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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创造自然
61岁的杰斐逊腰板笔挺,“直如枪杆”。这个高高瘦瘦、举止有些笨拙的男人,有着农夫特有的红润脸颊和钢铁般结实的体魄。他既是一个年轻国家的总统,又是蒙蒂塞洛庄园的主人。庄园占地广阔,位于弗吉尼亚蓝岭山脉的山麓中,在华盛顿西南方向约100英里处。虽然他的妻子早在20年前去世,杰斐逊仍享有亲密的家庭生活,尤其喜欢和他的七个小孙子、小孙女待在一起。朋友们注意到,杰斐逊谈天时经常让孩子们爬到他的膝上。洪堡到达美国时,杰斐逊正在为几周前去世的小女儿玛丽亚哀悼:她于1804年4月诞下一名女婴后去世。他的另一个女儿玛莎长期居住在白宫,后来带着她的孩子们搬到蒙蒂塞洛定居。 杰斐逊讨厌荒废时间。他每天黎明起身,同时翻阅若干本书籍,处理大量通信。为了备份通信记录,他专门买了一台复印信件的机器。他没有一刻能够安闲下来,还曾经告诫女儿:空虚无聊是“生活中最危险的毒药”。18世纪80年代,独立战争结束后,杰斐逊作为美国驻法国大使在巴黎生活了5年。利用这一机会,他广泛游历欧洲,带回了大量新书、古籍与新观念。他称自己为“嗜书如狂”所苦,会不停地购买和阅读书籍。在欧洲期间,他还在公务之暇参观了英国最精巧的花园,以及考察比对了德国、荷兰、意大利与法国的农业技术。 1804年是杰斐逊政治生涯中的巅峰时期。他起草过《独立宣言》, 当选了美国总统,并于1804年年底以决定性优势再次当选,开始他的第二届任期。在他的主持下,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为国家未来向西扩张奠定了基础。1只花了1500万美元,杰斐逊就将国家的地盘扩大了一倍:西起密西西比河,东至落基山脉,北起加拿大,南至墨西哥湾,8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被纳入新的国家版图。杰斐逊刚刚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 进行首次横跨整个北美洲大陆的陆路考察。考察的任务将囊括杰斐逊所有感兴趣的领域:他亲自写信指导他们收集植物、种子与动物;探险家们还将土壤情况与印第安人的耕作方式报告给他,并测绘土地与河流。 洪堡来得正是时候。美国驻古巴领事文森特·格雷(VincentGray) 已经照会麦迪逊,力主他与洪堡会面。因为洪堡了解很多关于墨西哥的有用信息,而在路易斯安那购地计划成功后,墨西哥就成了美国南面的新邻国。 到达费城后,洪堡就与杰斐逊总统通过信件建立了联系,杰斐逊邀请他前往华盛顿。杰斐逊在信中说,自己受到了激励,因为一直都“对这个新世界寄托了更特别的希望,愿它能呈现人类境况得到改良后的一面”。于是,洪堡、邦普兰和蒙图法尔于5月29日乘坐运送邮件的马车离开费城,向西南方向前进,去往150英里外的华盛顿特区。 杰斐逊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农夫和园丁,而非政治家。他说:“没有什么比翻耕泥土更让我愉快的事了。”在华盛顿的时候,杰斐逊每天都驱车去往附近的郊野,从而可以从烦琐的政务通信与会议中透口气。 而他最渴望的还是重返蒙蒂塞洛庄园。在第二届任期末尾,他表示:“挣脱了权力的束缚,我觉得比一个刚刚解开锁链的囚犯还自由。”这位美国总统喜欢在沼泽地区徒步跋涉、攀岩、采集树叶或种子,讨厌参加内阁会议。一位朋友称他不会错过仔细观察任何一种植物的机会,“从最不起眼的野草到最高大的树木”。杰斐逊对植物学与园艺的热爱尽人皆知,驻外大使们甚至纷纷从世界各地为白宫寄来奇花异草的种子。 园艺学、数学、气象学、地理学……杰斐逊对一切科学都感兴趣。他迷恋化石拼成的骨架,特别是乳齿象的——这种已经灭绝的巨兽, 一万年前曾漫步在美洲内陆之上。杰斐逊总统的图书馆有数千册藏书, 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弗吉尼亚州小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书中描述了当地的经济与社会、自然资源与植物种类,全书更是对弗吉 尼亚风景的礼赞。 像洪堡一样,杰斐逊博通各门学问,对各类知识了如指掌。他热衷测量,编订了大量列表,其中包括在蒙蒂塞洛种植的几百种植物,还有每日的气温记录。他记下楼梯的阶数,为孙女们写给他的信编定了一本 “登记簿”,总会在衣兜里装一把尺子。他的头脑似乎一刻都不停歇。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总统使得杰斐逊时代的白宫成了一个科学中心,植物学、地理学与野外考察成为晚餐时的热门话题。他还兼任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那是富兰克林于革命前建立的,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科学组织。 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杰斐逊“是一位开明的哲学家、杰出的博物学家、地球上的第一位政治领袖、科学的挚友与荣光……我们的国父、自由的 忠实守护者”。他急切地期待与洪堡见面。引自 政治与自然: 托马斯·杰斐逊与洪堡
从费城出发三天半之后,洪堡一行于6月1日晚到达华盛顿。次日早晨,洪堡在白宫见到了杰斐逊。总统在自己的书房欢迎了这位34岁的科学家。这间私人书房中还存有一套木工用具,因为杰斐逊喜爱机械和制作小物件,从发明旋转书架到改造锁、钟表和科学仪器,无所不能。窗前摆放着的花盆里盛开着玫瑰和老鹳草,都经由杰斐逊悉心照料。墙上装饰着地图和表格,书籍满架。二人一见如故。 在接下去的一周中,洪堡与邦普兰穿梭在诸多会议与晚宴之中,每个人都期待认识这两位勇敢的探险家,听他们讲述旅行中的故事。一位宾客说,洪堡成了“所有人关注的对象”。帮忙安排此次行程的费城画家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准备了很多洪堡(还有邦普兰)的剪影,分发给众人,还给了杰斐逊一份。美国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在结识洪堡后称,聆听洪堡的故事有如享受“一场精彩绝伦的知识盛宴”。次日,洪堡参观了位于首都以南15英里处的维农山庄,那是乔治·华盛顿的庄园。虽然华盛顿已于四年半前去世,但维农山庄已成为旅游胜地,连洪堡都想一睹独立战争领袖的家园。国务卿麦迪逊在那里举办了一场欢迎洪堡到来的宴会,他的夫人多莉·麦迪逊(Dolley Madison)坦言,自己为洪堡的魅力所倾倒:“在场的所有女士都爱上了他。” 见面时,杰斐逊、麦迪逊和加勒廷急切地向洪堡询问墨西哥的情况,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三人都没有去过这片西班牙殖民地。对照着地图、统计数据和笔记本,洪堡向他们讲述南美洲的民众、庄稼与气候。通过反复计算精确的地理位置,洪堡极大地改进了现有地图的精度。他对这些新朋友说,旧地图上标错了一些地方,纬度上的偏差高达2°(约140英里)。加勒廷兴奋不已,他对妻子说,洪堡一个人对墨西哥的了解已经超出某些欧洲国家所掌握的信息。而且,洪堡允许他们抄写自己的笔记、复制他绘制的地图。美国政治家们赞赏洪堡“惊人”的博学程度,并毫无保留地回答他关于美国的问题。 几个月来,杰斐逊已经尽可能地收集了关于新收购的路易斯安那地区以及墨西哥的信息,现在却一下子获得了他不曾料想到的丰富情报。西班牙人对他们的领地监视严密,几乎不准许外国人在殖民地旅行。洪堡到来之前,杰斐逊几乎一无所获。位于墨西哥城和哈瓦那的殖民地档案馆对美国人防范有加,驻华盛顿的西班牙大使更是守口如瓶——但现在,洪堡将足够的信息带到了他们面前。 加勒廷注意到,洪堡的语速“是普通人的两倍”。他讲英语带有德语口音,还能讲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讲话时混杂了这几种语言,滔滔不绝”,就像“喷涌着丰沛水流的知识源泉”。两小时内,他们从洪堡那里学到的东西比读两年书学到的还要多。加勒廷认为,这是一位“十分杰出的人物”。杰斐逊也同意,称他为“我们时代最具科学精神的人”。对杰斐逊而言,最急迫的事务莫过于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问题。西班牙人将边界定在萨宾河,也就是今天得克萨斯州的东缘,而美国人坚持认为边界应该定为得克萨斯西侧的格兰德河。因此,两河之间的广袤土地(包括今天得州全境)成为争夺的焦点。当杰斐逊问起“在那两条线之间”的原住民人口、土壤及矿藏时,洪堡毫不犹豫地贡献出了自己在西班牙王室保护下、持有特别准许而获取到的观察结果。他相信应该慷慨地探讨学术,自由地交流信息。他坚持科学研究高于国家利益,并奉上重要的经济情报。杰斐逊称他们同属于“知识共和国”,并借用约瑟夫·班克斯的话,“即便他们的国家彼此为敌”,科学界永远是和平的。当然,这样的共识正合杰斐逊总统之意。 洪堡将19页密密麻麻的摘记交给杰斐逊,按小标题整理内容,包括“统计年表”“人口”“农业、手工业、商贸”“军事”等。他还附上了两页关于墨西哥边境区域的信息,尤其针对杰斐逊的兴趣,介绍了处于萨宾河与格兰德河之间那块有争议的土地。杰斐逊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迎来过如此令人激动且带着丰厚礼物的来宾了。不到一个月,他便召集内阁会议,讨论美国对西班牙的战略,而他们从洪堡处获得的情报数据将左右谈判桌上的进程。 洪堡之所以乐意帮忙,是因为他颇为仰慕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正在不断地接近一个“完美的社会”,而欧洲仍然被君主制度和专制政权笼罩着。他甚至不在乎华盛顿夏天令人难耐的潮湿,因为“呼吸自由的空气最美好”。他反复说明,自己热爱这片“美丽的土地”,希望以后再回来进行更多的考察。 