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雨靴等雨天对《中国有多特殊》的笔记(6)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问题都会引发争议，而论辩常常让人倾向以“锋利”压倒“思考“。但在我看来，如何对待异己之见和论争对手是对作者学识与品格的某种检测。

不要看重他的善良意图，而只应当判断他的论点

公共舆论的主导者，从传媒评论家到各种机构的发言人，大多是要讲道理的（至少要摆出讲道理的样子）。

实际上，相关讨论的关键并不在原则层面，而是在具体的内容和尺度。

所以，根本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规则”或“应不应当监管”，而是在于“监管什么”和“如何监管”。

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网友不赞同绝对的自由放任，也愿意接受合理的规则与必要的监管。但作为公民，我们有正当的权利要求公开的解释和论争。否则监管者就是将自身僭越于全体公民之上——武断地假设了自己在道德上和智力上优越于公众，这不仅是粗暴的羞辱，而且本身涉嫌公权的滥用。长此以往，会造成破坏社会和谐的隐患

悲情的呐喊是诱人的，但也可能为此牺牲了智性的清明，并导致自诩崇高的道德审判。

因为基本的言论自由是言论责任的基础，也是寻求真理的先决条件（否则连对普世与特殊的价值争论反思也不可能）。

社会的正义、体面的劳动以及更有尊严的生活，不只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也是当今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没有国家政策和社会机制的有效推动，这些理想要么落空，要么落实在各种不可预测的维权活动中。就此而言，中国工会应当淡化其“文化俱乐部”功能，而更积极地担负在其章程中承诺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能”。

而是要在肯定巨大成就的同时，清醒而诚实地面对严峻的问题。正视这些奇迹般的发展留下的后遗症，让我们摆脱对奇迹魔咒般的狂热，终结对高速发展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