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小刘对《Violence and the Sacred》的笔记(2)

替代性牺牲品机制具有双重救赎性：一方面，它促进了统一性从而全面制止了暴力的发生。另一方面，它避免了共同体内流血事件的发生，从而隐藏了关于人类的真相。这一机制把真相置换到神的领域中，将其解释为神秘莫测的神。 共同体成员的内部紧张，积聚的痛苦和怨恨都转嫁到了俘虏身上。人们希望通过他的死，把有害暴力转化为宗教的慈善，并复兴已经废弃的文化秩序。……他（替罪羊）受怨恨是因为他极化了尚未置换的暴力，他受尊重是因为他置换了暴力并启动了替代牺牲品的统一机制。受害人引发的怨恨越多，引发的激情越多，这一机制发挥的功效也越大。 （这里讲的是图皮南巴人的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吃人者希望受害者表现出勇气，这样才能证明受害人是最可怕暴力的化身。…… （解释为什么要先迫使受害者融入共同体）……因为受害者属于共同体之外，同时又在同一宗教领域内，他过于异化，不能直接成为适合的祭品。如果他要真正代表原始受害人，他首先需要和这个族群建立联系，这样他才能像个“局内人”…… ……吃人仪式这一习俗，以永恒战争为基础，以保持共同体内部稳定为目的，提醒我们注意现代国家并没有垄断这些策略。它也表明永恒战争概念并不只适用于老谋深算、寡廉鲜耻的暴君，源始共同体同样也会发动永恒的战争。 阿诺德.范根纳的著作《通道仪式》（这部作品把通道仪式这个词引入了人种学研究中）区分了源始地位改变的两个显著阶段。在第一阶段，他失去他之前的地位，在第二阶段，他获得一个新的地位。 范根纳的研究有效的突出了这个过程的批判性。当他聚焦于最初地位的丧失时，我们可以想到我之前分析过的差异的丧失;我们立刻就会发现我们处于熟悉的地带中。因为如果所有的暴力都涉及一种差异的丧失，那么所有差异的丧失也都涉及暴力;这种暴力具有蔓延性。因为我们要分析我们在双胞胎案例中遇到的困境类型。宗教思维没能区分自然和文化间的差异。完全无知的现象会引发恐惧，由此，这种现象只能被当做是一种幻想:它的影响和结果并不是空想的。 ……无论这种情况多么孤立，差异的丁点消失都能使整个共同体陷入献祭危机。 这就是这些通道仪式背后蕴藏的逻辑。现在我们容易发现仪式中最奇怪的一些面向和之前理解成是“病态”或者“堕落”的变化仅仅是一些基本宗教观点的逻辑结果。不同于避免这种危机，新教徒直面危机，正如他们的前辈曾做过的那样。他不会逃脱相互斗争中最痛苦最可怕的方面，而是在一种适当的过程中服从这些可怕和痛苦。圣职志愿者必须忍受困难、饥饿、甚至折磨，因为这些考验是原始经验的一部分。在一些例子中，服从暴力还不够，还需要引发暴力。这种双重义务和"坏"的相互作用相呼应，而这种"坏"的相互作用又与献祭危机相联系。 ……任何被剥夺了应有地位的人会变成"怪异的双身"。…… ……所以，通道仪式的目的就是把由无差别的突然断裂而产生的所有萌芽状态的危机转嫁到原始危机的模型上;换句话说，使伴随着传染性暴力产生的极度不稳定性变得稳定。长期重复并行之有效的成功模式使得这些仪式逐渐变成简单的测试或实验，甚至逐渐变成“符号”和形式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仪式的献祭性质不断模糊，最终，我们以很难说清楚符号本来的所指是什么了。 ……无论潜在的危险隐藏在何处，都能在在仪式中找到补救措施;仪式始终坚持源始解决方式的重复，这是差异的再生。…… ……这并不是说通道仪式没有自己的显著特征。这类仪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危机本身为原型（而不是像别的仪式那样，以危机的解决办法为原型），这一特征让它们具有了原初性特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仪式会在普遍衰落期出现，哪怕最基础的仪式活动遭到忽略或是完全消失，这些仪式也能得以传承下来。正如我们所见，普遍结论最先消失。它的消失切断了最核心的束缚，具体地说，切断了所有仪式和普遍暴力之间的联系。这些仪式也就变得好像是为了存在而存在一样，虽然这纯粹只是一种幻想。 ……新入会的年轻人血气方刚，极易引发新的危机这一问题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 ……如果把这看成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手段以保证年轻人在其位，或者看成是富人压迫穷人的诡计就大错特错了。…… ……据说每一个真实存在的艺术作品都分享了原始过程，因为它强迫自己接受情绪，预示暴力，并慢慢表现出对一种暴力权力的尊重;也就是说，它鼓励了小心谨慎，压抑了狂妄自大。 ……矛盾的是，正是柏拉图自己对悲剧灵感本性的敏锐分析激发了他对戏剧的反对。他把戏剧看成是一扇敞开的窗户，透过它我们能看到社会价值观中黑暗和危险的起源，同时它也对市民秩序构成了挑战。在《俄狄普斯王》中，公众的注意力内在地从共同体消除自身不干净的努力上转移到了不干净本身，而诗人和诗歌倾向于支持这种不干净。就像现代很多学者一样，诗人对这种受挫的城邦在恢复其丧失的统一性的努力中从地区带来的这些不干净持暧昧态度。即使诗人没有支持可疑的诱因，他也会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讲述古代的一直受尊敬的传说，并给这些传说加上一些不虔诚的、颇具煽动性的光环。柏拉图说，城邦必须防止颠覆;因此它必须消除颠覆性因素。索福克勒斯和俄狄普斯一样，都应受到驱逐;诗人也会变成一个不干净身份的代表。 ……司法体系的根源在于生产性的暴力。…… 路易•热尔内在他的《古希腊的人类学》中对死刑这个主题进行研究。在他的讨论中惩罚和牺牲替代之间的联系已经昭然若揭。死刑处罚有两种看起来分离的形式，一种是纯粹宗教的，另一种是纯粹世俗的。在第一种情况中： 死刑处罚是消除不洁的一种方式...它使受到影响的族群变得纯洁，这个族群通常部分的或者完全的赦免对于新近发生的血腥事件中（在任何种族中，在投石这样的事件中这都是真实的）。暴力的驱逐，直到无价值的或被诅咒的个体的死亡的驱逐，还有其附加的意义：虔敬（doxotio）。事实上，杀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虔敬的行为。它使我们去思考那些古代的法典，这些法典认为杀死法外人士并不会引起不洁，或者德国法律的法规认为这种杀戮是一种公民的职责....然后，同样的，牺牲者自身起到了一种真正的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与同样会被杀死的神父-皇帝的作用相媲美。这种宗教作用可以在拉丁语关于这些牺牲者的话语中看到：神圣的祭台；以及在希腊词语替罪羊中看到。 ……第二种死刑在形式上与第一种有着很大的差异--或者可以说，缺乏形式。然而，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认识到替罪羊在宗教仪式的起源中的作用，我们就不会将它们看成是独立的制度了。在两者中都有生产性的全体一致性在起作用。在第一种中，它以一种仪式化的方法执行死刑；在第二种中，生产性的全体一致性真正地显现了出来---以一种被淡化和弱化的方式被接受（否则它的出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却是野蛮的和自发的。后一种一致性的形式逐渐发展成或许可以被看成是制度化和合法化了的乌合之众的暴力。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的祭祀已经被取消，正如伴随着或取代它的驱邪仪式一样。当所有的生产性的暴力的痕迹都被抹除，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节日。这是唯一的一种文化史学家熟悉并且认识的节日，然而为了了解其演变他们必须明白这种节日的仪式的起源。 ……（驳黑格尔001）人类社会并非如黑格尔声称的那样，始于“奴隶”对于“奴隶主”的恐惧，而是如涂尔干所说始于宗教。 在从宗教制度到世俗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从暴力中脱离出来并且最终忽略了它；但是人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与暴力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