在华盛顿的这一周里,他们谈论自然与政治——从庄稼、土壤谈到左右国家命运的力量。洪堡和杰斐逊一样,相信唯有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共和国才能带来幸福与独立。与此相对,殖民主义只会带来破坏和灭亡。西班牙人为了黄金和木材而来到南美洲——“通过暴力或者交换”而获得;洪堡认为其中的动机只是“没有餍足的贪婪”。西班牙人毁灭了古老的文明、原住民部落和庄严的森林。洪堡描绘的南美洲充满了残酷现实的生动细节,一切都有事实、数据和统计结果作支撑。在墨西哥考察矿井时,他不仅调查了当地的地质条件和产量,更注意到矿业如何使当地的大量居民陷入困境。他在考察一处矿井时震惊地发现,原住民工人被迫在一次轮班中肩挑巨石,登上23000多级台阶。他们被当作“人肉机器”来使用,虽无奴隶之名,却有奴役之实。这种特定的劳役制度可以让西班牙雇主支付极少的工资,甚至分文不给。与此同时,劳工还不得不从殖民当局手中购买物价飞抬的商品,从而陷入负债与人身依附的恶性循环。西班牙国王甚至垄断了基多、利马和其他殖民地城市的雪,只为给富裕的精英阶层制作沙冰。“从天而降”的东西居然也要归西班牙王室所有,洪堡认为这实在太荒谬。在他看来,殖民政府的政治与经济运转的根基是“不道德的”。 在旅行中,洪堡常感到很惊讶,因为殖民地官员(以及他们的向导、旅店老板和传教士)总是劝说他去寻找珍贵的金属和宝石。作为一个曾经的矿井监察员,洪堡费尽口舌地解释那不是他的目的:脚下的土地“只要稍加耕作就有丰厚收获”;他问道,那这样的话,要金子和宝石有什么用呢?这是唯一一条通向自由与繁荣的道路吗?洪堡已经目睹了太多饥饿的人群,也目睹了许多曾经肥沃的土地因过度使用而变得贫瘠。例如,他在阿拉瓜山谷中的巴伦西亚湖地区发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对颜色鲜艳的衣物的追求,导致了当地的贫穷与对外 界的依赖,因为木蓝(生产靛蓝的植物)取代了玉米和其他作物。他注意到,木蓝会比其他作物更快地“耗尽土壤中的养分”。土地已经变得贫瘠。他预测,再过几年,这里将寸草不生。土地被不断地开发,就像被逐渐掏空的矿井一样。 后来在古巴,洪堡又发现,这片岛屿的大部分原始植被已经被蔗糖种植园取代。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经济作物取代了“能为土壤补充营养的蔬果作物”。除了蔗糖,古巴几乎不生产任何东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从其他殖民地进口食物,“整座岛屿就会陷入饥饿”。这就会导致依赖性和不公正的产生。与此类似的是库马纳地区的情况。当地的居民种植了太多蔗糖和木蓝,因而不得不从海外进口本来可以自己种植生产的食物。洪堡认为,单一栽培经济作物无法创造一个幸福社会,真正需要发展的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以粮食为本,杂植其他类作物,例如香蕉、藜麦、玉米和马铃薯。 洪堡第一次揭示了殖民主义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他的思绪总是回溯到作为复杂生命网络的自然,但也会将人类扮演的角色放在其中考量。在阿普雷河的时候,他目睹了西班牙人试图控制每年都会泛滥的洪水而修筑堤坝,却因此造成了更大的破坏。他们还砍伐河岸上原本“紧密相连的树林”,奔涌的河水却因此每年都冲刷掉更多泥土。在墨西哥城所在的高原上,他观察到,补给当地灌溉系统的湖泊慢慢缩成了一个浅浅的水塘,谷地部分也进而变得荒芜。洪堡总结道,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几乎总是水利工程师所做的愚蠢且短视的决定造成了相似的灾难。 他将自然、生态问题、帝国的权力与政治放在一起权衡轻重。他批评不公平的土地分配、过于单一的栽培方式、针对原住民部落的暴行,以及当地人所处的恶劣工作环境——这些至今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此前在矿井工作的经历使洪堡对开掘自然资源有着独特的见解,尤 其是矿业对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影响。例如在墨西哥,他发现当地经济几乎完全依赖单一经济作物与矿业,从而使整个国家都受制于浮动不定的国际市场价格。他认为:“唯一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增加的,是农业生产积聚的资本。”他确信,殖民地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来源于“欧洲人不明智的举动”。 因为“所有人都为自由而生”。自然是洪堡最好的老师,它教给洪堡最重要的一课便是自由。洪堡说,“自然是自由之域”,因为自然的平衡要靠多样性来维持,而这可以看作是政治与道德真理的蓝图。一切事物——从最不起眼的苔藓或昆虫, 到大象或高耸的橡树——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它们又会共同作用,组成一个整体。人类在其中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引自 政治与自然: 托马斯·杰斐逊与洪堡
洪堡在巴黎焦急地关注着南美洲的局势。他给美国政府高官写信,敦促他们帮助南方的同胞,并抱怨他们回复得太慢。一位住在巴黎的美国将领建议杰斐逊将洪堡的请求当作紧急事务来处理,因为他的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一位欧洲人”。 在当时的欧洲和北美洲,没有人比洪堡更了解南美洲——他是这一方面的绝对权威。关于这片当时不为人所知(“令人羞愧的无知。”杰斐逊语)的大陆,他的著作中蕴藏了丰富的信息。其中格外受到关注的是一部名为《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的书稿。全书共5卷,于1808—1811年间陆续问世,刚好赶上举世瞩目的南美洲独立运动。 洪堡定期将刚出版的新书寄给杰斐逊。这位前总统仔细地通读全书,尽可能地增进对发生起义的殖民地的了解。他告诉洪堡:“我们关于他们的知识几乎全部拜您所赐。”杰斐逊和他的政治盟友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希望看到自由的共和国制度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去;但与此同时,给一个立足未稳的南美洲新政权提供官方支持要冒极大风险,何况那可能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经济竞争对手将在南半球崛起。杰斐逊相信,与“实际可行的选择”相比,美国并不期望南美洲的局势如此发展;他不希望殖民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而更希望保留现有的格局,分为多个小国——因为“倘若形成一大片国土,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强邻”。 杰斐逊并不是唯一一个从洪堡书中获取情报的人:玻利瓦尔也急迫地翻阅着这些书,因为关于这片他想要解放的大陆,绝大部分是他完全不了解的。在《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中,洪堡不厌其烦地将他对地理、植物、种族冲突、西班牙人所作所为的观察与殖民统治对环境的影响联系起来,并交代了手工业、矿业和农业的劳工处境。他提供了财政收入、军事防御以及道路和港口的相关信息,并附上大量的数据表格,从银矿产量到农田收成,以及各殖民地商品进出口的总额。 洪堡在这部书中清晰地陈述了若干观点:殖民主义对民众和环境造成了灾难;殖民地社会建筑在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之上;原住民不是野人,也不是野蛮人;和欧洲人一样,殖民地居民完全有能力进行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和手工业生产;南美洲的未来将基于自给自足的农业,而非单一经济作物的栽培或采矿。虽然讨论的范围仅及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但洪堡总是将他的数据与欧洲、美国和其他南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对比。正如将植物放在更大的生态环境中研究,进而去发现遍及全球的分布规律,他揭示了殖民主义、奴隶制与经济生产之间的联系。《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并非一部普通的游记,也不是频繁赞美壮丽风景的旅游指南,而是一部充满事实、数字并附有翔实数据的手册。因为考虑到该随笔详尽而令人压抑的严谨,该书英文版的译者在前言中写道:这本书“可能会让读者感到疲劳”。不过不出意外,洪堡为此后的著作更换了另一位英文译者。 这位受到卡洛斯四世特许进入西班牙南美洲殖民地的访客,现在却回过头来对殖民统治发表激烈的批评。洪堡告诉杰斐逊,他的书中充满了“个人独立情感的表达”。他指责西班牙人在种族之间挑起仇恨,例如传教士残酷地对待印第安原住民,并对“原住民应该受到谴责”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态度”。帝国统治从殖民地榨取原材料,每到一处都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环境。他认为欧洲殖民地政策残酷且不正当,南美洲已经被其征服者破坏殆尽。欧洲人对财富的渴求给拉丁美洲带来了“权力的滥用”。 洪堡的批评基于自己的观察,辅以殖民地学者提供的信息;此外,他还从墨西哥城与哈瓦那的政府档案中获取了大量统计资料和人口数据。