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汁对《文明及其不满》的笔记(5)

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歌德在论及宗教与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时所说的名言：

拥有科学与艺术的人也拥有宗教；

但是对于那些两者都不拥有的人，

那就让他拥有宗教吧！

这句名言一方面将宗教和人类两大最高的成就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又宣称，在生活价值方面，这些成就和宗教可以互相指代、互相替换。

众所周知，决定生活目的的只是快乐原则的意图。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支配着心理器官的活动。它的功效毋庸置疑，但它的意图与整个世界（微观的和宏观的）相矛盾。它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所有的宇宙规则都与它矛盾。人们也许会认为，在“创世”计划中不包括人类应该享有的“幸福”。最严格意义上的幸福产生于那些受到高度压抑的需要的满足（最好是突然的满足），而且在本质上，这种幸福只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快乐原则渴望的任何状况得以延续时，它就只能产生平和的满足感。我们天性如此，强烈的享受只能在对比中获得，而无法在某一事物的状态中获得。因此，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已经被我们的本性限制了。对不幸的体验则容易得多。我们受到三方面痛苦的威胁：首先，威胁来自我们的身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消亡，而且，如果没有疼痛和焦虑这些警告信号，我们的身体甚至都无法运作；其次，威胁来自外部世界，它可能以强大而无情的破坏力量对我们施虐；最后，来自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任何痛苦相比，这最后一方面的痛苦也许最剧烈。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一种无端的附加物，尽管它与其他痛苦一样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性爱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第三者只能是多余的和起干扰作用的，但是文明却取决于大量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文明和性爱之间的对立是由上述情况引起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就几乎是一个意思。当一种相爱的关系处于高潮时，人们对周围环境就失去了兴趣；一对恋人有两个人在一起就足够了，甚至也不需要共同养育子女来使自己感到幸福。在这种情况下，爱欲（Eros）最能清楚地显露出人的存在核心，显露它从多人当中创造出一个整体目的；但是，当它以众所周知的方式通过两个人之间的爱实现这个目的的时候，就拒绝继续往下发展。

人已经认识到坏事是应受谴责的，是某种不能做的事。这种判断是如何得到呢？我们可以否认有一种原初的、自然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坏事通常根本不会损伤或危及自我；相反，坏事可能是某种自我期望获得并让自我感到享受的东西。因此，这里有一种外在影响在起作用，而正是它才决定了所谓的善与恶。由于一个人自己的情感无法引导他自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就必须有服从这种外部影响的动机。在人的无助和对他人的依赖状态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动机，而且这种动机可以被最恰当地称为“对丧失爱的恐惧”。如果他失去了他所依赖的另一个人的爱，他也丧失了另一个人在很多危险方面对他的保护。尤其是，他将面临一个危险，即这个更强壮的人将以惩罚的形式来显示其优越性。因此，坏事从一开始就使人类面临丧失爱的威胁。由于恐惧这种丧失，人就必须避免这种情况。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已经干了坏事和只是打算干坏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只要权威发现这种行为或企图时，危险就会降临，而且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权威都有同样的行动方式。

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良心愧疚”（bad conscience）；但它实际上并不应该被这样命名，因为在这个阶段，负罪感显然只是对丧失爱的恐惧，是一种“社会性的”焦虑。在小孩子身上，这种状态不可能是其他的东西，但是在许多成年人身上，它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变，即用更大的人类社会取代了父亲或者父母。因此，这些人习惯于允许自己干任何可以使自己得到享受的坏事——只要他们确信权威不会发现，或者不会因此而责备他们；他们只是担心被发现。当今的社会必须全面考虑这种心理状态。

人们会非常易于把文化的理想纳入文化的心理财富——文化的理想指它所预计的最高成就以及最需要努力奋斗的成就。起初，似乎这些理想将决定该文化单位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事物发展的实际过程将呈现另一种情形：这些理想是建立在最初的成就基础上，而这些成就的出现是因为文化的内在禀赋与外部环境在共同起作用；而理想则坚持认为，这些最初的成就应该得到进一步延续。因此，理想为文化成员提供的满足具有一种自恋性质；它依赖于人们对已经成功取得的成就所抱有的自豪感。为了使这种满足得以实现，人们需要与打算获得不同成就并业已产生不同理想的其他文化进行对比。在这些差异的强度方面，每一种文化都有权蔑视其他的文化。这样，文化理想就变成了不同文化单位之间的不和谐和敌意的起源，这种情形在民族之间体现得最清晰。

文化理想所提供的自恋性满足，也存在于文化内部那些能够成功击退外敌的各种势力中。分享这种满足的不仅是享有文化益处的特权阶层，而且包括受压迫的阶层，因为他们有权藐视该文化之外的人，这种权力补偿了他们在自己文化单位内部遭受的不公待遇。毫无疑问，他可以是不幸的庶民，受到债务和兵役的困扰；但他又为此得到补偿，作为一名罗马公民，他可以参与统治其他民族，颁布他们的法律。受压迫阶层与统治并剥削他们的阶层之间产生了认同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更大的整体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另一方面，受压迫阶层可以在情感方面依附于他们的统治者；尽管他们对统治者抱有敌意，但还是可能在统治者身上发现自己的理想；除非这种能产生根本满足的关系继续存在，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尽管大众有理由对文明采取敌对态度，而众多文明又何以能长久存在。

艺术为文化单位的成员提供了不同类型的满足，尽管普罗大众无法获得，因为他们要进行疲惫的工作，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个人教育。我们很早就发现，一方面，艺术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满足来取代最古老而又最让人深刻体会的文化放弃，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的作用独一无二，能使人们愿意为文明的利益作出牺牲。另一方面，艺术创造为人们提供机会来分享备受尊崇的情感体验，从而提升了人们的认同感，因而所有的文化单位都急切需要这种认同感。当这些创造描摹出特定文化成就，并用难忘的方式把文化理想呈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时，艺术创造同时也关照了人们的自恋性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