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汁对《非对称风险》的笔记(9)

千万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不要否定逻辑、知识和教育。因为更严谨的逻辑将告诉你，除非推翻所有的实际证据，否则，“政权更迭”就意味着奴隶制度或国家的衰亡（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是典型的案例）。所以，那些干涉主义者不仅缺少对实际情况的正确感知，而且忽略了历史教训，更是连简单的推理都没有做好。他们只能在看似精致花哨、十分时髦，但也十分抽象的概念之间进行推演，并最终淹没在这些抽象概念中无法自拔。

他们有三个缺陷：（1）他们只考虑静止的状态，而不考虑动态的机制；（2）他们的思考是低维度而非高维度的；（3）他们只想到了采取什么行动，而没有想到行动本身会有反作用。本书中，我们将会更深入地了解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书呆子的推论缺陷。

干涉主义者的第一个缺陷，是他们把思维局限在一个步骤上，他们没有意识到事情总有连续性后果。其实，就连蒙古的牧羊人、马德里的侍应生以及旧金山的修车匠，都能够意识到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考虑第二、第三、第四乃至第N个步骤。第二个缺陷，是他们无法区分“统一整体”与“单一表现”之间的关系，就像身体是一个由多个维度构成的统一整体，而胆固醇水平则是衡量身体健康状况的某个单一维度的表征。

一个人被雇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表现出极强的服从倾向。

服从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们常年放弃自己的自由时间，每天工作9个小时；他们规律性地每天按时到达办公室；他们遵循工作时间表，而不是个人娱乐时间表；他们不会因为这一天工作不顺利，而在下班的路上殴打路人发泄；他们就像是温顺的被驯服的宠物狗一样，乐于服从。

……

我们对正式员工的定义是：

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若不像公司正式员工那样工作和生活，就会遭受巨大的痛苦，那么这说明他已经全身心地参与这个公司的“风险共担”了。

作为回报，公司要履行义务，签署长期协议，尽可能地保留这些公司正式员工的工作，让他们一直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以后，这些人会和以前的同事一起打高尔夫球，享受丰厚的养老金。但这一切有两个前提：一是大企业的寿命必须很长；二是人们要相信大企业的寿命甚至会比单一民族国家更长，而且这种信念构成整整一代人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整个体系才会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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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员要从各方面使自己看起来和那些不敢承担风险、没有自由的平庸雇员有所不同。我当交易员那会儿，除了黑帮成员和那些想要表明自己不是奴隶的人以外，没有人会在公众场合说脏话，唯有交易员像粗鲁的水手一样满嘴脏话。我一直保持着有策略性地说脏话的习惯，我只在写作和家庭生活之外的场合使用脏话。那些在社交网站（比如推特）上使用脏话的人，正在用昂贵的方式（承担社会压力）传达这样一个信号：他们是自由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往往也很有能力。几乎没有什么低风险策略能够使你向社会公众展现你的能力。所以在今天的社会，说脏话是地位的象征，莫斯科的商业寡头们会在正式的社交场合，特意穿蓝色牛仔裤来彰显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即使银行也会在安排客户参观公司时，带他们参观交易员的工作大厅，就像参观动物园一样。交易员一边拿着电话对经纪人破口大骂，一边撮合成交的场景也是一道风景。

谩骂和诅咒，表明一个人的无知和地位就像前面提到的那只狗一样。“贱民”这个词，从词根上看把人和狗关联起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自由人，通常会主动效仿某些社会底层的风俗习惯以表明他的地位是最高的。就像是待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羞辱亚历山大大帝，让他别挡住自己的阳光一样，他只是为了显示自己自由的地位（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在英国，“礼貌礼仪”作为一种驯化的方式被强加在中产阶级身上，他们的举止和谈吐变得规范和文雅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产生了一种害怕打破规则、不敢违反常规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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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独裁者不仅自身更加自由，而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某些城邦小国，顺位继承的君主往往会对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他把自己置身于“风险共担”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反而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而选举产生的官员则不同，他们的主要职责和兴趣只是报纸上的优势和成就。然而情况在现代发生了变化，独裁者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他们沉迷于掠夺当地的财富，将资产转移到瑞士银行的账户，就像沙特王室一样。