返回欧洲之后,洪堡重新审视这些成果,并逐步发表。《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是第一步,接下去便是《关于古巴岛的政治随笔》。 洪堡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强烈谴责揭示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气候、土壤、农业与奴隶制度、人口、经济密切相关。洪堡称,唯有等到“打破 可憎的垄断制度的那天”,殖民地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并达到自给自 足的水平。他坚持认为,是“欧洲人的野蛮行径”催生了这个不公正的世界。 1815年9月,玻利瓦尔在所谓的“牙买加书简”中提到了老朋友洪堡,称赞他对新大陆的了解有如百科全书般全面、透彻,是南美洲问题当之无愧的权威。四个月前,西班牙舰队抵达南美洲,玻利瓦尔逃亡到牙买加。在这些书简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未来的展望。他十分赞同洪堡对殖民主义造成的破坏的批评,并写道:这里的人民遭受奴役,囿于经济作物的栽培和矿产的开采,一切都只为满足西班牙人无休止的贪欲;但即便是最富饶的土地和最丰富的矿井,也“永远无法满足那个贪婪的国家”。他警告道,西班牙人已经对大面积的土地造成了破坏,“这片土地正在变成荒漠”。 洪堡在书中写道,有些农场的土壤极其肥沃,只需稍微耙一耙便能获得极好的收成。玻利瓦尔以近乎一致的方式质问道,那么为何这片天然资源如此丰富的土地,竟会长久地陷于压迫和受支配的地位。同样,在《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中,洪堡认为封建制度的罪恶正从北半球传播到南半球。玻利瓦尔也在书简中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控制比作“一种封建的所有制”。但他坚持认为,革命者们会继续抗争到底,因为那条捆缚他们的锁链已经被击碎。引自 革命与自然: 西蒙·玻利瓦尔与洪堡
玻利瓦尔同时意识到,奴隶制度是牵动冲突进程的中心。与博韦斯及其“地狱军团”进行的艰苦内战给了他一个重要的教训:自己所代表的克里奥尔种植园主集团,其财富建筑在奴隶的劳力之上;因此,如果不能将奴隶们争取过来,那么他们将继续与他为敌;而没有奴隶们的帮助就不会有革命。在一场针对他的刺杀行动失败后,玻利瓦尔继续流亡海地。在那里,他与海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er Pétion)讨论了相关问题。 海地原本是法国殖民地。1790年初,奴隶们发起暴动,并于1804年宣告独立。海地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佩蒂翁是混血族裔,其父亲是一位法国富商,母亲拥有非洲血统。他是唯一答应帮助玻利瓦尔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佩蒂翁保证提供武器并派出战船,但条件是必须解放奴隶。玻利瓦尔同意了,他说:“奴隶制是黑暗的女儿。”在海地停留三个月后,玻利瓦尔带领一支佩蒂翁派遣的小型舰队向委内瑞拉进发,上面满载着弹药、武器和兵士。他们于1816年夏天登岸。登岸后,玻利瓦尔马上宣布,所有的奴隶将获得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他花了不少力气去劝说克里奥尔精英阶层接受这一计划。3年后,他仍感到奴隶制度如同一层黑纱笼罩着整个国家。他再一次以自然现象作为比喻写道:“乌云密布,暗无天日,一切都预示着将有烈火从天而降。”玻利瓦尔解放了自己庄园的奴隶,并承诺凡是加入军队的奴隶都可获得自由。但是等到10年后,也就是1826年,他才将完全废除奴隶制度写入玻利维亚宪法。不过,即使是当时公认开明的美国政治家杰斐逊与麦迪逊,他们自家的庄园尚且还拥有数百名奴隶,因此玻利瓦尔的决策可谓大胆。洪堡在南美洲目睹了库马纳附近奴隶市场的悲惨景象,之后便成了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十分欣赏玻利瓦尔的决定,在此后的一部著作中称赞玻利瓦尔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与美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后数年,洪堡都在巴黎关注拉丁美洲的动态。革命形势起起落落:玻利瓦尔慢慢地将各地反抗西班牙人的武装组织联合起来。革命军控制了部分区域,但各地相隔遥远,并且缺乏统一的调度。例如在亚诺斯平原,博韦斯于1814年去世,一位名叫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的领袖继之而起,赢得了亚诺斯人民的支持,却倒向了共和国军一边。1818年初,他带领1100名勇猛的亚诺斯骑兵与徒手带着弓箭的印第安原住民,在开阔的草原上击败了4000多名训练有素的西班牙军人。这些久经风雨、不修边幅的大汉是最有战斗力的骑士。在城市中长大的克里奥尔人玻利瓦尔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领袖,但他们最终还是给予他足够的尊重。身高五英尺六英寸的玻利瓦尔,体重只有130磅,可算是十分瘦弱;但他在马背上表现出的惊人耐力和力量,为其赢得了“铁骑”的绰号。无论是将双手缚在背后游泳,还是从马头方向一跃下马(看到亚诺斯人这样做之后,他也开始练习),玻利瓦尔的英勇表现都让派斯的部下对他刮目相看 洪堡大概已经认不出玻利瓦尔了:那个身着时髦衣饰、毫无顾忌地游荡在巴黎的年轻人,现在却习惯穿着简朴的外套和黄麻鞋。虽然才30多岁,但他的脸庞已经有了皱纹,皮肤暗黄,不过目光炯炯有神,讲话时拥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几年内,玻利瓦尔失去了他的种植园,并数次被迫流亡;他对部下不留情面,但对自己也一样。他经常裹着斗篷直接睡在地板上或整日骑着马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即使这样,他晚间仍有精力阅读一些法国哲学家的著作。加拉加斯所在的委内瑞拉北部,以及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大部分仍由西班牙人控制,但玻利瓦尔在东部省份与奥里诺科河沿岸取得了不少胜利。革命的进程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但他相信,在已解放的地区实行选举与制定一部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国会在奥里诺科河畔的安 戈斯图拉(今天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城)召开;这里也是20年前,洪堡和邦普兰在探寻卡西基亚雷河的艰苦旅行后患上热病的地方。既然加拉加斯仍被西班牙人占据,安戈斯图拉便成了共和国的临时首都。1819年2月15日,26位与会代表在一幢原政府所在地的简朴砖房中集会,聆听玻利瓦尔关于未来计划的报告。他公布了自己在奥里诺科河上航行时起草的宪法,并再三强调种族与阶级、各殖民地团结的重要性。 在安戈斯图拉的演说中,玻利瓦尔提醒他的同胞们,这是在为一片 “壮美而充满活力”的大陆而奋斗,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地方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他谈到自己的灵魂升上高空,从而可以纵览这片广袤土地的未来景象——一个将西岸与东岸团结在一起的整体。玻利瓦尔说,自己只不过是“革命飓风中的一介玩偶”,但他决心继续追逐自由南美洲的梦想。1819年5月底,也就是对国会发表演讲的三个月后,玻利瓦尔调动全部兵力,下定决心开始一场横跨大陆的远征:从安戈斯图拉出发,解放新格拉纳达。他的麾下有派斯的骑兵、印第安人、被解放的奴隶、梅斯蒂索人、克里奥尔人,还有妇女和儿童。此外,不少英国退役军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加入玻利瓦尔的军队——成千上万的士兵从欧洲战场返回家乡,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玻利瓦尔派驻伦敦的非官方使节不仅努力地在国际上争取对革命的支持,更积极地招募这些失业老兵。5年内,多达5000名军人——所谓的英国军团——从英伦三岛抵达南美洲,一并带来50000支来复枪和毛瑟枪,以及数百吨军火。有些人出于政治理念而决定前来,有些则是为了钱。但无论怎样,玻利瓦尔的运气正在慢慢好转。这支奇特的混合军队在其后的几星期内实现了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冒着倾盆大雨一路向西,穿过洪水泛滥的亚诺斯平原,向安第斯山脉行进。当他们从小镇皮斯瓦翻过壮观的山脊时,鞋底已经磨破,很多人的裤子也被磨破,只好裹着毯子继续前进。他们赤脚走路、饥寒交迫,最终战胜了坚冰和稀薄的空气,登上了13000英尺的高峰,然后下山向敌人的核心营盘迎去。数日后,也就是7月底,他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西班牙皇家部队,挥舞着长矛的亚诺斯人与冷静而坚决的英国军团让敌人闻风而逃。玻利瓦尔有如神助一般,随时出现在任何需要他的地方。 他们相信,如果能够活着翻越安第斯山,那么就一定能击败西班牙军队。于是他们真的这样做了。1819年8月7日,为几天前的胜利所鼓舞,玻利瓦尔军在博亚卡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当他们沿着山坡冲锋而下时,西班牙皇家军队闻风丧胆,转身奔逃。