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为爱成婚》的笔记(11)

创造一个到处都是美满婚姻的过去”，卡勒总结道，是人们对当今生活的其他方面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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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们认为源于传统的一些事物实际上是相当新近的发明。婚姻必须由国家认证或教堂批准的“传统”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古罗马，同居关系和合法婚姻之间的区别仅仅取决于配偶的意愿。就算是罗马天主教会也一向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宣布他们已私订终身，不管他们是在厨房里还是在草堆旁许下的诺言，在实际上他们已经成婚了。在一千多年里，教会仅以这番话作为凭证。一旦你许下诺言，经过教会认定，即使你们从未同居或有过性生活，也不能再收回了。不过实际上，想要在中世纪早期摆脱一段婚姻，办法可比近代早期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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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恋爱在18世纪后期出现，与此同时，一场针对社会及私人生活的所有传统组织方式的危机正在爆发。在接下来的150年里，社会努力在两种目标中取得平衡：一种是在婚姻中找到幸福，另一种是当婚姻不能满足人们对爱情的期望时，保留那些防止人们逃离婚姻的束缚。爱情为本的婚姻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的这段历史，包含了一连串的危机。人们突破了阻碍他们追寻婚姻圆满的藩篱，然后当婚姻制度看似陷入危机时，又后退或是被迫回到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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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婚姻承担了今天市场和政府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它组织了货物和人力的生产和分配。它建立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它按照性别和年龄协调劳动分工。它精心安排人们的一切个人权利和义务，从两性关系到财产继承。关于人们该如何安排婚姻以完成这些任务的问题，大部分社会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则。

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知道只有一个社会不以婚姻作为组织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核心方式，这个社会就是中国的摩梭人社会。除了这个例外，有史以来，婚姻都以不同形式扮演着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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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在人类社会中，关于谁和谁结合的问题并不是由最后在一起的两个人自己决定的。两人的家庭和社群几乎总是有发言权。在动物世界中，亲属和其他的社群成员从不会影响个体对伴侣的选择（除非是自己想取而代之）。 再者，在绝大部分人类历史中，婚姻不仅仅结合了两个个体，还结合了两个家族。当婚配联合了两个家族而非两个个体时，婚姻就远不只是交配繁衍的生物功能的表达，而是对这些功能的改造。 最后，除了人类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动物拥有一套复杂的法则来判断个体应该、必须或不能和谁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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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非的社群中，一个女人可能会作为“女丈夫”娶另一个女人。在这些文化中，如果妻子将她的孩子带到这段婚姻中，或在婚后生下了情人的孩子，这些孩子会被认为是“女丈夫”及其家族的后代和继承人。许多非洲社群和美洲的原住民社群也承认男性之间的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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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安排冥婚的决定是由双方家长做出的，他们并不会考虑小辈的意愿。但在20世纪早期，一些女性却积极地寻求这样的婚姻。这种做法在珠江三角洲的女性丝绸生产者中很普遍，她们想要维持自己的经济独立地位，但家里人却希望通过她们获得姻亲。大部分父母最多只容许自己有一个女儿不结婚。所以，当一户人家中已经有一个女儿宣布自己要做老姑娘时，她的姐妹为了维持独立，就必须和一个死去的男性举行一场婚礼仪式，名为“嫁神主牌”。这些女性后来告诉历史学家，“要找一个死去的未婚男子结婚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一有适当的人选出现，她们就争先恐后地“成为能和他结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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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人们结婚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不可能靠自己完成一切而独立生存。 但有些时候，婚姻的劳动分工取决于个体选择扮演的社会角色，而非一个人的实际生理性别。例如，在许多美洲原住民群体里，一个选择承担另一个性别的工作的少数分子，可以与某个生理性别相同、劳动分工角色相反的人结婚。一个做“女人活”的男人可以嫁给另一个做“男人活”的男人，一个做“男人活”的女人可以娶另一个做“女人活”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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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一桩婚事时，在家族之间建立联系的这一考虑，有时会比性交或繁衍后代等因素重要。太平洋西北地区[27]的贝拉库拉（Bella Coola）和夸扣特尔（Kwakiutl）社群在这方面提供了显著的例子。如果两个家庭希望和对方交易而又没有合适的联姻对象，他们便可能让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脚甚至那个理想的联姻家族里的一只狗订下婚约！

对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现实人类社群的研究，同样对男性供养者理论提出了质疑。在这样的社会里，为群体贡献大量食物的活动往往是女性的采集，而非男性的狩猎。打破这个规则的唯一例外是因纽特人和其他生活在特定地区的畜牧者和狩猎者——这些地区气候极端恶劣，使采集植物变得困难重重。[5] 生活在采集型社群中的妇女也不会被养育子女的事务拖累。一位人类学家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一个狩猎–采集型的非洲社群中工作，他计算得出，一个成年女性一般每天会为了采集食物行走12英里[6]，并带回家15磅[7]至33磅的食物。一个有两岁以下孩子的妇女，会将孩子用吊带背负在胸前，这样在进行采集时可以同时哺育孩子。她每天行走的距离相等，带回家的食物分量也相当。在许多社群里，妇女还以各种形式参与狩猎，或作为集体狩猎队伍的成员，或作为独立行动的猎人，甚至组成全为女性的狩猎队。 今天的大多数古生物学者都反对这样一种观念：早期的人类社会是围绕占支配地位、负责供养核心家庭的男性狩猎者而组织的。首先，在原始人类和人类演化的早期阶段，狩猎大型动物对于群体生存的重要性，比不上采集植物、鸟蛋、可食用的昆虫和贝类，偶尔捕获小动物，以及寻觅自然死亡的大型动物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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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早期人类开始狩猎大型动物时，他们的方法是将动物赶下悬崖或逼进沼泽。这些行动牵涉到整个群体，包括女人和男人。现代的觅食者在组成包围圈时也是如此，所有人包围住猎物，慢慢将它赶进陷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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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必定是在相当早期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当人们发明出效力足够强大的武器，可以远距离杀死移动中的动物时，这种分工进一步得到强化。这种武器使得小规模的社群捕猎孤立的、移动敏捷的动物成为可能。用投射型武器狩猎成了男性的专长，这部分是因为，女性很难一边追逐动作迅疾的猎物，一边看护孩子。所以，无论在哪里，当人们组织小型团队离开大本营去狩猎时，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的成员往往都是男性。尽管如此，这并未使得妇女们成为各自伴侣的附庸。 妇女们将孩子留在身边，更倾向于发展出种种专长，包括采集和加工植物及贝类，缝制衣服，设立陷阱捕捉小型动物，以及制造用于挖掘或烹饪的工具。这种性别分工的专门化导致男性和女性之间更加互相依赖。随着这些生产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将它们传授给后代，这为夫妻在一起度过更长的时间提供了动机。 在已婚伴侣之间做出灵活的、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是人类生存的一项重要工具。伴侣的其中一方（通常是女性），能够将精力集中在更加有把握的事情上，通过采集或挖掘来寻找食物。另一方可以试试手气，捕猎那些一旦到手便回报丰厚的食物。但是这种劳动分工并没有令核心家庭自给自足。集体狩猎和采集仍然对生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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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的重构工作表明，小群体的组成可以少至几人，多至一百人，但最常见的是二十多人。小群体靠土地生活，用简单的工具把多种多样的动植物加工成食物、药材、衣服和燃料。他们通常在一片定居的土地上来回迁移，直到资源被耗尽，或者其他环境的变化刺激他们转移阵地。他们可能会定期迁移到较远的地方，目的是找到贵重的原材料，或者获取季节性的陆上猎物和洄游的鱼类。