责任。负责任可以变得极为危险，原因有两个。

首先，因为在现代经济中，成功只属于那些工作特别投入，并把非凡的想象力运用于工作之中的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能从中获得乐趣（一天到晚筋疲力尽、抱怨连连的人是毫无这种乐趣可言的）。只有当我们找到内在的驱动力，才能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彰显出超常的智力，这样我们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出人头地。纯粹为了责任而进行的工作，相对于那种出于热爱而进行的工作，会显得苍白无力。

当我们出于乐趣投身工作中时，第二种情况就出现了，即我们对于其他人的乐趣更加具有洞察力。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企业之基—客户们—是否乐在其中非常敏锐。当我们能够调动我们的快乐情绪时，才能最好地取悦我们的客户。

换言之，快乐并不是工作的对立面，而是成功工作的关键要素。

找到一种自己热爱的工作通常困难重重，因为辞去原来的工作往往是一种难堪之举。你的工资可能有所下降，至少暂时如此；你可能需要获得新的技能；还可能得搬回家去住；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会让人觉得一无所长；你的同龄人可能已经是某一行业的元老了，你却刚刚起步；或许连续几年时间你都会因为职位低下而自责。那会是一种令人无地自容的感觉，而且整个过程也特别缓慢。这和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的风格完全不同，他们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气质驱使他们快速行动，眼光锐利，富有成效，进步明显。进修深造的念头可能令人十分反感。另一种职业看起来或许非常有吸引力，但要实现那个目标，你需要在时间和尊严上均有所投入，那种感觉是十分负面的，因此人们可能会把整个念头搁置一旁，直至放弃，最终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工作投资陷阱。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工作投资陷阱最为突显。想象一下，有一个20岁的人，他的职业规划是在化工行业，他马上就要获得相应的资格了。他在中学选择了相关的课程，在大学里选择了相应的专业，获得了一些相关的工作经验，也认识了目标行业中的一些人。他已经做出了巨大的投入。但是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中求职。或许，为了寻找一份热爱的工作，他应该成为一名景观建筑师或海洋生物学家。这就可能意味着，为了这份工作，他至少还得投资两年时间。

在22岁的时候，两年感觉特别漫长。那可是他迄今为止人生的十分之一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甚至比十分之一还要长。在你20岁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只有从16岁后到现在，你才是你自己—在此之前，你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童年期和青春期，对自己的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还没有真正的感觉。因此，两年时间就像是你生命的一半。那是一种巨大的牺牲。

难以把握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比如你56岁的时候。到那时，两年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那只是从16岁（那时人们对以后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才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到中年巅峰时期的40年中的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随着岁月的流逝，进修深造的时间长度和我们整个工作生涯相比，其实是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而不去进修所带来的后果则要严重得多。

在爱情中也有一种类似的陷阱，我们可以称其为“情感投资陷阱”。你和某个人相处了两三年时间，虽然有时候感觉挺美好的，但整体来说双方并不是特别融洽。然而你坚持了下来，因为要找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所需要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现实似乎过于庞大，而漫长的未来—到目前为止，未来在我们生命中所占的比重更大—还没有担负起它应有的重要性。

这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一，漫长的未来其实是一种关于生命正在走下坡路的叙事。变老并不是人们喜闻乐见、为之欢呼雀跃的概念。我们对于变老的态度是拘谨保守的。一般来说，我们不会盼着自己长到五十六七岁，所以我们一般不会，甚至会刻意避免去考虑我们未来这些生存阶段的兴趣与需要会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种极其崇尚年轻的文化氛围之中。人们经常提醒我们为什么年轻真好，而很少有人鼓励我们思考变老有何吸引力或有趣之处。所以，我们不会花心思去想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年生活得更好。为了反击这一倾向，我们应该画出时间线，迫使自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16至24岁这个年龄段相对于24至48岁或48至72岁，其实是相当短暂的。在理想的文化乌托邦中，当我们22岁的时候，我们要经常观看和阅读有关中年生活的电影和书籍。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50多岁的人正值工作生涯的巅峰，此时人生的成就最大，收入也最为丰厚。这么做是为了和我们未来的存在产生一种思想上的亲密接触，这样我们才能本着更精准的整个一生的情况，而非最近的经历来确定我们现在的投资。

然而，现实令我们颇感不安的是，每一种工作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是我们对于我们所迷恋的工作的无聊、揪心和令人沮丧的一面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可以试着工作一两个月，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可爱的办公室属于一家解聘政策极其严厉的公司，只要连续两次差评，你就得走人。上一周有些员工把自己锁进厕所里，痛哭流涕。医疗后勤主管经常要与绝望做斗争，要面对无法克服的问题。他们要把很多时间花费在索贿行贿金额的讨价还价上，还要确保供应链失窃现象最小化。奢侈文具店老板每天凌晨3点就醒了，试图找到解决现金流问题的办法。那些戴着精美眼镜的建筑师在背后一个劲儿地说彼此的坏话。我们在从事一种工作的时候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会特别在意。其他工作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其积极向上的一面。此外，我们对自己工作的美妙之处其实早就已经麻木了—我们忘了目前的工作最初吸引我们的地方。工作的美妙之处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只是清晰地看到了它的悲哀之处。但是，对于我们所迷恋的工作，所有吸引人的地方还是新鲜的、陌生的，我们对其充满了极大的热情。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另一份工作有多好，而只是因为对比的条件对我们目前从事的工作来说不利。

与其因为迷恋一份想象中的工作而使自己不开心，不如试着去重新爱上我们所拥有的、其实也不赖的工作。我们可以进入一种重新欣赏的状态。这听起来有些陌生。但是，其实我们以前很可能也体验过这种重新欣赏的乐趣。重新欣赏是艺术中的一个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