扫除了通往波哥大的障碍,玻利瓦尔指挥军队“如闪电般”进军首府。一位军官这样形容当时的玻利瓦尔:策马飞奔,衣襟敞开,袒露胸膛,长发在风中飞扬。他们占领了波哥大,也意味着新格拉纳达获得独立。同年12月,基多、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宣布合并,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由玻利瓦尔出任总统。 在此后的几年中,玻利瓦尔继续征战。1821年夏天,他收复了加拉加斯;1822年6月,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基多。20年前,就在同样的路线上,巍峨崎岖的景致极大地激发了洪堡的想象力。玻利瓦尔从未到过南美洲的这片土地。山谷里的肥沃土壤滋养了无数大树,树上开满了奇异花朵,香蕉树上也结满了果实。更高处的平原上有小群羊驼,神鹫在高空中借着风势轻盈地盘旋。基多以南,火山一座接一座矗立在山谷两旁,如同一条天然大道。玻利瓦尔感叹道,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自然如此丰厚的馈赠”。虽然眼前的风景十分美好,但他也意识到自己多年来所放弃的安逸农场生活,回归田园,享受美景。他被这番雄伟的景观深深地打动,并将自己的情感付诸文字,写下了一首抒情诗,题为《钦博拉索峰顶的呓语》。在这首诗中,解放拉丁美洲的历程化作了一个寓言。在这首诗中,玻利瓦尔想象自己跟随洪堡的足迹,一步步地登上雄伟的钦博拉索峰,并将这座火山比作与西班牙殖民者进行的斗争。到了高处,他将洪堡的足迹留在身后,踏着更高处的积雪继续前行。在稀薄缺氧的空气中,每走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玻利瓦尔眼前出现了时间扭曲的幻觉。他发着高烧,在近乎昏晕时看到过去和未来似乎都在自己面前涌现。高高的苍穹之上是永恒,他大喊道:“我用双手抓住永恒,脚下是滚烫的炼狱牢笼。”玻利瓦尔俯瞰大地,借钦博拉索峰比喻自己的人生,称它嵌入了南美洲的历史时空。他就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这个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崭新国家,大哥伦比亚就是他自己。他是殖民地的救赎者,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钦博拉索玄冰覆盖的山坡上,玻利瓦尔以这句话作为诗的终结:哥伦比亚用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呼喊。 钦博拉索峰成了玻利瓦尔赋予革命和自身命运的重要隐喻,这并不令人惊讶——直到今天,这座山峰还在厄瓜多尔的国旗上。玻利瓦尔又一次从自然界中汲取灵感,借此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与信念。3年前,他曾对安戈斯图拉的国会成员说,自然给了南美洲如此丰厚的宝藏。他们将让旧世界看到新世界的威仪。而钦博拉索峰(不久前刚因为洪堡的著作而驰名世界)恰好成了革命精神的最好象征。玻利瓦尔致信自己旧日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邀请他“来钦博拉索峰”,亲眼看一看这架通往神界的阶梯,这个新世界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然堡垒。玻利瓦尔说,站在山顶可以让人不受遮蔽地看见过去和未来。钦博拉索峰是“自然界的王座”,万夫莫开,永恒屹立在天地之间。1822年,也就是创作《钦博拉索峰顶的呓语》时,玻利瓦尔的声望到达了顶峰。他统领着南美洲将近100万平方英里的国土,其领土面积甚至比拿破仑帝国最盛时还要大。南美洲北部的各殖民地——相当于今天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只有秘鲁还处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但玻利瓦尔还有更深远的设想:他梦想建立一个泛美洲联邦,从巴拿马的地峡一直到秘鲁总督辖区的最南端,西起太平洋海岸的瓜亚基尔,东至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岸。他表示,这样的联邦就像“一个巨人”,“一个眼神就能让大地颤抖”。这样强大的邻国正是杰斐逊所忌惮的。一年前,玻利瓦尔给洪堡写了一封信,强调其对南美洲自然界的描述有多么重要。洪堡动人的文字将他和其他革命者从无知中“连根拔起”。他写道,这些文字让他们从此为自己出生的大陆感到自豪。他坚持认为,洪堡称得上是“新世界的发现者”。事实上,玻利瓦尔呼唤同胞们团结起来进行抗争的宣言,也很可能受到了洪堡痴迷火山的影响:“一座伟大的火山躺在我们脚下……奴役的枷锁即将打破!” 引自 革命与自然: 西蒙·玻利瓦尔与洪堡
得知洪堡去世消息当天,25岁的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十分苦闷。海克尔在给未婚妻安娜·泽特(Anna Sethe)的信中写道:“啊,我心中活着两个灵魂。”此处,他借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著名意象:浮士德在对尘世的眷恋和对飞升天界的渴望之间踟蹰徘徊,而海克尔则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左右为难。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以心灵感知自然,还是以一位科学家的视角去探究自然世界。洪堡的著作给予了海克尔最初的启发,引导他从小热爱自然、科学、探索与绘画。这位伟人的去世在海克尔的心灵深处引发了一场危机。 海克尔当时正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试图取得一些动物学上的新发现,从而帮助自己进入德国学术界。然而科学上的研究进展十分不顺:他本想研究海胆、海参和海星的解剖学结构,但无法在那不勒斯湾找到足够的活体样本。与海洋生物学上的丰富收获相比,意大利的优美风景 更让他心旌动摇。自然向他呈现了“一场诱人的盛宴”(如其所言),犹如东方国度的盛大集市。所以,为何还要努力成为一名科学家,去从事那些整天幽闭在室内的研究工作?海克尔告诉安娜,自己十分苦闷,好像听到“魔鬼梅菲斯特的大声嘲笑”。 在这封信里,海克尔通过洪堡的自然观来审视自己的迷茫。他该如何协调自己细致的科学观察与“以整体来把握自然”的冲动?他该如何让自己对自然的艺术欣赏和科学真理结合在一起?洪堡曾在《宇宙》中写道,知识、科学、诗歌与艺术感受之间存在一以贯之的纽带;海克尔不确定该如何在自己的动物学研究中应用这些思想。动物和植物世界挑起他的好奇心,邀请他来解开其中的奥秘,但他不确定应该通过什么来 探究谜题:是一杆画笔,还是一台显微镜?如何才能找到确定的答案? 对海克尔来说,洪堡的去世标志着自己生命中一段布满不确定性的时光之开端。在接下去的一段日子里,他将开始寻找自己真正的志业。同时,这也是他充满愤怒、危机和悲痛的职业生涯的开始。在海克尔的一生中,死亡将成为驱使他不断前行的力量,但并不是引他走向静止和停滞,而是鞭策他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勇猛地追寻,不顾后世对他的评价。死亡还让海克尔成为那个时代最卓越,也最富争议的一位科学家——一位在艺术界和科学界都留下深远影响的人,并将洪堡的自然观 带入20世纪。 洪堡带来的深远影响贯穿了海克尔的一生。1834年,也就是洪堡开始撰写《宇宙》的这一年,海克尔在波茨坦出生,童年时期便开始阅读洪堡的著作。海克尔的父亲供职于普鲁士政府,但对科学很感兴趣,经常晚上和家人一起阅读科学刊物,并相互读诵。虽然从未见过洪堡本人,但海克尔自小便沉浸在洪堡笔下的自然当中。他很欣赏洪堡对赤道地区的描述,并且也梦想着成为一名探险家,但父亲计划让他走上一条更传统的职业道路。遵循父亲的意愿,18岁的海克尔进入位于巴伐利亚地区维尔茨堡的医学院,准备成为一名医生。在那里,他常常思乡,倍感孤独。结束白天漫长的课业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宇宙》。每天晚上他都会翻开久经摩挲的书页,沉浸在洪堡笔下的奇妙世界里。如果没在阅读,他就在林中漫步,追寻独处的时光,并寻找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这位高高瘦瘦的英俊少年有一双闪亮的蓝眼睛。他每天跑步、游泳,和洪堡年轻时一样,喜爱运动。 海克尔从维尔茨堡给父母写信,信中提到“大自然中的赏心悦事简直令我开心得难以言表……所有忧虑都瞬间消散”。他描写鸟儿的温柔歌唱、微风轻拂树叶;他仰望天空中的霓虹,俯瞰云影离合下的山丘。有时,散步归来的他会带回一大把常青藤,然后把它们编成花环,挂在房间里的洪堡肖像上。他多么希望搬到柏林去,离心目中的英雄近一些。1853年5月,刚到维尔茨堡几个月的他就给父母写信,说想参加柏林地 理学会的年度晚宴,因为洪堡应该也会出席。哪怕只能远远地望上洪堡一眼,海克尔“最热切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次年春天,海克尔被安排去柏林修习一个学期。虽然没能见到洪堡,但他却找到了新的崇拜对象。海克尔选修了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动物学家约翰内斯·穆勒(Johannes Müller)开设的比较解剖学课程。穆勒当时正在研究鱼类和海洋无脊椎动物,常常在课堂上生动地讲述在海边采集标本的故事。海克尔听得如痴如醉,当年夏天就去了位于北海的黑尔戈兰岛。白天,海克尔在户外游泳,捕捉海洋生物。他仔细地欣赏自己捕捞上来的水母:它们透明的身体上有着浅浅的有色径向水管,长长的触 须优雅地在水中漂动。