[13] 有些时候，小群体会分解为单独的家庭，独立进行采集工作。但是，考古记录显示，家庭会定期回到大本营中，或者跟新的营地建立联系，以获得庇护并在集体狩猎中互相协作。地区性的营地群会在水潭边定期举行聚会，或者集体采收洄游的鱼潮或季节性丰收的植物。在那段时间里，人们举办舞会、节庆和其他仪式，在全年大部分时候都分散在外的家庭和群体彼此建立联系。在这样的场合中，人们可能会从更大的群体里寻找或更换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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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布赖恩·海登（Brian Hayden）认为，过去的猎人和采集者会混合利用五种策略来和其他群体建立关系，并化解敌对的张力：频繁的非正式拜访，跨群体的共享行为，礼物的赠送，为了仪式场合而定期举行的大型聚会，以及婚姻和亲属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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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习俗都在一个孤立的营地或家庭群体的范围之外建立起善意和社会网络。但是运用婚姻来建立新的亲属纽带，是联结群体的一种尤其有力的方式，因为它能产生在两个营地中都有亲属的后代。新西兰的毛利人（Maori）说：“礼物带来的联结会被切断，但人的联结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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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第安黑脚族关于婚姻起源的传说里，只有在女人选择男人作为丈夫之后，男人才能得到风干的肉和浆果、温暖的长袍、柔软的鹿皮鞋和舒适的小屋。在现实生活中，男人开始积累水牛皮、大房屋和其他“精美”的东西（通常包括不止一个妻子），这个过程涉及的女性选择要少得多。 在欧洲人将马匹引进到美国西部之前，黑脚族和其他的大平原印第安人用包围法徒步猎杀水牛。整个群体，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要参与其中，将动物逼到陷阱中或赶下悬崖。男人用棍棒将水牛打死，女人则风干水牛肉，鞣制兽皮。尽管男人承担了更加有风险、更直接的猎杀工作，但整个工作是平均分配的，并且是偶发的。一次称心的狩猎所供应的肉类和衣服，足以用上很长一段时间。[27] 但是，一旦欧洲人将马匹、枪支和皮毛贸易引入北美洲，一切就都发生了改变。印第安男性能够独自狩猎水牛了。他们既有机会也有动力去杀死比实际生存所需的数目更多的水牛，因为他们可以将多余的猎物卖给白人，牟取私利。这极大地增加了需要鞣制的兽皮以及需要风干的肉类的数量。现在，最成功的猎人杀死的水牛可以远远超过一个妻子所能加工的数目。忽然间，拥有更多的妻子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较为富有的人开始通过向女孩的父亲提供马匹来搜集妻子。 水牛皮贸易的扩张，使得单个猎人所拥有的妻子数目陡然上升。它还令女人结婚的年龄提早至青春期以前，并极大地增加了对妻子的社会限制。19世纪的观察者指出，娶多名妻子的行为在和毛皮公司有贸易往来的群体中最为常见。在这些群体里，女性的劳动强度要大得多。这些群体同时也更可能对女人实施惩罚，例如，割下犯通奸罪的女人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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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我们生活在石器时代的祖先们，和我们在更加晚近的年代里所观察到的狩猎–采集型社会一样，有着多种多样的行为习惯。但是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婚姻最初是一种扩展合作关系，在本地群体之外流通人员和资源的方式。当人们通过婚姻加入新群体的时候，陌生人就会变成亲人，敌人就会变成盟友。 随着社会产生财富盈余，变得更加稳定、稠密与复杂，这种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32]随着家族开始主张各自对于领地和资源的永久权利，一些家族会比另一些家族积聚更多的货物和权力。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富有的家族就不再有兴趣和贫穷的家族共享资源，聚集劳动力或发展盟友关系了。渐渐地，交换婚姻变成了一种巩固资源的方式，而不是创造一个互相负有义务、彼此联系的圈子。 随着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可接受的婚姻”的定义收窄了。富有的家族拒绝和贫穷的家族联姻，并拒绝承认任何未经他们批准而结婚的夫妻所生的孩子。这一转变对千百年来塑造人们生活的婚姻来说是一场革命。婚姻曾经是扩展合作群体数量的一种方式，但现在它已成为让有权有势的家族积累人力和财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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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什么地方，从四处觅食的小群体到定居的务农者的转变，都伴随着一种倾向：通过家庭纽带和亲属义务使协作与分享成为一种排他行为，并且放弃更多聚集或分享资源的非正式渠道。在美洲西南部，我们可以通过建筑模式的变化追溯这种转型。起初，多余的谷物会储存在位于村庄中开放、显眼位置的公共空间。后来，储藏室被封闭在个人的住宅内，只有从该家庭或家族成员实际生活的房间才能进入。盈余物资变成了需要密切守护的资本，仅限家庭成员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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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差异的加剧重新塑造了婚姻规则。一个社会地位更高、物质资源更多的家族，在孩子的婚事上可以要求更高的“价格”。在大家族里，为了结婚，男青年经常不得不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借钱，这使得长辈对年轻男性和女性的控制权都增加了。一个不能为婚事支付顶级价钱的家族只能被最上层的婚姻交换系统淘汰。有些时候，一个较贫穷的家族会放弃收取传统上新郎家族需要支付的彩礼，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大家族做偏房小妾，以便和大家族建立哪怕是次等的联系。但在其他情况下，地位较低的家族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被允许和地位较高的家族通婚。[34] 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家族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他们便会在更为封闭的圈子里谈婚论嫁。有时他们为了保存财产和团结家族成员，甚至放弃异族通婚（即与家族之外的人结婚的行为），而选择同族结婚（与近亲结婚）。[35]婚姻结盟中牵涉的资源越多，亲属们越关心他们的亲人和谁结婚，婚姻能否持续，在第一段婚姻结束时是否会缔结第二段婚姻——这段婚姻可能产生新的继承人，使得财产的继承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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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的妻子们的从属地位由于犁的发明而恶化了。犁的运用消解了妇女农业劳动的价值，因为使用犁需要的力气比一般妇女的力气更大，而且和用锄头耕种相比，更不便于照顾孩子。丈夫们开始索要嫁妆而不是给妻子们彩礼，女儿们被贬值，有的家庭甚至会杀死女婴。随着早期城邦崛起而蔓延的战火，也进一步使女性的地位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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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不再指望能和精英阶层交换婚配对象。他们最多希望自己的某个孩子能飞上枝头。但随着原配妻子、再配妻子和小妾的权利出现了复杂的差别，就算这个愿望也变得更加渺茫了。正式的法规详细规定了什么样的婚姻能够或者不能产生合法的后代。在某些地方，当局完全禁止底层阶级的婚姻，或者规定来自不同社会等级的个体通婚是违法行为。 决定谁能和谁结婚的权力，成了一项极其有价值的政治和经济武器，千百年来都是如此。从公元前3000年崛起的中东王国，到1500年后出现的欧洲帝国，统治阶级的各个派系一直都在争夺合法化婚姻或批准离婚的权力。这些争斗经常会改变历史的航线。 几千年来，在挑选或拒绝结婚对象这个议题上，来自家族、统治当局和社会精英的操纵盖过了年轻人的个人意愿。直到200年前，男女双方才开始从家长、教会和国家的手中夺回对婚嫁权的控制。在最近100年的时间里，女性才开始能独立自主地对婚姻做出选择，不必再向经济需要和社会压力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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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彼此相隔了几千年，又被数不胜数的独特文化习俗区分开来。但在所有这些社会当中，国王、法老、皇帝和贵族都依赖个人和家庭的关系来招募和奖赏追随者，缔结同盟并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婚姻就是用来打造这些关系的关键机制之一。 未来的准统治者以祖先为基础来证明自己的权威。无论他们宣称自己是神明、前代国王还是传奇英雄的后代，他们的合法性都取决于父母血统的纯正性，以及父母婚姻的合法性。在一个大部分上层阶级都忙于鼓吹自己的高贵血统的社会，巩固个人合法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和另一个同样有着尊贵的祖先血统的人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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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14世纪，埃及的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写信给巴比伦国王，要求巴比伦将一位公主送给他做妻子。巴比伦国王的父亲其实已经在几年前将他的姐姐送过去了。他愤怒地回信说：“我父亲已经把我姐姐送去你身边，而且没有人再见过她，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死活。即便如此，你还想要我的女儿做你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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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我们倾向于认为“嫁入豪门”是女性才会做的事，比如一个女人“钓”到了一个富有的丈夫或英俊的王子。不过，在许多古代社会，男人往往会娶社会等级更高的女人，借此寻求财富和权力。在古代中东和荷马时期的古希腊，“有一天我的公主会来”可能才是童话故事和男性幻想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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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阶层的人们根据和上层阶级不同的标准来决定结婚和离异事宜。但不论在哪种情况下，这些决定都不会以爱情和性魅力作为最根本的基础。几千年来，从最早期的文明开始，对中下阶层来说，婚姻的经济功能要比个人的满足感重要得多，而对上层阶级来说，婚姻的政治功能排在首要地位。