哲学家不像那些和他们一样能言善辩却比他们更世故的主教（他们穿着也更华丽），他们并不理解电影《黑客帝国》里面的“思想机器”的重点是什么。实验步骤很简单：你坐在一台装置里面，技术员把几根电缆和你的大脑连接起来，然后你就能感受一种独特的体验，好像真实地感受了这些事件，但这一切其实都发生在虚拟世界中。似乎只有从不冒险的哲学家会相信这种经验对人有用。事实上，你从“思想机器”里面得到的体验并不是一种经验，它永远都不能用于你真实生活中的“风险共担”。

为什么？

原因就是之前所提到的，生活是需要付出某种牺牲和承担某种风险的。只有承担了风险并做出了牺牲，那才是你的生活。如果你不承担风险（而且有时候这些风险还是不可逆的，带来的后果是不能修复的），你就不能真正在实践中探索和前进。

“现实生活需要风险”的观点能帮助我们解决有关身心统一的问题，但不要告诉你身边的哲学家。

我得创造一个新词“白知”（intellectual yet idiot），它特指那些高智商的聪明的白痴。“白知”是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从20世纪中期就开始扩散，如今已是遍地开花，我们现在的生活正由这群没有参加过“风险共担”的人控制着。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在整体经济中的影响（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要大5~10倍。“白知”看似无处不在，但其实在绝对数量上仍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常见于专门的机构、智库、媒体以及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他们大部分人都有体面的工作，而招聘“白知”的岗位并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数量少却影响大。

“白知”总是将那些自己无法理解的行为定义为反常、特例、病态和非理性，却没有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的理解力有限。他们认为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而他们能够知道别人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尤其是那些乡下的农民和发不出清脆元音并支持英国脱欧的底层人士。当平民按照自己认为合理而“白知”却不能理解的方式做事情的时候，“白知”就会说他们“没有教养”。我们考虑政治问题时常侧重普遍参与性，而“白知”则只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当公众投票结果符合他们的期望时，他们称之为“民主”，当投票结果与自己意见相左时，他们称之为“民粹”。在事关国家发展和公众福祉的投票上，有钱的人希望一美元算一票；普通人希望一个人算一票；孟山都公司希望一个说客算一票；而“白知”则希望一个常春藤学位算一票，或者外国著名学府的博士学位也算一票，因为这些头衔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很重要。

他们就是尼采所说的受过教育的腓力斯丁人（这个词常含有庸俗等贬义），要小心那些读过点儿书就自认为是博学鸿儒的人，他们就像打算给人做脑外科手术的理发师一样。

“白知”自然也不能分辨什么是诡辩。

……

我也许应该为“白知”创造一个新词——“庸知”（intellectual yet philistine），它指的是那些聪明、有知识且庸俗的白痴。“白知”喜欢订阅《纽约客》杂志，这是一种能让俗人通过虚构的访谈，学会有关进化、神经元、认知偏见和量子力学的期刊。“白知”不会在社交媒体上说脏话，总将“种族平等”“经济平等”挂在嘴边，但从来不和少数族裔的出租车司机一起喝酒（这里又涉及“风险共担”了，而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来自外星球，而我会一直声嘶力竭地呼吁下去）。现代社会中的“白知”不止一次去当过TED的演讲嘉宾，或在网上看过不下两场。他们通过循环论证的方式，简单地认定希拉里看上去可以当选，因而投票支持希拉里。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任何不支持她的人一定都疯了。

“白知”将近东（古代东地中海地区）误认为中东。

“白知”的书架上摆着《黑天鹅》精装首印版，但将“没有证据表明”和“证据表明没有”混为一谈。他们相信转基因是“科学”，而且他们认为转基因食物具有和传统食物相同的风险。