当他网到一只特别美丽的水母时,海克尔决定选 择它们作为自己最心爱的动物,同时,他也找到了自己真正倾心的学科: 动物学。 虽然海克尔遵从父命继续攻读医科,却再也不打算成为一名医生。他喜爱植物学和比较解剖学,也喜欢海洋无脊椎动物和显微镜、登山、游泳、绘画、素描,但就是不喜欢医学。他越广泛地阅读洪堡的著作,就越欣赏和喜爱这位伟大的人物。在探望父母的时候,海克尔随身带了一本《自然之观点》,并请母亲代为购买一套《旅行故事》,以满足自己的“执念”。他从维尔茨堡的大学图书馆借出十几本洪堡的著作,涵盖了植物学专著和附有壮观铜版画的大开本《美洲山系一览》(书中描述了拉丁美洲的风景与历史遗迹)——海克尔称其为“豪华、珍贵的版本”。他还央求父母将和《宇宙》配套出版的地图册作为圣诞礼物寄给他,因为与语言相比,自己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图像。 有一次去柏林游玩,海克尔拜访了洪堡家族的故居——泰格尔宫。尽管洪堡并不在附近,但晴朗的夏日令人心旷神怡。海克尔在洪堡童年时曾经嬉戏的湖中游泳,静静地坐在岸边,一直等到月亮缓缓升起,看着如练的银光洒满湖面。这是他距离洪堡最近的一次经历。他想跟随洪堡的足迹到南美洲去。这也许是妥善协调他心灵中两个相互冲突的灵魂的唯一出路——“理性人”和听从“感觉与诗意”的艺术家。海克尔确定,当一名探索自然的博物学家大概是唯一能让他将科学与情感和冒险结合起来的志愿。他日日夜夜都梦想着踏上一次伟大的旅行,并着手开展具体的计划。首先,他需要拿到医学学位,然后找一份随船医生的工作。一到达热带地区,他就离船开始“鲁滨孙式的冒险”。海克尔告诉为他日益担忧的父母:这一计划的好处在于,他不得不首先完成在维尔茨堡的学业。只要能“跃入世界、越远越好”,他可以为此去做任何事情。 海克尔的父母却不这么想,他们坚持认为,儿子应该在柏林做一名医生。一开始,海克尔听从了他们的安排,但不久就开始暗中背离父母的计划。他在柏林挂牌行医,登出不同寻常的看诊时间:病人只有在早晨五点到六点之间才能来见他。不出意外,开业第一年只有五六个病人登门求医。海克尔得意地宣布,自己没有治死过一个病人。最终,海克尔对未婚妻安娜的爱让他重新考虑回到更加循规蹈矩的职业道路上去。海克尔称她是“真正的德国森林之子”。安娜对诸如衣服、家具和珠宝之类的物质享乐没有兴趣,更喜爱生活中简单的快乐,比如乡间散步,或在原野花丛中小憩。海克尔说她“纯真、超然脱俗”。仿佛是天意,安娜与洪堡的生日都是9月14日,也正是在这一天,海克尔与安娜宣布了订婚的消息。海克尔决定努力成为动物学教授,因为这是一份备受尊敬的职业,并且可以让他不必忍受自己“无法克服的反感”去和“病态的身体”打交道。为了在科学界留下自己的名号,他只需要确定一个研究课题。引自 艺术、生态学与自然: 恩斯特·海克尔与洪堡
1859年2月初,海克尔到达意大利,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海洋无脊椎生物,无论是水母还是微小的单细胞生物,什么都可以,只要这一发现能够帮他开启新的职业道路。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游览了几周后,海克尔前往那不勒斯,开始全力以赴地工作,但事事不如他意:渔夫拒绝帮助他,城市肮脏、吵闹,街上全是骗子和小混混,物价高昂。天气炎热,尘土飞扬,海克尔却没有收获足够的海参和水母。 也是在那不勒斯,海克尔收到父亲的来信,得知了洪堡去世的消息。这不仅让他重新思考艺术与科学,也令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高耸的维苏威火山俯瞰着蜿蜒如迷宫的那不勒斯街巷,海克尔再次感受到两个灵魂之间的斗争。6月17日,也就是收到洪堡死讯的3周后,他再也无法继续面对那不勒斯。他决定乘船出海,去往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小岛。 在伊斯基亚,海克尔认识了一位德国诗人兼画家,赫尔曼·阿尔默 斯。在接下去的一周里,二人一起在岛上漫游、作画、登山、游泳、交谈。这段经历十分愉快,他们甚至决定继续一起旅行一段时间。回到那 不勒斯后,他们攀登了维苏威火山,然后再乘船前往另一个小岛卡普里。海克尔希望在那里看到“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自然。 海克尔带上画架和水彩,并为了更严谨地记录而带上了他的仪器和 笔记本。然而,到达卡普里岛还不到一周时间,他就全情投入了波希米亚式的新生活。他向在柏林耐心等待的安娜承认,自己正过着梦想中的生活:显微镜沉睡在行囊里,自己无时无刻不在作画。他不想成为“蹲在显微镜后的小虫子”,更何况自然正披着最灿烂的光环召唤他:“出来看看!出来看看!”只有“彻底顽固不化”的学究才能抵住这般诱惑。海克尔小时候读过洪堡的《自然之观点》,自那之后一直梦想着“在大自然中过上半野性的生活”。在卡普里岛,他终于目睹了“广阔宇宙中令人愉悦的光辉”。他告诉安娜,自己只需一支“忠实的画笔”,然后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光与色彩的诗意世界。洪堡去世所触发的心灵危机使海克尔经历了一场全身心的蜕变。 海克尔的父母收到写有类似内容的信件,虽然信中并未过多提及新 生活狂野的一面。海克尔强调,自己打算成为一名艺术家,并提醒自己 的父母,洪堡曾经讨论过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紧密纽带。海克尔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卡普里岛的画家们的称赞,再加上深厚的植物学功底,他相信,没有谁比自己更适合迎接洪堡留下的挑战了。毕竟,风景画是“洪堡最钟爱的兴趣”之一。海克尔宣布,自己将成为一名画家,“带着画笔周游世界——从北冰洋一直到赤道”。住在柏林的父亲收到来信后十分恼怒,立即提笔写下措辞严厉的回信。父亲一直关注着儿子多年以来不断变动的计划,他提醒海克尔,自己并不富有,“没办法供你整年整年地周游世界”。他不明白,为什么儿子凡事都要走向极端——工作、游泳、登山,为什么总是在做梦、怀揣无端的希望和自我怀疑?“你现在必须为一份真正的工作锻炼技能”, 老海克尔写道。他完全看不到儿子的未来。 也还是出于对安娜的爱,海克尔再一次意识到,梦想终归只是梦想。为了和她结婚,他必须当一名“循规蹈矩”的教授,而不是拿着画笔周游世界。9月中旬,也就是洪堡去世四个多月后,海克尔收拾行囊和仪器,前往西西里岛的墨西拿,集中精神进行科学研究——但在卡普里岛度过 的日子已经永远改变了他。西西里的渔民给他带来成桶的海水,里面装着数千种微小的生物。海克尔同时以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它们。他小心地将滴有几滴海水的载玻片放到显微镜下,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奇观:这些微小的海洋无脊椎生物简直就像“精巧的艺术品”,仿佛是由多彩的玻璃或宝石做成的。在显微镜后工作的日子不再令人生畏,他 深深地为这些“海洋奇观”所吸引。 每天清晨,他都会起身游泳,看着海水被初升的太阳映得通红,沐浴在自然闪耀着的“绝美光辉”中。游完泳后,他便去渔市取回当天送来的海水,然后开始工作,从早晨8点一直到下午5点。之后,他很快吃完晚饭,然后去海边散步兜风,7点半再回到案头,记笔记直到午夜。辛苦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到了12月,在西西里住了三个月的海克尔非常确定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题目,可以凭此步入科学界。让海克尔兴奋不已的,正是一类名为放射虫(radiolarians)的生物。 这些微细的单细胞海洋生物只有千分之一英寸那么长,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放大以后,放射虫令人惊艳的身体结构一览无余:它们精巧的骨架由矿物质组成,呈现出复杂的对称结构,常生有放射状的刺——所以看上去像悬浮着一般。每个星期,海克尔都能发现新的物种甚至科属。截至2月初,他已经鉴定出超过60种此前不为人知的物种,而2月10日早晨的捕捞又为他带来了12个新物种。海克尔在信中告诉安娜,自己双膝跪倒在显微镜前,拜谢仁慈的海洋之神给予如此慷慨的馈赠。 海克尔宣布,这一工作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他可以将自己对户外运动的热爱、自然、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从早晨下海捕捞,到深夜完成最后一笔素描勾画。放射虫向他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秩序和奇观并存的世界——如此“富有诗意,令人愉快”!1860年3月底,他已经发现了超过100个新物种,准备回家将自己的成果出版成书。 海克尔为自己的动物学著作绘制插图,这些画作在科学上具有无可挑剔的准确性,同时又极其精美。海克尔具有一种独特的才能,可以一只眼睛盯着显微镜,另一只眼睛专注于素描。就连他旧日的教授们都表示,再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了。对海克尔来说,绘画是了解自然最好 的方法。只要手握铅笔和画笔,他就能“更深入地了解自然之美的秘密”,可以说,它们是他观察和学习的工具。海克尔心中的两个灵魂终于合而为一了。 在返回德国的途中,海克尔给旧日旅伴阿尔默斯写信,称赞放射虫的美丽,问他要不要用它们来装饰自己的画室,或创造一种“新的风格”!他疯狂地工作,绘制插图,最终于1862年发表了一部精美的、由两卷本组成的图书——《放射虫》(Rhizopoda Radiaria)。凭着这部著作,他获得了耶拿大学副教授的职位——而50多年前,洪堡正是在这里初遇歌德。1862年8月,海克尔和安娜结婚,他觉得无比幸福。他说如果没有安娜,自己就会像“照不到阳光的植物一样”死去。引自 艺术、生态学与自然: 恩斯特·海克尔与洪堡
