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声乐对《全球经济史》的笔记(9)

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差距甚小，当时也根本没有经济发展的概念，公元元年到公元1400年，全世界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有0.05%，换言之，经济总量翻番需要1400年，所以在公元1400年之前，没有一个思想家发现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15世纪以后，世界经济走上了增长之路，17世纪的荷兰曾是当时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0.5%，这就是说，荷兰的经济总量每过140年就会翻一番。这样的状况促使亚当·斯密思考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这样的问题。

17世纪下半叶，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英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2%，如此35年，经济总量就会翻一番。

19世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德国，其经济年均增长率竟然达到4%左右，17.5年经济总量就要翻一番。

而20世纪的东亚诸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其经济年均增长率破天荒地达到8%至10%，每过七八年经济总量就要翻一番。这就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能够超越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

关于远古时期的收入状况，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并不充分，不过在1500年左右，似乎各国间的贫富差距并不大。在达伽马到达印度和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如今的贫富分化格局才基本开始成形。

高工资水平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高收入有助于人们保持健康，并且有利于普及教育。最后，同时也最为矛盾的是，在劳动者只获得最低生活开支的情况下，国家缺乏经济激励。虽然人们强烈希望每天的工作能带来更高产量，但由于劳动力十分廉价，企业没有动力来发明或采用新的机械设备以提高生产率。最低生活开支是一个贫困陷阱。工业革命是高工资水平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原因。

当韦伯于1905年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他的理论听起来颇有道理，因为当时信奉新教的英国比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更加富裕。不过，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因此韦伯的理论并不成立。

在经济学家强调英国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绝对君主制和东方的专制统治是如何起到积极作用的。他们通常认为，绝对君主制和专制统治有利于维持和平、有秩序和运作良好的政府。于是贸易开始繁荣，区域性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城市开始扩张。随着各个地区变得日益专业化，国家收入开始增长，这一过程被称为“斯密式增长”。经济繁荣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蛮族的入侵。吸引入侵者的，是这些文明所生产的财富，而不是皇帝的横征暴敛或过多干预。

由印度、阿拉伯和威尼斯等地的商人组成的贸易网络从阿拉伯购买胡椒和香料，途经中东，运往欧洲。葡萄牙人希望能通过全程海路运输与之竞争。15世纪，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寻找前往东方的航线。

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的科钦，他将船只装满了胡椒。科钦当地的价格只有欧洲的4%左右。价差中剩余的96%是运输成本。到1760年，印度和英国之间的价差下降了85%，这一降幅体现了全程海路运输的好处。不过，16世纪时，只有葡萄牙人从下降的运输成本中获利，因为该国由国家掌控的贸易公司将价格维持在中世纪水平，把差额都作为利润收入囊中。一直到17世纪早期英国和荷兰各自建立东印度公司才打破了葡萄牙人的海上垄断，并导致欧洲价格下降2/3。印度的胡椒卖家得到的真实收入只提高了一点点：欧洲消费者得到了亚洲贸易的大部分好处。

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提出另一个方案，他建议向西航行，从欧洲直接前往亚洲。他说服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女王资助他的航行。最终他于1492年10月12日抵达巴哈马群岛，当时他以为自己到了印度。但实际上他“发现”的是美洲，这一发现改变了世界历史。

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探险引发了对于帝国殖民地的争夺。早期获胜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印度第乌的两次战斗中，葡萄牙人击败了威尼斯人、奥特曼帝国的军队和亚洲的地方势力，在印度洋区域建立起霸权。随后，他们将统治范围向东推进至印度尼西亚，沿途建立了一连串殖民地。

1500年，葡萄牙人还意外发现了巴西，后者成为了他们最大的殖民地。

西班牙帝国更加富庶。1521年，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十一年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这两次胜利成为西班牙帝国的最大成就。

紧随征服而来的是矿物大发现，在玻利维亚和墨西哥都发现了大规模的白银矿。这些白银大量流入西班牙，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军队提供了军费，协助他们在欧洲各地与新教徒作战；同时，这些白银也为欧洲人提供了足够的现金，用于购买来自亚洲的商品。此外，这笔财富也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通货膨胀（被称为价格革命）。

