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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先生确信,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对老百姓有害无利。随着士绅们逐渐培养起对洋货的品味,当他们中的某些人在与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发现新的发财之路时,他们便会开始用收取地租和利息得来的钱去购买洋货。农民的手工业品失去了市场,并且通常很难将除自用之外有幸剩下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出售。无论费先生的描述是否能站得住脚,近几年到过中国的人都不难感受到某些凄凉之处,许多中国人正是带着这种凄凉来看待上海以及其他通商口岸的:在那里居住着享有特权的中国人或洋人,他们“为享受荣华富贵而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就不是被看作中国被国外的势力或意识形态所征服,而是来自传统的靠收取地租和利息生存的特权阶层和农民的内部冲突。
——雷德菲尔德《导论》引自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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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价值不再以口口相传而是通过文献时,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文字也就变得很重要,这样就有了能够识字读书的特殊人物,称之为“知识分子。”引自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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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国传统的权力体系中存在两个层次——上层有中央政府,下层有以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自治团体。(2)中央政府的权威事实上是受限的。由士绅管理的地方事务一般不受中央权威的干扰。(3)从法律上来讲,只有一条自上而下的传达皇帝命令的途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不合理的命令可以通过官府衙役、地方选择的乡约或其他此类的媒介人物而被打回。在讨论中国正式的政府制度时,通常没有认识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它是有效力的。(4)自下而上传递影响的机制是由士绅的从政或不从政的亲属或参加同批考试的朋友的非正式压力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方式,影响甚至可以直达皇帝本人那里。(5)所谓的自治团体是由当地人民实际需要中产生的,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当中央政权只征收一部分有限的赋税和劳役时,当地百姓可能会有“天高皇帝远”的感觉。但是保持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意味着,士绅通常会在当地组织中拥有决策和管事的地位。引自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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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分离直接威胁着这些从乡村获得收入并赖以为生的人,也影响了城镇经济的传统结构。为了继续保持城乡的传统关系,食利阶层有必要甚至利用武力来打通障碍。我认为这是目前内战的真正原因之一,这场内战是传统的特权阶层与拒绝执行传统义务的人们之间的斗争。随着矛盾的继续,积聚了几个世纪的敌对形势变得越来越激烈,好像中国经济结构不发生真正的变化,城乡的正常关系就不能建立起来。引自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