古代雅典的民主试验，挑战了贵族在政治权力和司法上的垄断地位，同时留下了可与家族式忠诚抗衡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哲学理念。罗马率先用职业军队、官僚机构以及普遍法则系统来限制私权的使用。基督教的精神信仰则将对上帝的忠诚升华至对家庭和婚姻关系的忠诚之上，它在性行为和离婚上不断变化的立场最终改变了整个西方的婚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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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君主的思想中没有对国家、体制或抽象原则的忠诚。他们的责任感建立在家庭纽带、婚姻联盟和个人的友谊盟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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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家族关系仍然发挥着作用。但雅典的立法者不再允许贵族家族以对个体的效忠或家庭纽带为基础来征募和指挥自己的军队。相反，他们要求个体家庭直接向城邦提供士兵。在雅典的公共建筑以及钱币上，守护女神雅典娜和智慧的化身猫头鹰，取代了贵族家族的徽章。雅典娜没有敌对家族，也没有婚姻联盟。传说她是从宙斯的头部以成年形态跳出来的，因此没有母亲那边的亲戚来争夺她对国家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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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首先要效忠国家，而不是效忠自己或者家庭。柏拉图写到他的理想国时，认为家庭应该被完全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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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学更常见的一个观点，是抨击那些认为对大家庭尽忠要重于对丈夫尽妇道的女人。一个女子与娘家持续不断的联系，象征着贵族统治最为严重的泛滥。雅典剧作家在悲剧中深入探讨这一主题，直到今天仍然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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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全世界第一个民主政府试验丝毫没有改善妻子们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希腊妇女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处在一个男人的正式监护之下。当她待字闺中时，父亲和兄弟控制她的行为，负责为她提供经济支持，包括提供嫁妆好让她能嫁人。在婚后，控制权被交到丈夫手上。甚至寡居也不能让一个女人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因为在丈夫死后，她的儿子便有权代表她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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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历史上，雅典是19世纪以前仅有的几个主张妻子的理想身份是依赖丈夫的主妇而非丈夫的工作伴侣的社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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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社会一样，希腊也有感情深厚甚至充满激情的婚姻。但希腊的真爱模式不是指夫妻关系。最真挚的爱情被认为存在于成年男子和少年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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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人成功将婚姻和家族权谋逐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罗马从未像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那样彻底地限制贵族的政治影响力，但罗马城邦率先实施了几条政策，防止贵族为了争夺独裁统治权而开展毁灭性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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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马的自由民比起雅典在政治上有更多的不平等，罗马女人却比雅典女人享有更多的自由。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贵族长盛不衰的显赫地位，使罗马上流社会家庭的妻女们拥有相对的自由；其二，由于男人在对外战争中的服役期延长，他们不在家的时间变长，有产家庭的主妇们便有机会多年独立打理事务，积累自己的财富，甚至获得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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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对家庭的定义带来了有趣的结果：它把一家之主，也即男性家长，排除在家庭成员之外。男人不在家庭里，他们统治家庭。这个观念被西欧的基督教家庭沿袭下来，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个世纪以来，家庭辅导手册都是发放到妻子而非丈夫的手里。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丈夫不需要知道如何在家庭中行为得体，只需要知道如何让家庭成员行为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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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雅典一样，罗马为后世留下了组织政治生活、军事活动和司法的一套模式，这套模式不允许有权势的贵族利用婚姻关系和个人效忠来获取权力。罗马带来了组织军事行动、赋税收缴和法定权利的机制，不再需要依赖婚姻同盟、血缘关系或地方心腹的势力。在衰落时期，罗马接纳了基督教，后者在日后发展为天主教会。它既是一个机构，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婚姻政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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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帝国多种族混杂的人口来说，基督教的深刻魅力之一在于，它并不将教众限制在单一民族或某个神秘的共同先祖的后代。教会向所有人敞开怀抱，提供兄弟般的情谊。它坚持谦卑、慈爱和灵性高于世俗的财富和权力，这一点对底层阶级和奴隶尤其有吸引力。

今天，当电影明星或王室的婚姻在公众面前揭开真面目，或者争吵不休的夫妻在日间电视节目中细数他们的冤屈的时候，人们常常哀叹世风日下，体面不再，重提过去那个夫妻不会公开抖出家丑的年代。如果这一传统曾经存在过的话，它一定不会追溯至中世纪。那时婚姻纠纷中的淫荡细节每天都在传播，而信息的主要源头——在中世纪就相当于现在小报的角色——就是教会。和当代的八卦专栏作家一样，教会官员追查婚姻纠纷的当事人，对他们的性生活细节刨根问底，并成为夫妻其中一方的偏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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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泰尔的挣扎是中世纪婚姻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它说明，当一个国王的合法妻子不能生下后代，而他在寻求再婚时又缺乏教会的合作时，结果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困境。贵族和国王在必要时仍会继续藐视教会，但他们越来越试图避免这样的正面交锋，一边默许婚姻不可解除的原则，一边经营他们的生活，以便当离婚真的不能避免时，这种生活方式能给他们提供更多令人容易接受的借口。国王们如果有擅长生育的妻子，又与姻亲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同盟关系，他们就会力图避免休妻另娶。如果已有合法继承人，他们甚至在妻子去世后也会拒绝那些诱人的再婚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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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制不代表一对一的性生活。事实上，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提供了一种让王室能够鱼和熊掌兼得的方式。一个国王可以不断地生下儿子，他们在军事活动中能派上用场，还能召唤母亲的家族前来相助，但因为不是合法婚生子，儿子们就被剥夺了任何继承王位的机会。如果所有合法婚生子都去世了，一个私生子也可能被指定为继承人。但是，一旦教会和国家对合法地位的规定达成共识，这种情况就很少见了，而私生子的地位再也不能百分之百得到保障。合法出生的兄弟也有可能为了继承权相互宣战。私生子不得不把运气系于国王及其指定的继承人身上。