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几米对《史记的读法》的笔记(1)

全书

《史记的读法》
阮芝生
48个笔记


◆  点评

2024/4/6 认为好看
若一生只读一本书，这本书大概就是《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事浅显易懂，道理深似大海。人若见“天人之际”既可达“不惑”；知晓“古今之变”约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此“一家之言”贯穿阮先生三十年学者生涯；两千年过去了，我们仿佛还置身于司马迁笔下的世界：上与民争利，自为商贾，导民于争，激成末俗。


◆  试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

>> ，司马迁是以“利”字为治乱的根源。夫好利则争，争的至大对象就是国与天下，所用以争的至大手段就是“诈”与“力”（战与杀）；这是天下大乱与生民涂炭的根本原因。

>> “以礼义防于利”，是太史公通古今之变后所得的结论


◆  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 从《史记》全书的观点来看，五体各有它的功能，而且互相配合。本纪是从天下的观点，以天下的宰制者为中心，上下二千余年地记载各种重要的历史事件，即政刑大端，兴衰变故，列国大事。

>> 世家是从家国的观点，以地区（方国）的统治者为中心，上下百千年地记载各种重要的史事。世家与本纪的体裁相近，二者都是编年记事，体贵简要，记事的内容也大体相同，只是二者的规模大小不同。

>> 列传是从个人的观点，以人物为中心，记载人物的一生的重要言行。列传的规模，比世家为小，其记事要比世家低一层次。

>> 至于历代的典章制度与一朝的大政大法，则由八书来记载。

>> 十表中所载的史事，虽然有不少与纪传所载的重复，但并非累赘多余。本纪贵简，表体比本纪尤简，本纪是全书的大纲，十表则是全书大纲的大纲。


◆  太史公怎样搜集和处理史料

>> 综合以上所述《史记》记事的时、空、人、事的范围来看，司马迁所要写的历史，是从古到今两千多年来的人类全史。不仅于此，他还要从两千多年人类的历史中去“稽其成败兴坏之理”[9]“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像这样的胸襟与抱负，在司马迁以前还未出现过。


◆  千秋太史公

>> 第一，《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有组织、有方法、有宗旨、规模宏大、思想丰富且创造力高的历史著作。

>> 第二，《史记》是以述为作，但“作”的成分要比“述”的成分多。

>> 第三，《史记》不仅是一部良史，而且是百王大法；司马迁不但是一位超卓的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经世的思想家。

>> 第四，纪传体的《史记》，是古代史学的经典著作，但不必是后代史书的不变样板。

>> 第五，更有一事当知，即《史记》这部书是写给谁看的？此一简单而基本的问题，两千余年来似乎无人正式讨论过

>> 《史记》是写给“圣人君子”看的，也就是给君子以上的人看的。

>> 孔子不能行道于天下，故作《春秋》，立“一王之法”[24]以待百王之继起，所以《公羊传》才说“以俟后圣”。司马迁不能“达所学以变汉”[25]，故继《春秋》作《史记》，“以俟后世圣人君子”，而成其为“百王大法”。此意淹晦已久，二千年来知音稀啊！


◆  三司马与汉武帝封禅

>> 武帝“内多欲而外饰以仁义”，其尊儒实是阳儒阴法，好用智术以治国御下，其开边塞、伐四夷、修宫室、建封禅等等，无不是多欲之表现，而其欲之最大至贪者，莫过于求仙不死。多欲好兴事（不“清静”），造成了“形神骚动”，

>> ，知识、道德与文采，似乎都敌不过人主一己的私念，怎能不令人慨叹！


◆  论吴太伯与季札让国

>> 《论语》中，孔子以“至德”称许者有两人：其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是指文王。其二，“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为殷人之后，周灭殷，而所称许为“至德”之二人却均为周人，且是周家开国之人。孔子好古敏求，序列古之仁圣贤人，不轻许人，故若非实有其事、真有其德，孔子当不至以“至德”二字称许之。孔子称许太伯为“至德”，是因为太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此言甚著，历代学者有不少发挥。[22]以下即综合各家


◆  论留侯

2024/2/19 发表想法
张良智谋高于众人，在于能使人主不疑。此计不留痕迹，唯子名为“不疑”
>> 张良之智表现于《留侯世家》所载的每一条“画计”；从“虚”“无”处看，张良之智慧与人格，尤其表现在他的“不疑”上。人生在世，能不受疑，此是何人？而况于雄猜之主？留侯有子袭爵，名曰“不疑”。“不疑”者，不疑人乎？不疑于人乎？不自疑乎？抑兼而有之乎？呜呼留侯，吾于此而识其有不测之智！

>> 张良之智表现于《留侯世家》所载的每一条“画计”；从“虚”“无”处看，张良之智慧与人格，尤其表现在他的“不疑”上。人生在世，能不受疑，此是何人？而况于雄猜之主？留侯有子袭爵，名曰“不疑”。“不疑”者，不疑人乎？不疑于人乎？不自疑乎？抑兼而有之乎？呜呼留侯，吾于此而识其有不测之智！

>> 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尔

2024/2/19 发表想法
张良用汉报韩国之仇，张良与刘邦之间的关系就都解释通了。刘邦对张良的敬重源于张良忠于自我，一个智谋极高的人只能是忠于自我，刘邦才敢放心的用。如此说来为韩复仇是不是就是张良的“不疑”之计呢？
>> 张良用高祖尔