通常情况下，“白知”可以正确理解一阶函数的逻辑，但对二阶或更高阶函数以及其他复杂领域，他们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白知”对于斯大林主义、转基因、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城市规划、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健身器械、行为主义、反式脂肪、弗洛伊德主义、投资组合、线性回归、高果糖玉米糖浆、高斯定理、萨拉菲主义、动态随机均衡模型、住宅工程、马拉松赛跑、自私的基因、大选预测模型、伯尼·麦道夫（他的庞氏骗局被揭穿之前）和统计学中p值的理解，都是错误的。但他们仍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支持让富人担任公职，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本身就是能力的证据，它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现实世界的问题（当然他们也可能只是随机过程的幸运儿），但是我们至少都看到了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某些技能。当然，这个人的财富必须是其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所赚取的，他如果还在这个“风险共担”中失去过部分乃至全部的财富，体会过与之相关的焦虑和愤怒，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我们结合道德和后果来看公职人员发财这件事，那么我们相信：

利用公职发家致富绝对是不道德的，而且对社会有巨大的伤害。

杜绝此类现象的一个好办法是强制要求公职人员在就职宣誓时增加一条：待其离开公职以后从私人部门赚取的金钱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限额，超出部分将归全体纳税人所有。这就保证了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真诚，在公职部门工作虽然报酬不高，但是公职人员能够从服务社会的工作中获得情感回报。这还能确保他们在公职部门工作，不是出于某种战略投资的目的：你不能基于卸任后会被高盛公司雇用的动机，而去担任耶稣会主教的职务——尽管这两者都要求雄辩和博学。

其实大多数公职人员，都倾向于终身待在政府公务员序列里面。当然了，某些领域的部门除外：农业食品、金融、航空航天以及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任何部门……

一个公职人员可以制定对某些行业（银行业）特别友好的监管规则，然后去摩根大通银行把他当公务员时工资和市场差额的几倍统统赚出来（你可能还记得，监管者总想把监管规则制定得越复杂越好，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凭借专业知识被高价雇用了）。

所以公职部门存在着隐性的贿赂：你对某行业某公司好一些，比如说孟山都公司，它之后也会照顾你。它做这些并不是出于荣誉感，而是要让这个机制运转下去，以此来鼓励现在监管它们的公职人员对它们好一些（像你曾经做过的那样）。那个任人唯亲的“白知”财政部前部长蒂姆·盖特纳（我和他共用绪论中提到的那位意大利理发师），就很明显地接受了那些曾经被他救助的金融行业的报答。他用纳税人的钱救助了陷入危机的银行家们，让他们从危机后最大的资金池里给自己发奖金，那是2010年，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然后这个行业为了报答他的良好表现，在一家金融机构里给了他一份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工作。

当一个人的命运不依赖于同行评议时，他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

时间，只有时间高于人类的一切智慧和正义，我将由它来评判。

只有当你在乎未来人们对你的评价时，人们当前对你的评价才是重要的。

但是请记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从不试图赢得一场辩论，他只追求赢得胜利。

……

事实上，还有比同行评议更糟糕的事情：官僚化的体制。大学的管理者对实际情况一窍不通，却又要强行推行一套管理制度，他们只能依赖外部的信号（美其名曰客观公正的指标体系），他们从不真正知道某人在干什么或者事情是怎么发展的，但是成了真正的仲裁者。

这些仲裁者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有名的核心期刊还是匿名的同行评议，都不符合林迪的“让时间来筛选”的原则。无论你得到的是期刊编辑的正面反馈还是同行的好评，都只能让某些当前有权势的人对你的作品很满意，而并不能确保你作品的成功。

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受这种病态问题的困扰较少，所以让我们看看社会科学领域吧。对于一位论文作者来说，他唯一的评判是他的“同行”，于是他们就默契地形成了一个相互引用对方论文的小圈子，这种让圈内人的论文提高知名度和被引用次数的做法，源于指标考核体系，结果却是某种程度的腐败。例如，宏观经济学可能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宏观胡说比微观胡说要容易得多，根本没人知道一个宏观理论是否真的有效。