与此同时，许多国王生下私生子后便将他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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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妻子没有生下合法继承人，国王便不能依赖这种对基督教婚姻教条的创造性演绎。他需要运用计谋绕过离婚和再婚的限制，以便跟另一个女人重新开始。面临这个难题的统治者通常会利用中世纪教会婚姻教条的一个特点来找到出路，那就是对乱伦极为宽松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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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婚姻的禁令扩展到七度亲属关系或“记忆能够追溯的最远之处”。它认为某人跟曾曾曾曾曾祖父的后代结婚也是不合法的！到8世纪末，和姻亲、教父母或教子女的亲戚或者曾有过性关系的某个人的亲戚结婚，都会被算作乱伦。如果你之前与某人有婚约但没有结成婚，那么你和他（她）的亲戚结婚也是被禁止的。这些禁令如此广泛，以至于几乎任何婚姻都会被判定为无效。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至少在理论上，乱伦的法令禁止村里的年轻男子与“他们可能认识的所有适婚女孩以及一大堆不相干的人”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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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么广泛的范围是出于何种理由，这些乱伦禁令在那个时代的权力斗争中无疑是非常有用的武器。如果将这些禁令一以贯之地推行下去，它们或许能够阻止国王和贵族利用与亲戚结婚——哪怕是远房亲戚——来巩固财富和社会地位。但是在中世纪，教会在推行大部分婚姻教条时任意而为，没有常法。尽管它很少审查平民百姓的婚姻，但是当某个谨慎的平民申请正式的法令豁免时（大部分人都直接忽视），它还是会欣然给予豁免许可。即便是王室或贵族婚姻，教会也很少查究其中的家庭关系，除非教会卷入了涉及其中一个家庭的权力纷争，或者被要求加以干预。 教会还会例行颁布豁免许可，以获取政治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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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乱伦的指控对教会官员和贵族家庭来说可能各有利弊。一方面，这些常常被忽视的教条或许会被一位国王或贵族援引，在相熟的教会官员的帮助下阻止竞争对手的婚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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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为这些教条在人们结婚时通常会被忽视，它们也可以在日后被用来否决已经存在的婚姻。对乱伦的指控为人们提供了一项例外条款，可以摆脱教会对离婚的限制。一对想要离婚的已婚夫妇（或者其中一方）会突然发现这段婚姻一直以来都是近亲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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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王和贵族虽然表面上接受教会的规定，但是如果回报足够丰厚，他们仍然会继续要求教会接纳他们的婚姻策略。回报之所以往往如此丰厚，一个原因是，在西欧的王国中，和拜占庭帝国或伊斯兰国家不同的是，女性在确立贵族或王室血统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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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同盟既是为了防卫，也是为了进攻。因为中世纪的欧洲王国都不够强大，不足以凭武力统治周边地区，所以当一个国王的敌人娶了有实力的邻国的公主为妻的时候，这个国王就会赶快娶公主的妹妹为妻，好抵消敌人的婚姻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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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之后，女性就越来越少成为女继承人了，因为许多贵族家庭开始规定只把财产传给长子——这种做法被称为“长子继承制”——以此来避免他们的财产被稀释。在长子继承制扎根的地方，女性的继承权和处置财产的权利减少，随之减少的还有她们在婚姻同盟中发挥的核心作用。[33]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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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王后和贵妇人会小心地经营和有权势的教会官员的关系，后者可以在她们不再愿意或不再能玩高风险的婚姻游戏时助她们一臂之力。如果丈夫想在妻子不愿意的情况下休妻，妻子拥有基督教会的朋友会让事态变得大为不同。另外，一座相熟且友好的修道院可以在妻子被休或自愿离开丈夫时为其提供一个避难所。教会人员可以给妇女提供隐修之地，捍卫她们在孀居时保持单身的权利，或者帮助她们阻止分居的丈夫再娶。 王后不仅仅是婚姻政治这场游戏中的贵重战利品，她们往往还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战绩不俗的玩家。难怪，当中世纪的欧洲人从伊斯兰世界里学来象棋游戏的时候，棋盘上最厉害的一枚棋子——穆斯林称之为“首相”或“国师”——被重新命名为“王后”。[

中世纪的女性不一定会被离婚害得一贫如洗。因为在中世纪从来没有人宣布男人是挣钱养家的主力，一个离婚的妻子有权获得一定量的家庭财产，以和她所贡献的劳动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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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不喜欢被放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去捍卫那些私下交换盟誓，反抗父母意愿而成婚的年轻夫妻。作为补救，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宣布“我们绝对禁止秘密婚姻”。会议声明，为了使一桩婚事有效，必须满足以下三点：新娘必须有一笔嫁妆（这有效地削弱了年轻女子独立于父母的能力），必须事先刊登结婚预告，婚礼必须在教堂举行。 可想而知，一桩得体的婚事成了一件冗长而乏味的事情。首先，双方父母要协商达成正式的婚约。这个婚约包括一张婚前的合约，要涵盖在结婚时以及婚后会发生的财产交易，例如妻子带来的嫁妆数量、新郎的聘礼、新娘在不幸守寡后的安排以及财产传给儿女和孙辈的方式。如果男方将来会继承父母的农场或生意，婚约就应该列明父母在年老时期望这对夫妻如何赡养他们：家里或隔壁房子里的一个指定装潢的房间、每年秋天一定量的柴火、供个人使用的一只奶牛或一只骡子。 接下来就是在距离婚礼还有三个星期的时候在教会宣读结婚预告。这是一种将即将举行的婚礼通知社区的方式，如果有人知道某种不应该结婚的理由（例如之前结过婚），就可以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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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新人在教堂门口，在见证人的面前和神父的祝福下正式交换盟誓。修士们（比如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答应为年轻的恋人主持婚礼的修士）不受主教的管辖，因此可能会被说服去主持秘密或仓促举行的婚礼，但教区神父如果在见证人缺席和没有发布结婚预告的情况下为一对夫妻主持婚礼，就会遭到严厉的处罚。 这些限制本应使秘密婚礼变得十分罕见，想要赢得周围人欢心的人会谨慎地遵守这些程序。但是最终，伦巴德的教条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自由允诺的结婚意愿盖过了所有拉特朗大公会议费尽心思罗列的程序。如果一对夫妻用现在时的语气说：“我以你为我的丈夫”和“我以你为我的妻子”，他们就结婚了，无论有没有见证人、结婚预告、祝福或其他东西，无论说这句话的地方是在教堂、厨房、农田还是谷仓，无论他们是否发生过性关系或同居。 教会认为秘密婚姻不合法、不正当，甚至应受谴责，但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的。基督教婚姻的基本原则是，只要双方同意，就能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因此，尽管那时的婚姻在今天看来无论如何都很少关乎自由选择，但在中世纪的西欧，想要不经父母和权贵人物的许可就结婚，还是比过去或者当时的其他大部分国家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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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世纪的欧洲农民在法律上都从属于地主及其土地。农奴每年欠主人一定量的劳动天数，以及一定量的农作物，此外还有一小笔现金税。他们还必须在许多私人问题上遵守地主的意愿，服从他的“审判”。封建地主的“初夜权”——一个贵族有权在农夫的女儿结婚时为她“开苞”——是子虚乌有的事。但地主一般确实在农奴女儿的身上有财务方面的考量（如果不是两性方面的话），而且教会很少反对地主对她们的婚事施加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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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的婚姻之所以牵涉到地主的利益，是因为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农村经济的核心。无论男女，没有人能独力经营一个农场。男人专注于户外的农活，农夫通常被称为“犁地人”。除了犁地，他还要施肥，挖泥炭来烧火，挥动沉重的镰刀收割庄稼。他要打谷，翻晒干草，有时还去更大的地主的农田出卖劳力。他的妻子则给奶牛挤奶，制作黄油和奶酪，喂养鸡鸭，清洗并梳理羊毛，准备亚麻纤维（过程涉及15个步骤），酿造啤酒，还要搬水。女人还会把多余的农产品带到市场上出售，在村里的小溪边洗衣服，在磨坊研磨谷物。男人和女人都会在庄稼丰收时帮忙，到田里拾落穗，捡柴火。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时也外出干农活挣钱。 农夫或农妇很少能一个人独立生活。已婚农民的家庭是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这个家庭要缴纳给地主的欠款，是以男人和女人两人共同的工作量作为基础来计算的。