在写作《宇宙》第一卷的几年间,洪堡数次搬到巴黎小住。1842年,他陪同腓特烈·威廉四世访问英国,参加威尔士亲王(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在温莎城堡的洗礼仪式。行程总共不到两周,颇为匆忙。洪堡抱怨自己没有时间留给科学上的事务,甚至没能抽空去一次格林尼治的天文台或皇家植物园。不过,他还是想办法安排了与查尔斯·达尔文的见面。 洪堡请他的老朋友、地质学家罗德里克·麦奇生(Roderick Murchison)组织一次聚会,麦奇生欣然从命(虽然正逢行猎季节,他将因此“错过本年度的最好一击”)。最终,聚会定在了1月29日。马上要被引见给洪堡的达尔文十分紧张。他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赶往麦奇生在贝尔格雷夫广场的住所,那里距白金汉宫仅数百码之遥。达尔文心里装满了想要和洪堡讨论的问题。他正在发展一套自己的演化理论,并且还在仔细地考虑植物分布和物种的迁徙问题。 过去,洪堡曾用植物的分布来探讨非洲与南美洲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他也注意到沙漠和山脉等阻碍了植物的迁移。他曾描述过,“在北方冰封的土地下”发现过热带的竹子,继而指出:地球本身也在运动,并带动了植物分布的变化。 32岁的达尔文到达麦奇生家时,见到的是一位老者:顶着一头蓬松的银灰色头发,穿着深色燕尾服配白领巾,就像在俄国考察时的装束一样。洪堡称其为“万能着装”,无论面见国王还是与大学生交谈,都很适用。72岁的洪堡走路更加小心、缓慢,但仍然十分忙碌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当他出席一处聚会时,通常会先在房间里走一圈,微微颔首,频频朝左右点头打招呼,同时大步向前。在这一出场式中,他一直不停地讲话。他一进房间,其他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如果此时有人发表一句评论,那只会激发起洪堡另一番冗长的哲学演讲。 达尔文震惊了。他几次试图发言,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洪堡心情不错,给予达尔文“极其慷慨的赞扬”,但这位老人太能滔滔不绝了。在连续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洪堡一直说个不停。达尔文认为这种喋喋不休已经“超出常理”,与他设想的第一次见面大相径庭。作为洪堡多年来的崇拜者及其著作的忠实拥趸,达尔文有些泄气。后来他承认,自己“可能预期过高了”。 洪堡漫长的独白使得达尔文无法和他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对话。他一边听着洪堡的演讲,一边任由自己的思绪游移。忽然,他听洪堡讲到西伯利亚的一条河流,虽然土壤和气候条件完全相同,但河岸两边的植被“迥然不同”。达尔文只听到了其中的只言片语,大感好奇:如洪堡所说,河岸这边的植被多为亚洲的物种,而另一边的则是类似欧洲的物种。他没有听清楚大部分细节,但又不敢打断洪堡如暴风骤雨般的语速。回到家后,达尔文马上将听到的所有内容记在本子上,虽然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洪堡的意思。他写道:“难道两个不同的植物世界各自独立演变,然后在此处相遇了?多么奇特的情况。” 达尔文在思考自己的“物种理论”,不断为其积攒材料。在外人看来,他的生活规律得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每天的工作、用餐与家庭时间都十分固定。1839年,也就是从“小猎犬”号返回英国两年多后,他与自己的表姐爱玛·威治伍德(Emma Wedgwood)结婚,现在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住在伦敦。与此同时,他心中却在酝酿一些最具革命性的想法。他体弱多病,经常头痛、胃痛、容易疲劳,脸上常过敏,但仍然坚持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并一直认真地思索演化问题。此时,之后将在《物种起源》中呈现的大部分论断已经基本成形,但谨慎的达尔文不想急于发表任何没有足够证据支撑或未经确实的理论。在向爱玛求婚前,他曾在一张纸上列出结婚的诸多好处和坏处,对待演化论也一样:在将研究结果公之于世之前,他需要仔细评估一切证据。如果洪堡和达尔文能在见面的那天好好聊一聊,也许洪堡会分享自己关于世界的新想法——主宰世界的不是平衡和稳定,而是动态的变化。这些想法将被写进《宇宙》的第一卷。洪堡会写道,任何一个物种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同时连接过去与未来,充满变化的可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还会在《宇宙》中讨论化石记录缺失的演化环节,以及“中间步骤”。他将讨论“循环的变化”、过渡阶段和不断的更新——总而言之,洪堡的自然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所有这些思想都是达尔文演化论的前身,正如后世的科学家对洪堡的称呼:一位“前达尔文时代的达尔文主义者”。 然而事实上,虽然那条西伯利亚河流的故事继续深深地吸引着达尔文,但他从未和洪堡谈起过这些想法。1845年1月,洪堡访问伦敦的3年后,达尔文的密友、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因公务前往巴黎。达尔文知道洪堡当时也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所以就请胡克当面向洪堡请教关于那条河流的难题。他坚持请胡克转告洪堡,自己一生的事业都受到《旅行故事》的影响。恭维话说完之后,胡克便问起了“那条位于欧洲东北部的河流,其两岸的植被相差悬殊”的事情。 胡克也预订了洪堡下榻的酒店——圣日耳曼区的伦敦酒店。洪堡一如既往地慷慨相助,而胡克也向他提供了关于南极的信息。一年多前,胡克刚刚完成了一次长达4年的航行。他加入詹姆斯·克拉克·罗斯(James Clark Ross)船长领衔的船队,踏上这次被称为“地磁远征”的探险,志在找到地磁场的南极点。这次航行也可以看作是英国对于洪堡呼吁建立全球观测站网络的回应。和达尔文一样,27岁的胡克视洪堡为传奇英雄。当他在巴黎首次见到这位75岁的老人时,一开始有些小小的失望。胡克后来说,“我吓了一跳”,见到的是一个“硬朗的德国小个子”,而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意气风发、身高六英尺的探险家。胡克的反应颇为典型。很多人都觉得,这位传奇的德国人应该更加威风凛凛才是,“像朱庇特一样”。洪堡从来都不具备高大敦厚的体格,随着年纪增长,他逐渐有些佝偻,并且比以前更瘦了。胡克感到不可思议:这位瘦小的老人竟然曾经登上过钦博拉索峰!但他迅速回过神来,并且很快就被老人的魅力所俘获。 他们谈论共同的英国朋友,也谈到了达尔文。胡克觉得洪堡频繁引用自己著作的习惯颇为好笑,但又对他的思维之敏锐印象深刻。洪堡的记忆力和“概括能力”仍然惊人。胡克多么希望达尔文也在,这样就可以一起回答洪堡所有的问题了。当然,洪堡仍然滔滔不绝,精神依旧健旺,这从他对达尔文的答复就可以看出来。胡克转述洪堡的话,告诉达尔文那条河流名为鄂毕河(Obi)。当时,洪堡他们快速穿过炭疽病肆虐的草原,渡河去往巴尔瑙尔。他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所知道的西伯利 亚植物,尽管距离俄国的考察已经过去了15年的时间。胡克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他在二十分钟内停下来喘过气。” 然后,让胡克震惊的是,洪堡给他看了《宇宙》第一卷的清样。像很多人一样,胡克已经放弃了对《宇宙》的期待,因为洪堡已经写了十多年的时间。胡克马上告知达尔文,因为他知道,达尔文会和自己一样兴奋不已。引自 洪堡的《宇宙》
两个月后,即1845年4月底,《宇宙》的第一卷终于在德国出版。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德文版的《宇宙》迅速成为畅销书,在一开始的几个月内就卖出了两万多本。几星期内,洪堡的出版商就开始加印,几年内就被译成了英语、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丹麦语、波兰语、瑞典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匈牙利语等多个版本——洪堡称这些为“我在德国以外的《宇宙》之子”。 《宇宙》不同于此前任何一本关于自然的书籍。洪堡带着读者们从外太空旅行到地球,然后从星球的表面深入地下核心。他讨论彗星、银河系和太阳系,以及地磁现象、火山和山顶的雪线。他描写人种的迁徙、植物、动物,以及生活在一潭静滞的水中和受到侵蚀的岩石表面的微生物。其他人都在强调人类已经揭开自然最深层的秘密,因而为自然祛魅,洪堡的信念却刚好相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极光的五彩光芒“与海面闪耀的波光融而为一”,洪堡试问道,这样的魔力怎么可能消失呢?知识永远不能“杀死想象本身所富有的创造力”;相反,它只会带来更多激动、惊奇和妙不可言的感受。 长达百页的引言是《宇宙》中最重要的部分。洪堡在其中讲述了他的愿景:一个充满生命脉动的世界。洪堡写道:一切事物都是“生命力永无止境之跃动”的一部分;自然是一个“活着的整体”,有机生命体在其中以“精妙的网络纹路”交织在一起。 