直到17世纪，北欧人才成为重要的帝国主义势力。

从1760年算起的一百年里，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5%左右。相比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保持在8%至10%），当初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是十分缓慢。然而，那个时候英国一直在拓展世界技术的前沿领域，比起其他国家通过引进技术来追赶领头羊（这正是它们能够飞速发展的原因），创新者的脚步总是要缓慢一些。而且，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缔造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国民收入不断累积，最终达到如今的普遍繁荣。

美国的工业化也有赖于四项积极政策，这些政策构成了19世纪经济发展的“标准模式”。第一项政策是大众教育。殖民时期就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到了19世纪，教育进一步发展，并且受到经济激励的影响。另外三项政策最早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1792年）中提出，分别是：（1）改善交通，扩大市场；（2）建立国家银行来稳定货币，确保贷款供应；（3）建立关税，保护当地工业。如果没有关税保护，南部和西部地区购买的制造品就不可能引导美国走向工业革命，因为英国可以满足相关需求，就像之前在殖民时期那样。

美国参议员亨利·克莱将汉密尔顿的提议称为“美国体系”，但自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推广这一模式之后，许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一体系。

在1816年之前，美国关税不高，但拿破仑战争将美国航运作为打击对象，于是美国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宣布贸易禁令，并于1812年对英国宣战。在这些壁垒背后，美国的制造业开始扩张。拿破仑于1815年战败后，美国于1816年颁布新的关税措施来保护本国制造业，对于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20%的关税，纺织品关税更是高达25%。1824年和1828年，税率进一步提高，但是高关税引发了争议，因此1846年，美国又再度降低关税。

随着北方利益集团掌控了国家领导权，保护主义成为美国的主导政策。内战增加了美国对于联邦收入的需求，于是它再度调高关税，并于1861年颁布《莫里尔关税法》。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税率一再提高，最终在1930年颁布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中达到顶点。英国则走上相反的道路，它于1846年撤销了谷物法，又在三年后撤销了航海法案，由此开始了自由贸易之路，直到1932年才重新施行关税。其他国家大多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应对大萧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着手去除保护，因为它发现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比保护本国市场更为有利。

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宗教人士开始反对奴隶制。1807年，大英帝国禁止奴隶贸易。新的出口品，即所谓的“合法贸易”，取代了奴隶。最早出现的替代品是棕榈油，欧洲人将其用作机械设备和铁路设施的润滑剂，同时也将其用于制造肥皂和蜡烛。

欧洲人的殖民行为始于葡萄牙人，他们于15世纪和16世纪在如今的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建立起了定居点。欧洲其他强国也在西非沿海地区建立起要塞，以便进行奴隶贸易。1652年，荷兰人在好望角建立定居点。到了19世纪，欧洲人的殖民热情更加高涨，但直到19世纪末，各国势力才正式瓜分了非洲大陆。

二战之后，世界市场的可可价格疯狂上涨，最高价位远超19世纪90年代的水平。但在一些主要出口国（比如加纳），从收入增长中获益的是国家，而不是农户，因为可可种植者被迫将他们的产品卖给一家国有的市场营销机构，由后者在国际市场统一出售。表面上，营销机构以稳定的价格向种植者收购可可，从而保护后者免受价格波动的危害；实际上，这些营销机构像苏联的政府采购部门那样，获取了国际销售所带来的大量收益。由于将国内收购控制在低价位，这些市场营销机构压制了农户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导致农民无法摆脱贫困。

1866年西方列强迫使日本签订条约，将最高关税定为5%，因此日本不可能利用关税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发展。政府转而采取“针对性工业政策”来直接干预经济。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内务省和产业省，它们负责引进现代科技。

就在工业发展取得进步的同时，日本开始全面执行标准发展模式。1894年和1911年，日本重新取得本国关税的自主权，它立即提高税率以保护本国工业。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银行体系完全成熟，足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此外，日本保留了针对性的工业政策。事实证明，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使用对于促进重工业的发展非常有效。

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和拉丁美洲，标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增长速度还不足以使它们赶上西方列强。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增长，贫困国家至少要达到同样的增长速度才能不被拉开差距，如果要想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取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在采用标准模式的情况下，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和拉丁美洲无法做到这一点。结果就是，劳动力需求的缓慢增长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这样一来，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和拉丁美洲出现了明显的贫富不均现象，同时政治格局也不稳定，这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