>> 从这过程中可以见到张良的机变与能忍。而这两点正是一个政治人物或做大事业的人最可贵的品质。无机变则不足以应变成功，不能忍则不能待时，而足以败事。陈平渡河，裸衣刺船，即是机变；张良蹑足，沛公改口，即是能忍。一切知识、技能，均可借助他人，唯有这两点必须自己本身具有。

>> 机变与能忍。而这两点正是一个政治人物或做大事业的人最可贵的品质。无机变则不足以应变成功，不能忍则不能待时，而足以败事。

>> 老父胜张良者，是“相对的先”；但他要教张良做到的，乃是“绝对的先”。故“夜未半”的“未”字，非常重要。

2024/3/31 发表想法
张良之才，幸遇刘邦，创业之主虽多疑但惜才，后世守业之主不容忠于自我之人，非但人性之幽暗，更为制度之扭曲。
>> 以上所述留侯之本领：凡制敌机先，致人而不致于人，忍柔不争，善藏不疑等

>> 以上所述留侯之本领：凡制敌机先，致人而不致于人，忍柔不争，善藏不疑等

>> 在人事的对应上，即是“用弱”。用反有二：正面用反，即是守柔、执后、处下，不争；反面用反，即是将欲必固的“微明”之术

>> 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分，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他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104]张良所为以及他所教高祖者，大抵隐忍柔弱，因机乘时，其柔弱处，正是其可畏处。弱之反面为强，故知留侯少子取名“辟强”，实有深意。辟强与不疑，可说都是张良一生最得力处。

>> 故“虚”“因”二字，实为道家思想之宗纲。以因循为用，凡事只是因机乘时，绝不以人力人意强为，如此方能无为而无不为。张良椎秦博浪，以人意人力而为的成分居多，只因神

>> 凡其所为，泰半借力，当身自任者极少，故不但“步步在人前”，而且“着着在事外”[106]。

>> “静”自何来？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 张良可说是：做人本儒家之礼，而应世则用道家之术。


◆  《伯夷列传》析论

2024/4/2 发表想法
争利忘义，人心不古
>>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14]盖深知利为乱之原，以争利故，君臣相斫、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妇无情、朋友背信者不可胜数 [15]。《史记》所记太史公废书而叹者三，皆为利也 

>>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14]盖深知利为乱之原，以争利故，君臣相斫、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妇无情、朋友背信者不可胜数 [15]。《史记》所记太史公废书而叹者三，皆为利也 

2024/4/1 发表想法
文字记载的重要性，由此突破了今世的概念。
>> 太史公知名之传与不传有命，而复发愤著史，此司马迁知天而不任天，尽人以事天处，亦即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处。故曰：天道难知而人道可期也。故《伯夷列传》文短事少，通篇以议论为主，太史公实即此篇而寓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35]之思想。

>> 太史公知名之传与不传有命，而复发愤著史，此司马迁知天而不任天，尽人以事天处，亦即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处。故曰：天道难知而人道可期也。故《伯夷列传》文短事少，通篇以议论为主，太史公实即此篇而寓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35]之思想。


◆  滑稽与六艺——《滑稽列传》析论

>> 《滑稽列传》中的“滑稽”包含有四个要件，话语流利、巧于智计、人莫之害与以道之用，四者缺一不可，尤其是“以道之用”。

>> “滑稽”指成功的讽谏——“谈言微中”。

>> 《滑稽列传》篇首只有二句：“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 时代演变，对象不同，当国君不知正义为何物，无法同他认真讲道理时，滑稽之谈笑讽谏犹胜于“六艺”，即使不能奏功，至少还可免害，为人臣者应当知此。


◆  货殖与礼义——《货殖列传》析论

>> 太史公把（求）富视为人之“欲”，此“欲”不学而能，与生俱有，故说是人之“性”，他说是“情性”

>> ：“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即如果人生完全由情性做主，纵情极欲，就会两者都丧失。

>> “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即如果人生完全由情性做主，纵情极欲，就会两者都丧失。“两”是指礼义与情性。丧失礼义，则人不像人；丧失情性，则人的基本欲求也不能获得适当解决。这种恶劣情况和不智做法，司马迁是明显反对的。但何以“一之于情性”的结果，会变成礼义与情性俱失？这可分两点说明：一则“一之于情性”是统由情性作主，自然无礼义；犹之乎见利忘义、不顾义，自然不能有义。二则统由情性作主，纵情极欲，起先自是快意，但后果会变成不能持久，而且可能适得其反。

>> “两”是指礼义与情性。丧失礼义，则人不像人；丧失情性，则人的基本欲求也不能获得适当解决。这种恶劣情况和不智做法，司马迁是明显反对的。

>> 须知制礼原意在于，赋予特权之同时即是限制其特权。除非人类能根除特权，消除差异，否则特权差异以能合理限制为宜。

>> 求富发于人之“情性”，源自人心有“欲”。人心欲富、欲贵、欲利，但不能因其为“情性”而放任驰逐；否则，虽天子亦将患贫而与民争利，自为商贾，导民于争，激成末俗。《货殖列传》写上下人等奔于富厚之现象，即是武帝变世易俗之结果。故《货殖列传》讥下之好货，实与《平准书》讥上之失政相表里。太史公慨叹：“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其对策则为“以礼义防于利”。故列传首篇写伯夷之“奔义”，与末篇《货殖列传》写末世之“争利”，实为前后相映；而五体之首皆隐含推崇礼让之义，亦与《货殖列传》之利争首尾对照。以义防利，以礼化争，司马迁论治之意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