书的主体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天文;然后是地球,其中包括地磁现象、海洋、地震、气象学和地理学;第三部分则是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等有机生命的探索。《宇宙》一书探索的是“造物之博大尺度”,所涵盖、集合的学科远超之前的任何一部著作。与德尼·狄德罗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不同,这本书远远不止是事实与知识的简单集合,因为让洪堡更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关联。他对气候的讨论最能代表其方法取径的不同:当其他学者专注于温度和天气等气象数据时,洪堡率先以大气、海洋和陆地之间因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来理解气候。在《宇宙》中,他谈到了空气、风、洋流、海拔和陆地植被密度之间“永恒的相互关联”。 《宇宙》的广博程度令其他书籍望尘莫及。更惊人的是,在这部关 于宇宙的巨著中,“上帝”这个词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他的确曾将自然的律动归功于“同一种呼吸——从北极到南极,灌注于岩石、植物、动物甚至人类鼓胀的乳房中”,但这种呼吸来自地球本身,而非由某位神祇策动。对于了解洪堡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相反地,他一生都在强调宗教狂热的可怕后果。他曾猛烈地批评南美洲传教士以及普鲁士教会。洪堡从不谈论鬼神,他只反复述说“有机生命的奇妙之网”。 整个世界都为《宇宙》疯狂。一位评论家写道:“如果知识共和国要改变其宪法、选择一位君主,那么智性的王杖理应交到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手中。”这部书的受欢迎程度在整个出版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洪堡的德国出版商从未见过数目如此巨大的订单——甚至连歌德的巨著《浮士德》在出版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学生们争相阅读《宇宙》,学者、艺术家和政治家也不例外。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在改革和革命的立场上与洪堡意见相左,现在也放下政治上的偏见,感叹唯有洪堡才能完成如此伟大的作品。诗人和音乐家也仰慕他。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称赞洪堡是一位“才华耀眼”的作者。这本书在音乐家当中也拥有众多拥趸。柏辽兹曾听说,一位乐师在演出歌剧期间利用空闲的间隙把《宇宙》“读了又读,努力思索与理解”,浑然不顾乐队其他人还在继续演奏。 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订购了一部《宇宙》,达尔文则公开表示自己正在焦急地等待英文版的面世。在德文版和法文版问世后的几周内,一部未经授权的英文版开始在市面上流传——翻译的文句十分蹩脚,洪堡甚至担心它会“严重损坏”自己在英国的名誉。在这个版本里,“可怜的《宇宙》”被拆分得七零八落,不堪卒读。 不知情的胡克购买了盗版翻译的《宇宙》,并借给了达尔文。1845年9月,达尔文写信给胡克:“您真的确定可以暂别《宇宙》吗?我太想读到它了!”不到两周时间,他便读完了全书。达尔文对书中“糟糕的英文”感到绝望,但仍为其中“作者对自己想法的精准表达”印象深刻。他急于和胡克见面讨论,还告诉查尔斯·莱尔:这部书的“活力和所涵盖的内容之广泛”令人震惊。他觉得其中一些部分像是对《旅行故事》的简单重复,因此稍稍有些令人失望,但其他部分“绝妙无比”。他还惊喜地发现洪堡引用了自己的《乘小猎犬号环球旅行》。一年后,《宇宙》 正式的英文版由约翰·默里公司出版,达尔文争先购入了一本。 虽然《宇宙》大获成功,洪堡仍然十分不安。每一则负面评论都令他介怀。和《旅行故事》面世时一样,英国保守的《书评季刊》对《宇宙》进行了批评。胡克告诉达尔文:“《书评季刊》对《宇宙》的评论让洪堡十分生气。”两年后,即1847年,《宇宙》第二卷面世,洪堡恳求出版商如实地告诉他一切反馈。不过,洪堡完全不必担忧。出版商记述道,为了抢到一本《宇宙》,人们“动真格地打了起来”,他们的办公室像被洗劫过一般。有人甚至贿赂出版商,而其他供应商则不惜拦截寄往伦敦和圣彼得堡书商的包裹,然后再把书卖给汉堡和维也纳的如饥似渴的读者。引自 洪堡的《宇宙》
在《宇宙》第二卷出版一年后,洪堡越来越难在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与为普鲁士宫廷应尽的义务之间保持脆弱的平衡。1848年春,欧洲全面爆发政治动荡。在保守政治持续了几十年后,一波革命的巨浪重新席卷这片大陆。洪堡再也无法在双方之间周旋。 在巴黎,经济衰退和当局对政治集会的镇压引发了暴力抗议,国王路易-菲利曾惊惶之下于2月26日宣布退位,逃往英国。两天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几周内,继之而起的革命风潮蔓延到了意大利、丹麦、匈牙利和比利时等国。在维也纳,保守派首相梅特涅亲王试图控制由学生和工人联合发动的暴动,然而以失败告终。3月13日,梅特涅宣布辞职,同样流亡伦敦。两天后,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向人民保证将出台一部宪法。全欧洲的统治者们都陷入了恐慌。 整个春天,报纸接连报道席卷欧洲各地的革命。普鲁士人在柏林的咖啡馆里大声朗读新闻。慕尼黑、科隆、莱比锡、魏玛和其他数十个德国城市和城邦都出现了人民针对统治者的抗议活动;他们要求一个统一 的德意志、选举全国议会,并制定宪法。3月,巴伐利亚国王退位,巴登大公爵也向人民做出让步,承诺保证出版自由并选举议会。在柏林,抗议者也组织集会、呼吁改革,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并不打算轻易退让,他命令军队做好准备。当抗议者在一场聚集了两万多人的集会中发表极具煽动性的演讲时,国王命令军人占领柏林街道,保卫他的城堡。 普鲁士的自由派人士长期以来都对新国王很失望。和其他人一样,洪堡曾寄希望于腓特烈·威廉四世,希望他的登基能够使极权统治走上末途。1841年初,在这位国王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内,洪堡曾对友人说,腓特烈·威廉四世是位开明的君主,只需要“去除一些中世纪的迷信”。但他判断错了。两年后,洪堡告诉同一位友人,腓特烈·威廉四世“只任凭自己的好恶行事”。国王热爱建筑,只关心兴建壮丽的新楼宇、盛大的园林建筑以及收藏艺术品。洪堡抱怨道,至于如外交政策、普鲁士人民的福祉或经济发展这样的“凡俗事务”,国王“几乎从不放在心上”。 1847年4月,国王在柏林召开了第一届普鲁士议会,然而改革的希望很快破灭。虽然人民呼吁立宪,但腓特烈·威廉四世十分明确地表示反对。在议会的开幕演讲中,他告诉国会代表:国王凭神赐的权力统治,而非人民意愿。普鲁士不会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两个月后,议会解散,所有议题都毫无进展。 1848年春,受到欧洲各地革命的鼓舞,普鲁士人民决定不再忍耐。3月18日,柏林人民将木桶推上街头,用箱子、木板和砖头砌成街垒; 他们撬起铺在路上的卵石,把它们带上屋顶,决心一战。暮色四合之时, 冲突旋即开始。人们从屋顶上投掷下石头和瓦片,街道上回荡着最初的枪声。洪堡待在自己位于奥拉宁堡大街的公寓里,听着士兵手里的军鼓声响彻全城;和许多人一样,他也彻夜难眠。冲突持续了一整衣,妇女们给革命者送来食物、酒和咖啡。大约有几百人丢掉了性命,但国王的军队并没能重新控制住局面。当晚,腓特烈·威廉四世颓然坐倒在椅子上,哀叹道:“上帝啊,上帝,你难道全然抛弃我了吗?” 洪堡相信改革是必需的,但并不喜欢民众暴动和警察的残酷镇压。他曾幻想过一种开始得更早、进展得更和缓,同时也更和平的改革。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以民众的意愿和议会制度为基础进行统治,而非建筑在血与恐惧之上。然而现在,已经有几百人死在柏林的街道上。洪堡觉得自己进退维谷。 柏林的革命者们逐渐控制了城市,腓特烈·威廉四世无奈之下只好 让步,承诺立宪和选举国会。3月19日,国王同意撤回军队。当晚,柏林全城灯火通明,人民庆祝着他们的胜利,歌声和欢呼声取代了枪声。3月21日,也就是冲突发生的三天后,国王象征性地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身着黑、红、黄三色长袍——革命者崇尚的颜色——骑马走上柏林街头。回到宫中,国王登上露台。洪堡沉默地站在他身后,向底下的民众鞠躬。次日,洪堡不顾宫廷义务的羁绊,坚决加入为牺牲的革命者送葬的队伍,并走在最前列。 腓特烈·威廉四世从未在意过这位内务大臣的革命倾向。他欣赏洪堡的博学,并避免谈论“相左的政治意见”。其他人对洪堡的立场可没那么客气。有人称他为“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一位部长形容他是“备受王廷恩宠的革命者”,而国王的弟弟威廉王子(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则认为洪堡对现有的统治秩序构成威胁。 洪堡很清楚应该如何在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安身立命。25年前在巴黎,他就娴熟地周旋于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从未危及自身的处境。“他十分明白自己何时可能表现得太过激进,”查尔斯·莱尔曾写道,“他从未冒险丢掉自己与生俱来的地位和优势。” 