如果你在说疯话，那么你会被认为发疯了。但如果你组织一个20人的圈子，成立一个学会，相互附和着说疯话，那么你可以凭借这些“同行评议”在大学开设一个系了。

学术界有一种趋势，即学者不必参与“风险共担”，如果对此不加制止，学术活动就会演变为一个仪式感很强，但纯属自娱自乐的出版游戏。

现在，学术活动逐渐变成了竞技体育的比赛，维特根斯坦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知识站在体育比赛的对立面。他还说，在哲学上的胜利属于最后说话的那个人（活到最后的人）。

而且：任何东西一旦带有竞赛的意味，就会扼杀对知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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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学者自己有一个圈子，牢牢地把住了学术界的大门，学术界对外界越不透明就对学者越有利。学者熟悉“经济学”，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经济运行的规律，他们只知道理论，而大多数理论不过是经济学家自己制造出来的狗屎。那些辛勤工作数十年的父母，辛苦攒下积蓄给孩子付学费，而他们的孩子在大学里的课程却很容易退化成时尚秀，课程内容可能是“针对后殖民地时期量子力学的文学批判”（没看懂？因为这就是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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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中的“去庸俗化”过程最终将会用下面这种方式完成：规定那些学者只能用自己的时间去做研究，或者，他们以后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收入了。为了去除体制的弊端，某些人做出牺牲是必需的。这个主意也许对于被洗过脑的现代人来说很荒谬，但是一本《反脆弱》所做的实际贡献就已经远超那些专业人士华而不实的研究成果了。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原创且对社会有价值，研究人员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有另外一份糊口的工作，或者至少花10年时间从事这类职业：磨镜片的技师、专利局文员、黑手党干将、职业赌徒、邮递员、狱警、医生、豪车司机、民兵、社保局官员、诉讼律师、农场主、主厨、餐厅服务员、消防员（我的最爱）以及灯塔管理员等，让他们一边“劳其筋骨”，一边构思能够改变世界的原创性想法。

这是一种筛选机制，能够过滤掉八股文式的研究论文。我不同情那些痛苦的职业研究员，一份全职的、高强度的、压力巨大的且极具挑战的工作我自己干了23年，其间我还完成了我的前三本书。我每天都是白天工作，晚上做研究、调研和写作。这段经历使得我不能容忍有人把研究当成一种赚钱谋生的职业。

社会公众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商人被财富和利润所激励，科学家则是被荣誉和认可所激励，这绝对是一个幻觉，现实不是这样的，请记住，科学探索永远是寂寞的事业，这并不是说科研人员孤独得可怜，而是说科学探索是由少数派主导的，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投身于科学探索，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后台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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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悖论和选择的悖论：大家都很熟悉银行家度假的故事，它说的是一个纽约的投资银行家去希腊某岛上度假，他遇到一个当地的渔夫，突发灵感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可以把渔夫的生意做大，他鼓动渔夫听从他的建议，渔夫却一脸疑惑地问他：“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处呢？”银行家回答道：“等你有了一大笔钱，就可以像我一样到希腊的海岛上去度假了。”渔夫笑道：“可我天天都在度假啊。”

这个故事在古代有另外一个由蒙田转述的版本也很著名，而且形式更优雅，以下是我翻译蒙田的版本：皮洛士国王想要进攻意大利，他睿智的谋士希尼斯（Cinéas）想让他意识到这将是徒劳的。“您想通过这次远征达到什么目的？”他问道。皮洛士回答：“让我自己成为意大利的主人。”希尼斯又问：“然后呢？”皮洛士说：“征服高卢和西班牙。”希尼斯追问：“再然后呢？”皮洛士说：“征服非洲，然后……享受生活。”希尼斯：“可您现在已经在享受生活了，为什么还要去冒险呢？”蒙田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引用了卢克莱修的哲学长诗《物性论》中的一句话：“人类无休止地折腾自己以期过上安宁的日子。”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需要知道的信息和他所能够理解的信息，往往是不相匹配的。这并不是说细节不重要，而是那些我们很想去了解的细节，往往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核心的价格形成机制上引开。

