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汁对《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的笔记(5)

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市场化准则几乎渗透于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当前这个后现代时期，传统的权威形式已经被简化成了这个商品化市场中的商品，它进一步地削弱了旧有的权威及其氛围。例如，就宗教事务而言，尽管在纪念杯、广告画和T恤衫等产品上印有教皇的形象，但在当前对于提升他的权威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又如，在英国，王室家庭、正当和政府也面临着类似的市场化过程，人们对于他们的仰慕之情也随之消退。其他的文化都遭遇着同样的商品化过程，其原有的权威及其传统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充斥市面的几乎全是些关于流行歌星、名流和体育明星等人的消息。一些人甚至宁愿去聆听流行歌星讨论关于如何吸毒，也不愿去理财政治家或主教的说教。

福特主义结构和文化，虽然常常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性，但也有其令人生厌的特征，因为它更为强调集权性的中央计划、等级性的组织机构、僵化刻板的职业形式和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而且，工作本身往往极端枯燥无味，生产过程的手工化对工人没有什么技术要求，他们只不过是标准化与规模化的生产流水线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然而，这种刻板乏味的、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业，在后福特主义时期仍然可以见到。如前所说的，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才适合于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具备相关的技术和首创精神。而且，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在让人们获得个人自由和潜在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令人忧虑的负面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共同体随之消失；新的社会分化随之产生；协作性行为方式随之弱化；社会不平等日益突出；一个下层阶级业已出现；职业越来越无稳定性；新的剥削形式不可避免；对很多人来说，与他人之间的疏离感愈加强烈。

乌尔利希·贝克（1992）认为，电视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减少了人们的社会参与性。它改变了“人们交流、体验与生活的传统环境”。正如他所指出的：“每个人都处于孤立的状态，即使在家庭中也是如此；甚至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无言以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将要变成了一群孤独的遁世者。”纵然，电视中的众多节目和画面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真实生活的替代品；“人们也可以相信他们安坐在电视机前便能获得各种不同的生活体验”（参见：Tester，1997）。

社会生活的瓦解，促使人们去寻求宗教的庇护。由于身份的同一性使然，个人化也就容易蜕变为宗教化。——鲍曼（1996）

人与生俱来就有惰性，一旦人的行为方式变得习以为常，那么，想改变它就非常困难：

无视人类与生俱来的惰性，这是社会主义者所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他们具有奴隶的习性，往往是消极服从的，并固执于既定的行为路线。他们一旦获得了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是可以忍受的生活状态，便能够满足于现状；他们不愿意改善既得的现状，宁可让他们的机能处于荒废状态，甚至丧失了用以抵御生活状态日渐恶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