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怀普对《北美学踪》的笔记(7)

我以前觉得北美的社交生活肯定是严肃而正式的，每个人穿着笔挺的西服，蹬着锃亮的皮鞋，系着绅士风度的领带等，端着酒杯用上流社会的英语侃侃而谈。我到了这里才发现，简单就是美，大道至简，大象无形，不着痕迹的美才是最美，聚会者大都穿着很随意的服装，甚至不乏穿着工作服来参与的。而且这种校友聚会中弥漫的民主和平等气息也让人感慨，这种聚会不会让人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记得出国前，我读到好几篇文章都提到同学聚会，说这种聚会要么成了拉关系的庸俗平台，要么成了权贵校友进行炫耀和自我展示的机会，比如承担所有费用等，反正是给人一种很压抑和市恩的感觉。而且在国内校友回到母校，大多也是按照现状分等级的，构成了一种等级制的校友聚会，让人觉得母校变得那么势利和市侩。因此，我觉得像这种开放式的阳光聚会倒是让人非常舒服的，让每个人都回到学生时代的纯粹，让青春的记忆从四面八方自然地被召唤起来。可惜等我回宿舍拿了相机回返准备多拍摄几张照片时，聚会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没能留下人们纵情歌舞的身影。

2022-07-29 20:47:57 回应

在这里，图书馆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包括温哥华市民，进入图书馆不需要任何证件。图书馆员告诉我每人借书的数目没有限制，而且借阅时间可长达八个月，除非有其他人预借这本书，此时图书馆会写信提前通知借阅者。主要图书馆每天的开放时间也很长，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因此，这里图书馆的章程设计完全是从读者立场考虑的，图书馆考虑的也是所藏书籍的最大流通量和使用率，而不是像国内那样，似乎图书馆主要是以保存图书为目的，刻意限制流通到读者手中的图书量。记得20世纪60年代曾在这所大学的亚洲研究系执教过的学者瞿同祖，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提到，1965年回国后发现做研究最大的麻烦是借阅书籍的不合理限制，像他这种顶尖学者在哈佛大学时都可以有一把个人支配的钥匙，去东亚图书馆地下室任意查阅书刊，可80年代初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居然每次只能借寥寥几本书，而他居住的地方离单位又非常之远。古稀之年来回奔波，最后的结果就是病倒，然后在医生的劝告下放弃了写书的打算。何兆武在回忆录《上学记》中也提到，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时，去图书馆借书，戒备森严的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跟在后面，防读者如同防贼一样，令他极其尴尬和倍感羞辱。

2022-07-29 20:56:38 回应

语言成了人际交往的敏感部分，不再仅仅是身份认同的标志，也成了社交礼仪的象征。例如，刚来时有次吃饭碰到一个华裔朋友，于是很高兴地同他说话，我自然是使用母语。他悄悄地而且严肃地对我说，在像餐厅这样的公共空间最好使用英语说话。我大惑不解，因为坐在旁边的绝大多数是华人或华裔。他说，若在这种场合说汉语，会导致其他说英语的学生的不快，会被人以为故意在利用母语形成派系，自动隔离于英语社群。后来得知，他也劝说过其他一些刚来的中国学生。这样，就只有每周三，在那个独特的汉语圆桌上，才是我可以在餐厅里毫无顾忌地说汉语的时间了。

2022-07-29 21:14:01 回应

我与一个法国裔的朋友卡罗琳（Caroline）聊天，谈到温哥华乃至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与文化。她告诉我，加拿大政府对于印第安人采取了各种保护性措施和优惠政策。比如印第安人的教育是完全免费的，包括接受高等教育。加拿大是禁止私人拥有枪支的国家，但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例外。印第安人即使不做任何工作，人均每年可从政府领取至少6000加元的生活补贴。政府为印第安人无偿建造公共设施，也为其建造住房，以确保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印第安人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些对于占据人口百分之五的印第安人的各种扶持的经费，来自政府的财政，而政府的财政建立在对于所有其他加拿大人的高税收上。比如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每个人消费的时候，都须扣除国税和省税，合起来占13％。消费100加元，就要扣税13元，等于额外要支付13元。另外，收入税也扣得很重，尤其是高收入者要承担很大的缴税任务。政府用这些资金来抑制整个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维持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而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助和扶持，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了。这或许是对于历史的一种补偿吧，毕竟这里曾经是印第安人祖先居住的空间，而欧洲人是“偶然的闯入者”，并且这个闯入者还在其后的历史中屠杀了众多反抗的印第安人，掠夺了他们的财富与资源。这种物质补偿或许具有精神赎罪的意味吧。

2022-07-29 23:49:21 回应

诗人痖弦出生于1932年，原名王庆麟，曾担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二十余年，与洛夫、余光中是台湾文学史上著名的诗坛“三剑客”。初见诗人，我见其上身是深红色的毛线衣，领口却是两抹黑边，棕色的休闲裤，一身随意自然的衣着。诗人两鬓已然斑白，而头顶上的头发灰白相间。诗人的眉毛可用“剑眉”一词形容，极有特色，大有纵横眉宇之气势，他看上去面色红润，而眼神时有犀利之态。第一印象就让我想起了在一些《高僧传》里所看到的得道高僧“鹤发童颜”的面容，或者就如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高手如洪七公、黄药师等人的形象，既有出世之虚融澹泊，也有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入世智慧。谈话是从诗人的笔名开始的，我问诗人之名是否有什么“微言大义”。他笑笑，说这是在台湾念高中时参加诗社所取的笔名，并没有特殊的意涵。“应”就是“哑巴”的意思，取其谐音，而“应”的象形字体将“病”与“亚洲”的“亚”结合了起来，而“弦”有“弦外之音”的意思，合起来近似于“无声的中国”仍旧奔涌着“潜在的激流”之义。诗人说，这个笔名其实是对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政治当局的一种“命名的抗议”。后来问的人太多了，解释起来太麻烦，诗人就借用晋代陶渊明的一首诗来解释“应弦”两字，他开玩笑说这算是“附庸风雅”了。

2022-07-30 00:13:47 回应

极个别的学者可以完全依靠内心强大的精神世界来支撑起一个具有持续创造力的自我，大多数学者如我一样是凡夫俗子，需要在彼此联结精神互动的公私生活中形成一种互相支撑的生命体验，正如青年时代的伯林在牛津的智性生命或者如19世纪后期的维也纳的智性生活那样。就此而言，对公共性的系统性剥夺，其实也是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个体的精神生命的发育可能，同时又会导向一种原子化个体的孤独与寂寞，所以无力感与无助感甚至虚无感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情感沉湎和情感堵塞。梭罗的寂寞是具有主体性的自我选择，换言之他是可以自主进退的，而现代人的这种生命状态则往往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刻意区隔，二者是具有性质上的差异的。

2022-07-30 11:11:53 回应

由那次通信，我开始与鼎公邮件往来，如他所言：“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东鸣西应，俨如神迹。”其时我正好开始研究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而鼎公在《关山夺路》中对左翼文学多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记述，而且一些论述极为精辟。比如他曾指出：“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注：指中共或亲中共人士）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注：指巴金、茅盾、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没有教堂，马太福音只是一本小册子，有了教堂，马太福音就是《圣经》。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这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全新阐释，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革命在组织形式和精神气质上的准宗教性，同时也凸显了左翼文学和读书会在革命动员中的角色。就此，我多次写信向鼎公讨教。作为一个亲历者，鼎公的卓见让人信服：“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让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则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则临门一脚。”这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27年前后大革命惨败，左翼文学与文化却在中国最具资本主义特征的上海繁盛起来。

2022-07-30 22:42:40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