例如，在中世纪的日耳曼庄园，农户每年须缴纳的鸡和蛋被非常明确地归入妻子的责任范畴，当她怀孕的时候这家人可以免于缴纳这笔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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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对于创造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家庭经济单位十分重要。因此，即便是不受地主或修道院院长管束的自耕农，也会非常急切地希望自己以及后代能建立好的家室。他们也同样关心邻居是否能找到合适的配偶，因为村庄生活和农业耕种的地形布局，使得婚姻成了一项公共事务。一个家庭的土地常常散落分布为几块独立的狭长条形地带。一桩婚事若能使两块相邻的土地合并到一起，就会被认为尤其有利。但因为作物需要有规律的轮耕，土地又彼此相连，这就要求整个村庄一起决定应该在哪儿种植什么，什么时候犁地和收割。就连在一桩婚事中没有任何直接经济利益关系的人，也会关心谁娶了谁，新娘或新郎是否对邻里有利。 如果没有互相帮助、共同承担责任的邻里网络，中世纪欧洲的乡村家庭农场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很多村庄都有类似于在13世纪和14世纪英格兰的布里格斯托克（Brigstock）被记载下来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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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对于创造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家庭经济单位十分重要。因此，即便是不受地主或修道院院长管束的自耕农，也会非常急切地希望自己以及后代能建立好的家室。他们也同样关心邻居是否能找到合适的配偶，因为村庄生活和农业耕种的地形布局，使得婚姻成了一项公共事务。一个家庭的土地常常散落分布为几块独立的狭长条形地带。一桩婚事若能使两块相邻的土地合并到一起，就会被认为尤其有利。但因为作物需要有规律的轮耕，土地又彼此相连，这就要求整个村庄一起决定应该在哪儿种植什么，什么时候犁地和收割。就连在一桩婚事中没有任何直接经济利益关系的人，也会关心谁娶了谁，新娘或新郎是否对邻里有利。 如果没有互相帮助、共同承担责任的邻里网络，中世纪欧洲的乡村家庭农场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很多村庄都有类似于在13世纪和14世纪英格兰的布里格斯托克（Brigstock）被记载下来的习俗。在那里，所有男人以十人或十人以上为单位划分课税组，组内成员为彼此的行为负责。例如，如果有人偷窃，其他人就必须将他送上法庭，否则所有人都要受罚。[13]所以，出于社会和经济原因，村民们在选择伴侣和姻亲的问题上承受着压力，因为伴侣和姻亲们要共同承担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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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会为他们的孩子能否跟“合适”的家庭结婚感到焦虑。在乡村生活中，头衔和领地也许无关痛痒，但如果姻亲的表亲在主教教廷任职，或者对方的舅舅是地主的管家，在调解纠纷时就会起到大作用。更加富有的农民通常会通过婚姻同盟来互相联结，一个村庄可以依据不同的家族、保护人和家族通婚关系分成几个宗派。这里我们会再次发现，婚姻对乡村生活而言太重要了，已不是夫妻的私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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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而不是生儿育女，标志着农民社会中男人和女人向成人的转变。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所有未婚男女，无论年龄多大，都被叫作小伙子或小姑娘，需要听从村中已婚的“老爷”和“太太”。[16] 成年的徽章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意义。对男性来说，婚姻跟经济独立是紧密相连的。男人在继承了土地或父亲的手艺后就会结婚。在13世纪的英格兰，形容未婚男子的单词是“光棍”或者“单身汉”，也指“没有土地的男人”，而“丈夫”一词可以指已婚男子或拥有可观地产的男人。一个拥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的已婚男人是村庄生活中的基本政治人物。他为妻子和孩子负责，也为任何住在家中的用人或学徒负责。他要为他们的过失负责，在必要时训诫他们，并代表他们出席村庄大会或法庭。[17] 对女人来说，婚姻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更加模棱两可。结婚标志着女孩的成年，但这其实限制而非拓展了她的法律地位。已婚女性失去了处理土地、上法庭或处理私人事务的权利。尽管如此，欧洲农村的女性仍然需要婚姻来获得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无论结婚与否，没有一个女人能参加维持秩序的十人队（tithing group）。女性也不能在任何村庄办事机构任职，或者为他人担保，就像农村男人经常做的那样。为他人担保，会使其他人必须履行责任。男人可以用这个担保体系来建立互相帮助的紧密网络，这个网络可以覆盖几十个人。妇女只有通过丈夫才能获得这种在家庭之外的影响力，因为婚姻剥夺了她们订立经济合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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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搭档形式，在中世纪城镇的工匠和手工业者当中尤其普遍。在热那亚[23]，有经验的技工通常会和同行结婚，在婚约里列明双方带到婚姻中的存货和作业工具。夫妻俩一般在家中做生意，或者住在店铺楼上。如果男人是织工，他的妻子可能会操作织布机。如果他是鞋匠，她可能会缝制鞋帮。许多手工业行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妻子会和丈夫并肩工作，因此只有在一个男人没有妻子的情况下，行会才允许他收学徒。在14世纪的伦敦，给皮革染色的工匠的妻子，甚至会和丈夫一起宣誓加入行会。许多行会要求男性在升任师傅之前必须结婚。[24] 城镇贸易常常是历史学家比阿特丽斯·戈特利布（Beatrice Gottlieb）所说的二人生意。和农民的婚姻一样，这种形式可能会在夫妻之间建立起对彼此的尊重、依赖，甚至产生爱情。但是如果不合时宜的死亡将职业生涯斩断，它也并没有为伤感留下太多空间。“当配偶去世，就产生了一个工作岗位……寡妇或鳏夫会再婚，以便填补空缺，或者由儿子（女儿）上岗，并几乎在同时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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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另一些例子中，婚姻协议明确规定，如果已订婚的哥哥姐姐在结婚前去世，较年幼的兄弟姐妹就要顶替他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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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盛名的17世纪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就曾要求妻子删除关于他的日常行为的记录，因为“这是如此尖刻……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当她拒绝这么做的时候，他一把抢走纸张，将其撕成碎片。[

最常见的为婚姻存钱的方式，是在其他人的家中当几年用人。当用人对于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年轻人来说，就像今天上大学一样，是一场成人礼。在其他社会中，用人通常指的是注定要终身被奴役的一个阶级。但在欧洲西北部，大量的年轻人都要经历一段服侍他人的人生，再去组成他们自己的家庭，经营自己的土地或生意。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北欧，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年轻人会做一段时间的用人。18世纪初，根据一项研究，在所有年龄在15岁至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有60%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做过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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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如果一个西欧或美国女人过了二十四五岁还不结婚，她往往就终身不婚了。但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许多欧洲城镇的女性在三四十岁才第一次结婚。因为西欧的婚姻是建立一段生产合伙人关系，而不仅仅是给既有的家族生意增添另一个女性成员，结婚的主要原因就不一定非得像罗马时代那样是“为了生育有合法继承权的后代”。在1610年的伦敦，多罗茜·爱尔兰（Dorothy Ireland），一位36岁的侍女，嫁给了40岁的“小伙子”未婚夫，他们感情稳定，已经相处了8年光阴。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是攒下足够的钱好开始独立经营生意，而不是急着开始建立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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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和经营家庭生意的关系，影响了结婚率和结婚的时间。例如，在法国的马赛，1720年黑死病爆发之后，结婚率急剧上升。研究人员猜测，人们之所以结婚，就是为了在黑死病造成大量死亡之后补充人口。但是经过更详细的调查后，他们发现许多结婚的人已经超过了生育年龄。结婚潮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黑死病导致的死亡，创造了新的生意或新的土地继承机会。店主和农民需要新的生意搭档。历史学家比阿特丽斯·戈特利布写道：“社会结构中出现了空缺，只有婚姻能将它们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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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未婚率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在下层社会，有些人没能积攒足够的钱来建立独立的家庭或者成为有吸引力的结婚对象。