霄河对《佛祖在一号线》的笔记(7)

请容我说一句实话：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不受干涉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人手一份，可另外一种自我支配的自由，却非人人可以拥有。简单而言，很多人并无“不在乎”的能力。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分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类别，而不是“在乎”和“不在乎”。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情——但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 一个人从亚当斯密哪里学到见识，而另一个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 ... 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也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作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

一个不够出色的社会与一个不够出色的BBS有共通之处，就是让人感到“懒得跟你们丫说话”。假设有这么一个体制，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里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这个体制更进一步，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整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砍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砍了去，这就是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体制不坏”常常是违心之论，“体制不可改变”也往往是欺世之谈。 ...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终于知道了机会均等、人权保障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些clack boys.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这个国家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和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送人打不过金人，就有一句自嘲的话“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比那时积极多了，凡是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我们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我们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我们安徽也有。可是人家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还是只有白发渔樵。 李海鹏这篇真的神来之笔，写得如此好，如此自然。

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都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无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传统的意义在于标记我们从何而来，但并不意味着预示我们向何而去。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告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 小时候我们看见一支空气枪就高兴，看到猪膝骨就郁闷，那么长大了之后，无论是有人对你说“年轻人，你要考虑中国国情呀”，还是又一次拿来什么泛黄的劳什子做矜贵之状，那么即便我们不直接嚷一句：“去你大爷的”！也该心里明白：这可是一阴招，这家伙若非太蠢，就是想干掉你心里的林妹妹，逼你去当和尚。 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

至少我会想，这个世界配不上一条狗。 ... 汉娜阿伦特说过残忍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某些世界里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有些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它们本性邪恶或者施虐癖，或者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正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脑袋空空如也。 我们常常误以为残忍的根源在于仇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平庸。

饶是他这个男主角这样，前文说的那个女主角那样，观众还坐在电视机钱为他们欢喜为他们忧。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长辈们，下了班就像个芋头似的粘在电视机前被恶劣的电视剧深深吸引，间或失望的嘟哝一句：“这女的演的也不像呀！”我不知道怎么从心理机制上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通俗的说，我们人民配合度太高了。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活得粗糙，对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马马虎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见识过好东西，无从比较，就更没所谓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