私下里,洪堡以其惯常的讽刺口吻批评欧洲的君主们。维多利亚女王到访德国时邀请洪堡见面,他则讥讽她用“硬邦邦的猪排和冷冰冰的鸡肉”作为早餐待客,并且批评她没有任何哲学上的追求。洪堡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无忧宫面见了符腾堡王子,以及未来的丹麦、英国和巴伐利亚的国王们,他向一位友人描述:在这群未来的王位继承者中,“一个是没骨气的苍白家伙,一个是醉醺醺的冰岛人,一个是盲目的政治狂热分子,还有一个是固执的弱智”。他取笑道,看来这就代表着“王权世界的未来”。 有些人仰慕洪堡,因为他能在侍奉国王的同时,还拥有“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却曾这样评价洪堡:“总是这么一副样子——永远支持共和国,永远待在前廷。”然而,或许恰恰是洪堡在两个世界中居处自如的本领,给了他最大限度的自由。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这样,或许早就因为是“革命者和渎神的《宇宙》的作者”而被驱逐出境了。 洪堡目睹革命在德国各地蔓延,似乎在那么一瞬间看到过革命成功的曙光,但很快又陷入黑暗。德国诸邦决定指定国会讨论德意志统一的可能性。但1848年5月底,也就是柏林第一声枪响的两个多月后,洪堡开始疑惑,自己究竟对谁最失望:是对国王、普鲁士官员,还是对聚集在法兰克福的各路民众? 即便是那些认为改革势在必行的人们,也无法就新德国的领土范围达成一致。洪堡相信,德国的统一必须以联邦制为原则。他解释道,各邦国将保留一部分自己的权力,不以牺牲“整体的有机组织和统一性”为前提。事实上,他在用描述自然的语言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有些人选择支持联邦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统一的德意志将取消各邦国之间的关税和打破彼此之间的贸易壁垒;然而另一些人则以民族主义的热情来鼓吹一段共有的、浪漫化的日耳曼历史,并为此感到无上光荣。即便这些人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他们在划定边界的问题上仍争执不下,也无法决定应该把哪些邦国囊括进德国的版图。一派人主张大德 意志(Grossdeutschland),将奥地利也囊括其中;另一派则偏爱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由普鲁士主导。这些无休止的争论让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不断抛出各式论点,继而又迅速推翻。谈判毫无进展。而与此同时,保守派赢得了重整旗鼓的时间。引自 大洪水后最伟大的人物
洪堡写过的推荐信多达几百封。当一封信到达收件人的手中,“破译密码”的工作就开始了。洪堡承认,自己字迹不佳,写得就像“需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象形文字”;随着年岁渐长,他的字迹就更加难以识别。洪堡的信往往需要在若干位友人中传阅,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分别看懂些许字词或句子。即便使用放大镜,破解洪堡的纤微字迹也往往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 至于收到的信,那就更多了。19世纪50年代,每年大约有2500到3000封信寄抵洪堡的住处。他抱怨道,位于奥拉宁堡大街的公寓已经成了交易通信地址的场所。他并不介意讨论科学问题的信件,但对那些“荒唐的通信”不胜其烦——有希望得到皇家奖章的中学老师和助产师的,又有读者请求签名。有一次,一群女士反复来信,试图劝他皈依她们所在的宗教组织;还有人询问热气球的原理、请他帮忙移民,或自告奋勇要来照护他。 但也有一些特别的信件会给他带来莫大的喜悦,特别是来自昔日探险同伴艾梅·邦普兰的问候。自从1816年重返南美,邦普兰再也没有回过欧洲。他被关押在巴拉圭的监狱中近十年,于1831年突然获释。然而他决定留在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位同样年逾八旬的老人在毗邻巴拉圭的阿根廷境内耕种自己的农场,过着简朴的生活:栽种果树,偶尔到野外采集植物。 两位老友在通信中谈论植物、政治与共同的友人。洪堡寄去自己新近的著作,并通报欧洲最近的政治时局。他向邦普兰保证,普鲁士的宫廷生活并未改变自己的自由派立场,自由和平等的信念仍然活跃于心中。二人都年事已高,信中的口吻也越来越柔和,时常相互提及他们长年的友谊以及共同经历的历险。洪堡写道,他没有一个星期不想念邦普兰。逝去的岁月一个接一个地带走了他们共同的朋友,两位老人也愈发珍惜对方。他们学术上的三位同事——包括洪堡的密友阿拉戈——在三个月内相继去世。洪堡写信给邦普兰,感叹道:“我们还侥幸地活着,然而巨大的海洋分隔了我们!”邦普兰也十分想念洪堡,他回信写道,每个人都需要一位极其亲密的朋友,从而可以分享“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感受”。1854年,81岁的邦普兰还打算回欧洲和洪堡相聚。然而,1858年4月,邦普兰在巴拉圭去世;在家乡法国,他的名字几乎已被众人遗忘。 与此同时,洪堡已经成为当世最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不仅传遍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广为人知。他的肖像被陈列在伦敦的展览会上,还被悬挂在曼谷暹罗国王的宫殿里。在中国香港,人们把他的生日作为节日加以庆祝。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去问任何一个小学生‘洪堡是谁’,他准能马上给出答案。” 美国陆军部长约翰·弗洛伊德(John B. Floyd)给洪堡寄来9张北美洲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以洪堡名字命名的城镇、县郡、山峰与河流。弗洛伊德写道,洪堡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过去,曾经有人提议将洛基山脉重新命名为“洪堡安第斯山脉”;直到今天,美国 境内若干个县和城镇、一条河流、数个海湾、湖泊和山峰的名字中还带有“洪堡”二字。旧金山有洪堡旅店,加州的尤里加有《洪堡时报》。洪堡既觉得受宠若惊,又有些尴尬。听说又有一条河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他自嘲道:自己长达350英里,只有几条支流,但“里面有 好多鱼”。以洪堡命名的船只更是数不胜数,他称它们为自己的“海军舰队”。 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在关注这位耄耋老人的健康和近况。当有谣言说洪堡病倒后,一位德累斯顿的解剖学家竟来信索要他的头骨;洪堡开玩笑地回复道:“我还需要我的头颅一段时间,但之后我乐于从命。”一位女性崇拜者询问洪堡,是否可以在死前给她发一封电报,好让她赶来,在病榻前亲手合上他的双眼。名誉也带来种种流言蜚语。法国报纸纷纷报道,洪堡的情妇是瑞典化学家约恩斯·雅各布·贝尔塞柳斯的遗孀、“丑陋的贝尔塞柳斯男爵夫人”,这让洪堡十分气愤。不知道什么令他更恼怒:是不实的花边新闻,还是人们对他品位的胡乱揣测。 洪堡已经80多岁了。他觉得自己像个“行将就木的珍奇物件”,然而仍保持着对一切新事物的兴趣。虽然他热爱自然,但也格外迷恋新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他追问来客乘坐蒸汽船旅行的感受,惊讶于从欧洲到波士顿或费城竟然只要十天时间。他感叹道,铁路、蒸汽船和电报“缩小了空间”。几十年来,他一直试图说服北美和南美洲友人在巴拿马狭窄的地峡开通运河,称这是一项可行的工程,并将创造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早在1804年,他就在美国向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了这一建议,后来更说服玻利瓦尔派两名工程师这一区域进行测绘。直到晚年,他仍不时描述这条想象中的运河。 洪堡对电报的赞赏众所周知,甚至有友人从美国给他寄来一小段电缆——“太平洋海底电报的一部分”。自从在19世纪30年代的巴黎见到电报装置的展览后,洪堡一直和美国发明家萨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著名的摩尔斯电码的发明者)保持通信。1856年,摩尔斯致信洪堡,向他汇报了自己在爱尔兰和纽芬兰岛之间建立一条地下电缆的试验。不出预料,洪堡给出了十分热情的回应:因为这样一条通信线路将使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能够进行即时通信。以后,他就可以更方便地向美国的同事查询《宇宙》中需要核实的某处细节了。 虽然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洪堡仍常常有与世隔绝之感。孤独是他一生的忠实伴侣。邻居们看到:清晨,这位老人会走到街上去喂麻雀;夜晚,他则会在书房里挑灯夜读,窗户上总是映出孑然的剪影。洪堡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尽快完成《宇宙》第四卷。他每天仍然喜欢散步,低着头蹒跚走过柏林热闹的菩提树下大道——道旁高大的椴树浓荫蔽日。在波茨坦陪同国王时,洪堡喜欢登上旁边的小山——他亲切地称呼其为“我们波茨坦的钦博拉索”,前往上面的天文观测台。引自 大洪水后最伟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