在上层社会，一个家族的继承人如果早婚，往往就意味着其他孩子的晚婚或终生单身，因为父母不愿意在其他孩子结婚时分给他们一份成家的财产，这会削薄继承人的遗产。贵族常常将修道院当成没有继承权的子女的放逐之地。但单身有时候也是结婚以外的另一个自愿选择，一些欧洲女性就算拥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去物色伴侣，也保持着单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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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家罗恩·莱斯格（Ron Lesthaeghe）认为，早在福利国家发展起来之前，欧洲西北部的家庭就更依赖于本地救济贫困委员会和共济组织，例如行会或公会，而不是依赖大家庭。人们认为朋友、用人、邻居和主顾应该互相支持，而在其他时期和地区，这种支持只有血缘亲属才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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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对乱伦的禁令使表亲之间的婚姻在欧洲比在非洲、中东和地中海国家更为少见，这就强化了人们在血亲之外组建互助群组的倾向。因为必须和近亲家庭以外的人结婚，西欧贵族逐渐成为一个比其他社会的贵族更加开放的社交群体。不同的贵族家庭之间，甚至贵族和政府官员或富有商人之间的婚姻，变得常见起来。在下层社会也是一样，异族通婚的比例比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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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根据地域、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不同，结婚的年龄也有很大差异。人口学家E. A.里格利（E. A.Wrigley）认为，西欧的婚姻系统“更像是一套灵活的系统组合，而不是一种定式”。但正是这种灵活性使得这种婚姻系统有别于众多其他系统。因为人们结婚与否必须取决于能否获得工作和体面的工资，这意味着早在有效的人口控制出现之前，生育率就随着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和土地的生产力而起伏了。人们在艰苦时期推迟婚姻，结果是在饥荒使人口减少之前就限制了人口。历史学家沃利·塞科姆（Wally Seccombe）认为，这就是西欧的饥荒不如其他工业化之前的社会那样严重或持久的原因。当经济状况好转时，大量处在黄金生育年龄的单身成年人就能够掀起新一波结婚浪潮，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的生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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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西北部的婚姻模式还提供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青少年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可以有如此多的单身女性提供劳动力，令西欧比起那些女性在很小的年纪就受限于生育和无偿家庭劳动的地区，要享有相对较大的经济优势。唯有西欧的雇主们能获取灵活供应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灵活性是工业革命早早在英国发生的原因之一。英国的企业家建立纱厂，雇用年轻女性全职工作，只付给她们比侍女多一点点的薪水。利用廉价的女性劳动力，这些纱厂在生产上可以超过个体家庭的纺织活动，而在家庭中，妻子们纺纱织布只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经济来源。在同时期的中国等地区，由于没有单身女性可供雇用，企业家只能雇用男性，而他们需要更高的工资，这使得他们的产品与女儿和妻子们在家中制造的商品相比没有什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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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人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女性仍然服从男性。夫妻相对于大家庭的独立性，以及夫妻间生产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为妻子创造出平等地位。事实上，家庭资源的集中往往意味着女方的财产和收入被丈夫控制，相比之下，许多非洲社会的妇女能够控制自己的独立财产。但是在欧洲西北部，妻子比在大家庭制度中能向丈夫施加更多压力，也有更多的动机去施加压力。在大家庭制度中，丈夫的权威会被他的所有亲属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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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父权制地区，例如中东、北非、印度和中国，女孩子在幼年结婚，被安置在由丈夫的父亲领导的家庭中。只有当女性生下男性继承人后，才能在家庭中有影响力。一个女人若想减轻丈夫和公婆的约束，最好的策略是生养许多男孩，并和他们建立紧密的关系。当这些儿子带新娘回家时，她就可以对儿媳们行使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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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印度上层社会的研究发现，即使在20世纪晚期，大部分男人都不愿意和妻子发展亲密的关系，因为夫妻两人在一起共度的时间会削弱男人之间作为父亲、儿子和兄弟的紧密联系。女性在家庭中最大程度地发挥有限的影响力，靠的不是努力深化和丈夫的关系，而是尽量维持儿子们的忠诚。她们通过削弱每个儿子对妻子的依恋来达成这个目的。[21] 传统父权制社会的女性可以在家庭中行使巨大的权力，甚至凌驾于自己的丈夫之上，但她们只能在家庭的生育体系中开展计划，而不是去反抗婚姻中的男性统治或者努力和丈夫发展更亲密的关系。这种方式最终强化了家庭中的父权统治。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往往会害怕那些削弱家庭等级关系的思想和运动，哪怕它们会提升女性的个体自主权。任何这样的干扰都会威胁到她们年轻时需要的庇护，以及年老时获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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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改革加速了婚姻理想化的趋势。马丁·路德在1517年批评教会贩卖赎罪券的行为，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的风暴。在几年内，许多德国王子都改信路德宗。它迅速成为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国教。从1520年到16世纪50年代，新教的许多流派被不同的瑞士城市接受。教皇千年来对基督教教义的垄断被摧毁了，而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一个核心争议就是围绕婚姻的作用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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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婚姻”这两个词语被越来越多地用在同一个句子当中。将通奸完全理想化曾是中世纪的宫廷爱情诗和流行文学的标志，现在则越来越少出现。中世纪的宗教作家用“爱”这个词来描述人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或者描述邻居们彼此之间的感情。16世纪，宗教布道开始强调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到了17世纪，布道者开始谴责那些只凭借威吓进行统治，心中没有同等爱意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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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开始谴责吵闹的公开仪式（它们代表社区对一桩婚事的接纳或拒绝），对夫妇隐私权的新强调也在16世纪出现。我们已经看到，在中世纪晚期，当社区不赞同一桩婚事的时候，会爆发出何等喧嚷的场面。邻居们传统上在庆祝婚礼时也同样吵闹。他们把新婚夫妇带到床边，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说荤段子。在英格兰，婚礼宾客玩一些游戏，例如扔袜子——人群中的单身汉将夫妻俩的袜子丢向与新婚丈夫一同坐在床上的新娘。第一个用袜子打中她鼻子的男人据说就会是下一个结婚的人。尽管寻欢作乐的宾客最终会退下，好让夫妻俩圆房，他们还会在第二天早上回来，用更多的音乐和欢笑把夫妻俩叫醒。 到17世纪，宗教改革者一致谴责这些习俗，认为它们侮辱了婚姻的庄严。但是许多人仍然遵从旧俗。1667年，塞缪尔·佩皮斯写道，他参加了一场婚礼，在这场婚礼中，邻居们没有根据习俗接到邀请在早上用音乐叫醒新人，“我认为这是非常寒碜的，他们像公狗母狗一样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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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当局和宗教道德家继续容许丈夫对妻子使用武力。他们通常督促丈夫将暴力视为最后的保留手段，不应太过残暴，但丈夫“体罚”妻子的权利却很少受到挑战。在欧洲各地，群体的羞辱仪式一贯针对“泼妇”——不遵守命令、顶嘴或干脆与丈夫对打的妻子——而不是那些殴打妻子的丈夫。[59] 在殖民时代的美国也是如此，当局和邻居更加担心的是那些挑战父权的妻子，而不是滥用父权的丈夫。男人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以至于当邻居在背后议论（他们常常这样）丈夫容许妻子僭越他的权威时，丈夫有时候会以诽谤罪的名义将邻居告上法庭。丈夫要是没有管教好妻子，就可能被罚款或者被按进村子的池塘里。就连纽黑文殖民地的总督也曾经遭到起诉并被判处“没有对妻子严加管束”之罪。[60] 到16世纪，西欧社会产生了对婚姻体制新的尊重，并通过结婚仪式上的庄严致辞动人地流露出来。婚礼致辞在16世纪中叶被英格兰的教会采用，并沿用至今。“大家好，”仪式这样开始，“我们在上帝面前相聚一堂……来共同见证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缔结神圣的婚盟，这是荣耀的缔约，是上帝在天国的意旨。”在仪式结尾，男人被引导着对妻子说：“以此戒指为凭，娶汝为妻；以吾肉身为凭，与汝相敬；所有尘世财富，与汝共享。”[61] 这是一段感人的承诺，但也展现出近代早期欧洲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真正应当说出这些誓词的人是新娘。法律规定，妻子要用她的身体去敬拜丈夫。丈夫可以强迫妻子性交，打她，把她关在家里，但她还是要和丈夫共享她的所有世俗财富。在丈夫给妻子戴上戒指的那一刻，丈夫就控制了妻子带进婚姻的所有土地，也完全拥有了她的所有动产以及未来赚取的任何收入。在18世纪晚期以前，很少有人质疑这些不平等现象。