20世纪，西方各国进一步拉开了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差距，但也有些国家和地区逆流而动，赶上了西方的脚步。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没有完全取得成功的）苏联。

苏联是“大推进”式发展的经典案例。1917年革命之后，苏联进行了持续四年的内战，最终布尔什维克获胜。他们提出，土地归农民所有，并且应该平均分配。到1928年，在新经济政策的推动下，苏联经济已经复苏。此时，列宁去世，斯大林掌权。

在苏联的案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哪些措施是正确的？为什么从1928年到20世纪70年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如此迅速？答案涉及“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两个方面。

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是因为在建立大规模、现代化的工厂时，苏联的体制非常有效。将资金用于重工业的做法加强了苏联建造厂房与设备的能力，同时宽松的预算限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否则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将会有大量人员失业。就连农业集体化也有所贡献（虽然贡献很小），它加快了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因为城市里有新的工作机会。一开始，苏联在制订行政计划时并不需要多少远见，因为计划的目的就是使西方技术适应苏联的国情。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苏联人口增长速度较慢。1920年苏联人口为1.55亿，1990年增加到2.9亿。人口增长速度较慢的原因之一是集体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20世纪20年代，苏联妇女平均生育7个孩子。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数字下降到2.5个。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城市化的发展，但就苏联而言（贫困国家的情况普遍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妇女接受了教育，并且在家庭之外从事有偿工作。

其次，哪些措施是错误的？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放慢了脚步？对此有多种解释，既有短期因素，也有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有人认为问题出在苏联经济不再是劳动力过剩；有人认为苏联不该浪费资金进行西伯利亚开发；有人认为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耗尽了民用产业中的研发资源；有人认为苏联在技术方面追上西方之后，就应该规划未来发展，而行政计划在这方面遭遇到了诸多困难；有人认为中央掌控本身就不可行（如果美国总统不得不尝试行政计划，美国经济会变成什么样？）；还有人认为在当时，人们对于政府不再信任，只是随波逐流。苏联的解体导致部分研究者反对国家计划调控，转而鼓吹自由市场的优点。但是，其他国家采取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计划调控，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政策可以用一句口号来概括：“富国强军”。战败迫使日本放弃了“强军”的打算，但它开始花费更大力气来追求“富国”的目标。日本需要“大推进”式发展来赶上西方。它的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年至199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保持5.9%的增长速度，1953年至1973年期间更是达到了8%的高速增长。到1990年，日本已经达到西欧国家的生活水平。

日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进步，是因为它改变了明治维新时期和军国主义时期的科技政策。它不再根据日本的要素价格来调整现代技术，而是大规模地采用最先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投资比例占到国民收入的1/3左右。资本总量迅速增长，仅仅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就建立起了高工资的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价格必须根据新的技术环境来做出调整，而不是相反。

可以说，伴随日本的经济奇迹而来的是美国“铁锈”地带的经济衰退。如果美国维持1816年以来的高关税政策，它原本可以轻易地阻止这些产品的进口。后来美日两国协商，采取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但这些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美国决定削减关税，但前提是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措施（即多边贸易自由化）。美国这样做自有原因，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因此对美国来说，扩大出口要比采取不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本土市场更加有利。日本的出口成就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不过，日本已经把自己定位成美国在东亚地区防御共产主义的堡垒，因此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巩固了日本的贸易选择。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贫困国家要想在六十年之内赶上富裕国家，就必须保持人均收入每年4.3%的增长率。要想做到这一点，国内生产总值就必须连续六十年保持至少6%的增长速度。更加贫困的国家，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或者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赶上富裕国家。

很少有国家或地区能够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快速增长。从1955年到2005年，只有十个地方能做到这一点。阿曼、博茨瓦纳和赤道几内亚是特例，因为在这一时期它们发现了大量的石油或钻石储备。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享有特殊便利：当投资增长时，不会有农业人口拥入城市的烦恼。因此，工资水平可以随劳动力需求同步增长，同时繁荣也可以扩散。令人感兴趣的发展案例是那些有着庞大农业部门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泰国和中国。此外，苏联也可以加入这一行列，如果去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十年时间，从1928年到1970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