在任何交易活动中，你都不必去挖掘隐藏的细节信息，真正有用的信息只会通过林迪效应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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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20出头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说的话很容易被人理解，那么他一定是在吹牛（因为他会刻意地把话说得让人易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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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领域主要是靠语言表达和文字呈现来说明问题的，而我的论文在经济学领域收到的反馈都只关乎格式和措辞，而不是关于内容的。一个人只有经历了长期的投资生涯之后，才能总结出一种独特的思想，当他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旁人仅凭语言很难理解他。

永远不要雇用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除非你只想让他写论文和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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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藤名校正逐步成为亚洲新富阶层心中的终极奢侈品。哈佛大学就像一个路易威登的包或者卡地亚的表。它们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们把积蓄越来越多地投在教育机构中，但这些钱又都被转移给了官僚、房地产开发商、一些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学科（性别研究、比较文学或国际经济学）的终身教授，以及其他寄生虫式的人。在美国，我们已经堆积起了巨额的学生贷款，而这些钱最后都自动落入了各种收租者的口袋里。一个人要靠一张体面的大学文凭才能在生活中出人头地，这无异于绑架一个年轻人的前途，然后对其父母进行敲诈勒索。我们有证据表明，社会进步并非是由高水平的教育机构推动的，恰恰相反，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是由居民财富水平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就是一种奢侈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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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简历上教育背景的光环越少，说明他要战胜的困难越多，他要和那些比他的文凭更漂丽的对手竞争，如果他还能达到同样的技能水平，他就一定是一个厉害角色。此外，没有上过哈佛大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相处。

人们一旦有钱了，就会抛弃自己原来在“风险共担”中的经验机制。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偏好，取而代之的是别人为他们推荐的偏好，从而不必要地使生活复杂化了，从而导致生活变得一团糟。有些偏好是那些想向他们推销东西的人虚构出来的，这就演变成另外一类“风险共担”的问题，有钱人的偏好选择被那些想要从中牟利的人操纵着，而这些人在交易中不会受到不良影响。同时，由于有钱人和占他们便宜的人之间贫富差距悬殊，所以，没有哪个有钱人会哭诉自己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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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你如果有了钱之后还想拥有朋友，就一定要隐瞒你的富有。这一点可能人人都知道，还有一点不太广为人知但同样重要的是，你还需要隐藏你的博学和知识。只有当人们不试图去攀比和超越对方的时候，他们才会成为朋友。实际上，古典的聊天艺术就是避免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就像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在《廷臣论》中写的：“人们需要平等，起码在聊天的时候应该保持平等，否则任何谈话都难以为继。”与朋友交往必须不分等级，各自为友谊做出同等的付出（不要抢着买单，你只要付你自己那一份就行了）。你会更愿意和朋友共进晚餐，而不是和你的教授一起吃饭，除非教授理解聊天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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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的座右铭是：“数学家从对象和关系（精确来讲是定义和映射）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法学家和法律思想家从构造的角度考虑问题，逻辑学家用抽象的运算符号考虑问题，而愚蠢的人……则用语言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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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偏差与方差互补机制”，你经常“犯错误”反而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就像当你练习射击时（如图2之左图），故意偏离一点你瞄准的目标，命中率反而会提高。正如我在《反脆弱》一书中所说的，如果某些错误的代价较小，主动去犯这些错误反而是理性的做法，因为错误会给你带来新的发现。例如，许多药物都是意外被“发现”的。一个没有错误的世界就不会有盘尼西林、化疗……可能没有药物，甚至可能没有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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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将倍增的、系统性的胖尾风险和不倍增的、特殊的薄尾风险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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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事件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平均斯坦和极端斯坦。平均斯坦是薄尾的，并且受影响的个人不会再波及其他人；而极端斯坦从定义上来看，会对较大范围的人群造成影响。因此，极端斯坦具有平均斯坦所不具备的系统性影响。可倍增的风险，比如流行病，总是来自极端斯坦。它们可能并不致命（比如流感），但仍然属于极端斯坦。

更专业的说法是：来自平均斯坦的风险会受到切诺夫界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