到17世纪初，一种独特的婚姻制度在西欧扎根。它有着混合的特征，这些特征组合起来，不仅使它有别于其他任何地方的婚姻，还能令它产生非常剧烈的转变。严格的离婚法律使得人们结束一段婚姻非常困难，但与之并存的是，个人拥有了更多选择或拒绝伴侣的自由。小妾没有法律地位。夫妻倾向于结婚晚一些，双方的年龄更接近一些。结婚后，夫妻往往会组建独立的家庭。 在18世纪，市场经济的扩张和启蒙运动的出现带来了创纪录的深刻改变。到18世纪末，个人对伴侣的选择取代包办婚姻成为一种社会理想，人们被鼓励为爱情而结婚。5000年来，婚姻第一次被看作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不是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同盟系统当中的一环。衡量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不再是它涉及多大的财产金额，获得了多少有用的姻亲关系，或者生下了多少个孩子，而是这个家庭多大程度满足了个体成员的感情需要。婚姻曾被当作工作和政治的基本单元，现在则被看成远离工作、政治和社区责任的避难所。 在18世纪，丈夫和妻子的形象也有了转变。丈夫曾经是家庭劳动力的管理者，现在则被看作靠一己之力养家的人。妻子的角色被重新定义，着重于她对家庭生活的情感和道德贡献，而不是经济上的收入。丈夫是家庭的经济发动机，妻子则是感情核心。 两个地震级的社会变化刺激了婚姻规范上的这些改变。首先，雇佣劳动的普及，减少了年轻人在开始新生活时对父母的依赖。男人不必再推迟结婚直到继承了土地或接管了父亲的生意为止。女人可以更加从容地赚取自己的嫁妆。随着日薪散工代替学徒制并为家政服务提供了更多选择，年轻的工人不必再在主人的家中住上好几年。他们一旦挣到足够的工钱就可以结婚。 其次，由市场经济提供的自由，在新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上也得到了呼应。17世纪中期，一些政治理论家开始挑战专制主义的观念。这些主张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当时在欧洲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都拥护个人权利，坚持认为社会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的组织应以理性和正义为基础，而不是强权。他们相信，对幸福的追求是一个正当的目标，因此提倡为了爱情而不是财富或地位而结婚。历史学家杰弗里·沃茨（Jeffrey Watts）写道，尽管16世纪的宗教改革已经“通过否定独身主义的优越性而强化了婚姻生活的尊严”，但18世纪的启蒙运动“通过令爱情成为选择配偶的最重要标准，将婚姻的地位抬得更高”。[1] 启蒙运动还倡导一种比16世纪和17世纪的流行观念更加世俗化的对社会制度的看法。婚姻开始被看作一种私人合约，不应被教会或国家太严密地管制。据一位美国法律史学家所述，在18世纪末以后，婚姻更多地被定义为一种有公共影响的私人合约，而不是一种公共制度，后者的角色和职责被家庭在社会层级中的位置严格界定。[2] 以爱情为基础的亲密婚姻所包含的新规范并没有被一步到位地全盘接受，而是在各种宗教和社会群体中被不同程度地采纳。在英国，对爱情结合的推崇早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达到了高峰，而法国到19世纪中期仍在评论“出于迷恋的婚姻”的新奇。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直到20世纪才接受有关婚姻亲密度的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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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8世纪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在英国，新出现的对妻子和母亲的情感歌颂，将之前反对女性的谩骂声音排挤到上流社会的边缘。对婚姻的浪漫化到达一个高峰，使得“大龄未婚女子”（spinster）一词的意思开始发生变化。它的原义是对纺纱女子的敬语，到17世纪便开始指代任何没有结婚的女性。在18世纪，这个词语第一次有了贬义。另一方面，对妻子的敬意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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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有产阶级可能仍然将婚姻视为“一项合资事务”（用一位不赞同的英国女士的话说），但普通百姓越来越频繁地把婚姻当成一条通往“幸福”与“和平”的道路。一项研究发现，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寻求离婚的法国夫妻中只有不到10%的人主张婚姻应该以情感依恋的充分满足为基础。但是到18世纪70年代，超过40%的夫妻都持这种观点。[5] 浪漫的理想同样在美国散播开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20年间，新英格兰人开始修改他们对理想伴侣的描述，在节俭勤劳的传统要求之外，又加上了陪伴与合作。[6] 这些革新甚至传到了俄国，在那里，彼得大帝正同时对国家的陆军、海军、政府机构和婚姻制度进行西化。1724年，他取缔了强制婚姻，要求新娘新郎发誓双方基于自主同意而结婚。俄国的作家们歌颂“爱情的魔力与甜美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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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宰了中世纪流行文学的骑士故事相反，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早期的小说描绘的是平凡的生活。作者和观众都迷恋于家常场景和家庭关系，而中世纪的作家对此毫无兴趣。许多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流行作品都是甜蜜的爱情故事或关于背叛的戏剧寓言。但是在更加高明的作者，比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笔下，对包办婚姻和求爱的牟利面向的聪明讽刺，被转化成为伟大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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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夫妻关系上格外重大的一项改变就是，长久以来作为婚姻基础的政治模式遭到削弱。在17世纪晚期之前，家庭被认为是一个迷你王国，丈夫对依附于他的亲人称王。只要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在整体社会中仍然没有受到挑战，传统婚姻的等级制度就也不会改变。但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及发生在18世纪最后25年的影响更为深远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培育出了新的政治理想，给父系权威的传统正当性带来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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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晚期，约翰·洛克（John Locke）主张政府的权威只是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缔结的契约；如果一个统治者僭越了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他就可以被更换。1698年，洛克提出婚姻也可以被看成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契约。洛克仍然相信，男人通常会主宰家庭，因为他们的力量和能力更大；但另一个英国作家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利用洛克的理论进一步推导出她认为的合理结论。“如果绝对主权对一个国家来说不是必需品，”阿斯特尔问道，“那又怎么会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必需品？”她回答，专制主义不仅在婚姻中不必要，它实际上“在家庭中比在王国中更有害”，因为“十万个暴君，比一个暴君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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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激起了整顿婚姻本身的呼声。1776年3月31日，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写信给她的丈夫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说，她希望听到美国已宣布独立的消息。“我猜想你必须制定新的法律，在新法律中，”她敦促丈夫，“要记住女性，要比先辈对女性更加慷慨友善。”她恳求道：“不要把如此不受限制的权力交到丈夫手中，要记住，所有男人只要可能都会变成暴君。”接着她警告丈夫：“如果女性没有得到特别的照顾和关注，我们一定会发动起义，而且不会遵守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或代言人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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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雇佣劳动的扩张、现金交易经济的盛行以及生产从本地市场到区域或国家市场的重新定位，削弱了父母和社群对年轻人的婚姻选择的控制权，同时也改变了夫妻的劳动分工，以及婚姻本身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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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晚期的指导手册仍然督促丈夫和妻子去过居家生活。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居家生活已经被排除在男性的众多美德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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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传统任务——为家庭饮食栽培农作物、照顾动物、制作乳制品、做饭、修理家庭用具、缝制衣服——尽管仍然繁重，却不再被看成是经济活动。在housekeeping（持家）的较早定义中，女性的劳动被认为是对家庭经济存续至关重要的贡献。妻子经常被称为“救急者”（helps-meet）和“生活伴侣”（yoke mates）。但是随着housekeeping变成了homemaking（做家务），它就被看成是一种出于爱情的行为，而不是对生存的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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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再能从过去坦白承认的男性特权的角度去解释女性在政治和经济权力上受到的排挤。许多男人和女人开始相信妻子应该待在家里，不是因为男人有权力支配她们，而是因为家是一个避风港，在那里女性可以免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风浪。反过来说，家庭也使丈夫能够暂离日常工作中对物质的过分专注。 关于性别差异的新兴理论将人性分为两类鲜明的特征。男性的特征包含了理性和积极的方面，而女性则代表了生活中的人道主义和富于同情心的方面。当这两个部分在婚姻中合二为一时，就产生了完美、全面的整体。 这个理想范式是中上层阶级的创造，但也被他们在下层阶级中所看到的事物强化。当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正在打磨他们关于婚姻的本质以及丈夫和妻子的适当角色的思想时，下层阶级的男男女女正在轰轰烈烈地重整他们的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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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过去对年轻人求爱的控制这个时候已经被解除，这对生育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到19世纪早期，欧洲一些地区的婚外生育率，比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末的婚外生育率还要高。但是，在19世纪早期，未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不像他们在20世纪末那样有法律上的保护，转行做妓女以维持自身和孩子的生计或者彻底抛弃婴儿的女性数量急剧增加。在1760年到1789年的巴黎，每年大约有5000个孩子被抛弃，这个数字相比18世纪前20年增长了三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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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前的几个世纪，向成年期的过渡是根据等待土地或完成学徒期的需要而定的。但在18世纪晚期，年轻人的婚姻变得越来越难以推迟。当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正在上学，或者正在文职工作的最低梯级安定下来，期望能够获得中产阶级的安稳生活时，工薪阶层的青少年已经自己外出挣钱，并自由参与到年轻同伴的群体活动中去了。中产阶级父母必须找出说服自己的孩子为了长远的安稳而接受更多约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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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会、国家和社区曾经施加的社会管束渐渐消失，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中上层阶级的个体转而用个人道德取代这些外在的约束。有产阶级越来越少费心去控制穷人的性行为和婚姻作风，更加关注的是约束自己以及子女的行为。 这种内在的道德秩序的核心，是对女性的纯洁及贞操的空前看重。就算父母和祖父母曾愉快地参与诸如和衣同睡、亲吻游戏或夜间求爱探访等习俗，现在的个体也会把这些活动贬为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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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内在贞洁的强调是19世纪的独特现象。它的结果是对女性一反常态的去性别化，或者至少是对“好”女人而言——就是男人想娶回家、乖女孩想成为的那种女人。尽管如此，鉴于基督教对性的怀疑根深蒂固，认为女人生来便没有性欲的新观点反而美化了她们的名声。女性虽然曾经被认为是恶魔的陷阱，现在则被看成对性一无所知，她们的贞洁应当激励所有正派男子控制自己的性冲动和下流的欲望。

在21世纪初，一大波媒体报道宣扬“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t）女性——背离母亲或祖母的事业雄心，一门心思相夫教子的年轻女性——的崛起。后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将21世纪早期女性的信仰以及行为的复杂性过分简单化了。但它准确地描述了19世纪早期一代的欧美女性。她们的母亲曾热切拥护18世纪90年代的女权主义主张，而她们则背弃了此前对平等权利的呼吁，全心拥抱男女各司其职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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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的到来，情感的范畴被加速缩窄到直系亲属之间。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新婚夫妇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进行“新婚旅行”，拜访那些没能参加婚礼的亲戚。即使在前往如尼亚加拉瀑布这样的浪漫地点的蜜月旅行流行起来的时候，夫妻俩也经常会带上朋友和亲戚一起出行。1850年之后，蜜月旅行越来越成为夫妻两人避开其他人的一段时光。到19世纪70年代，婚庆规划书籍建议夫妻略过“烦乱的新婚旅行”，享受一段“远离社会种种要求的悠闲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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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19世纪，男子的品德开始被定性为供养自己的家庭、对妻子儿女忠诚这些“私人激情”。宗教以及世俗的道德家都开始认为，经营自己的家庭比为社会做好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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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把道德关注点限制在居家习惯和性行为上，而忽视了下层阶级生活的严苛现实，甚至责备劳动阶级在居家生活和女性贞洁方面付出得不够多。但是，在中上层阶级中建立的“男性养家–女性持家”的家庭模式，常常使得下层阶级的大多数人无法按照同样的模式生活。女性单靠丈夫的工资不足以生活，就到其他人的家里做用人，为新消费品的生产提供廉价的工厂劳动力。没有她们的工作，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将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升级”她们的家，照顾丈夫和孩子的情感需要。在19世纪中期的城市里，光是用足够的水来维护指导手册撰稿人口中“相当干净”的家，就需要一个用人每天把将近一百公升水从公共供水处提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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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较早时期可能会拥有独立的身份，例如独立女性、“副手丈夫”或家庭财产的管理者，“男人和女人适合完全不同的活动领域”的观念则让这扇门对女性关上了。女性不再被当成“次等”的男人。但她们也彻底不能再“像男人”一样行动了。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一个公开的父权制与专制主义都不再站得住脚的时代里，新的浪漫理想只是一种为男性支配权寻找理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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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和商人群体中间，女性从无休无止的生养子女的循环中解脱出来，夫妻获得了更多居家生活的时间。女性被大加褒扬的贞洁和美德，也给她们提供了在家庭之外就道德和伦理议题表达自我的机会。中产阶级女性在废除奴隶制、废止童工以及减少酒精滥用的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们还力争提高女孩自愿性行为的最低年龄（同意年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美国州都将女孩的同意年龄定为10岁、11岁或12岁。在特拉华州，这个年龄是7岁！[53]到19世纪末，美国和欧洲的改革者将16~18岁定为法定同意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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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养家–女性持家”的婚姻理想形态对劳动阶级家庭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提供了改善福利制度和提高薪资水平的理由。在英国，历史学家安娜·克拉克（Anna Clark）写道，执行《济贫法》的官员“开始相信，一个平凡的男性工人为了自己的尊严体面，需要赚取养家糊口的薪酬”。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并不强迫女性在丈夫生病或失业时去工作，而是给予她们一些援助，让她们能留在家里——只要她们符合中产阶级改革者对“体面生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