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élès对《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笔记(9)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书名: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作者: [美] 塞缪尔·亨廷顿
  • 页数: 432
  • 出版社: 新华出版社
  • 出版年: 2002-1
  • 第135页
    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正如阿里·马兹鲁伊所说:“在政坛上,‘我们’与‘他们’相对立的趋势几乎无所不在。”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种文化的国家或集团的合作,这可以从正在出现的国家间区域联盟的模式中看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2012-09-03 13:57:13 回应
  • 第136页
    文化与经济合作   90年代初期人们耳闻了许多区域主义或世界政治区域化的高谈阔论,在世界安全日程上区域冲突取代了全球冲突。主要大国,如俄罗斯、中国、美国;以及次要大国,如瑞典和土耳其,明确从区域的角度重新界定它们的安全利益。区域内部的贸易比区域之间的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许多人预言,欧洲、北美、东亚可能还有其他区域会出现区域性的经济集团。   然而,用“区域主义”这个词来描绘正在发生的事并不恰当,区域是地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或文化的实体。像在巴尔干区域或中东区域的情况一样,它们可能被文明内部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割裂。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结果,尽管时代和目的也起作用,但区域组织的整体效果一般说来与成员国之间文明的多样性成反向变化。一般地说,单一文明组织比多文明组织做的事更多,也更为成功,无论是政治和安全组织还是经济组织莫不是如此。   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西欧联盟是欧洲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包括了至少具有三种相当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已成为其实现重要的体制认同及开展广泛的重要活动的主要障碍。由13个讲英语的前英国殖民地组成的单一文明的加勒比共同体,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合作,特别是在某些小团体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然而,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以便在加勒比区域英语一西班牙语的断层线上架设桥梁的努力不断失败。与此类似,成立于1985年的包括7个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构成的国家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几乎完全失效,甚至连会议都无法召开。   在涉及经济一体化时,文化与区域主义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   1、自由贸易区;   2、关税同盟;   3、共同市场;   4、经济联盟。   拥有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众多因素的欧洲联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相对同质的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国家1994年已处于建立关税同盟的阶段。在亚洲,多文明的东盟1992年才开始迈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其他多种文明构成的经济组织甚至更远地落在后面。1995年,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组织有点例外外,这样的组织都未建立起自由贸易区,更不用说更广泛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了。   在西欧和拉丁美洲,文明的共性促进了合作和区域组织的发展。西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知道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点。东亚存在着五种(如把俄罗斯包括进去,就是六种)文明,结果它成为能否在非共同文明基础上建立有意义的组织的试验场。至90年代初期,东亚没有可与北约相比的安全组织或多边军事联盟。成立于1967年的多文明区域组织东盟,其成员国包括一个中华文明国家、一个佛教国家、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两个穆斯林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曾面临着共产党的暴动的积极挑战及来自北越和中国的潜在挑战。   东盟常常被援引为有效的多文化组织的例子,然而它也是一个这类组织的局限性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军事联盟,尽管成员国之间有时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合作,但它们也全都在扩大军事预算,增强军备,这与西欧和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的军备削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方面,东盟从一开始就计划实行“经济合作而不是一体化”,结果区域主义仅以“缓慢的步伐”发展,甚至自由贸易区也要到 21世纪才能被认真考虑。1978年,东盟设立了部长级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它的外交部长们可以会见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及欧洲共同体等“对话伙伴”的外交部长们。然而,部长级会议主要是一个双边对话论坛,它不能处理“任何重要的安全问题”。1993年,东盟设立了一个更广泛的活动场所,即东盟区域论坛,它包括东盟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加上俄罗斯、中国、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然而,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集体讨论而不是集体行动的场所。1994年7月东盟区域论坛第一次开会,“就区域安全展开了讨论”,但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正如一位官员所评论的,如果提出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参加者势必开始互相攻击”。东盟及附属机构证明了多文明的区域组织固有的局限性。   只有得到足够的东亚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义的东亚区域组织才会出现。东亚社会无疑共同拥有使它们区别于西方的东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这些共同性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并促进了在此基础之上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形成。这个核心论坛将包括东盟国家、缅甸、台湾、香港、韩国,最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马哈蒂尔论证说,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植根于共同的文化,它不应因设在东亚“就被仅仅看作是一个地缘性集团,它也应被看作一个文化集团。尽管东亚人可能是日本人、朝鲜人或印度尼西亚人,但他们在文化上有某种相似性。……欧洲人聚集在一起,美洲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亚洲人也应当聚集在一起”。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它的目的是增加“亚洲具有共性的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   因此,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经济跟随着文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在文化上不属于亚洲。然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功主要博赖于日本和中国的参与。马哈蒂尔曾呼吁日本参与进来,他对日本听众如是说:“日本是亚洲的,日本是东亚的,你们不能无视地缘文化的事实,你们属于这里。”然而日本政府不愿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部分原因是怕得罪美国,部分原因是其国内在是否应认同亚洲这一点上有分歧。如果日本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它就将主导这个论坛,这可能引起中国方面的激烈对抗,同时在成员国中引起恐惧和不安。几年来,盛传日本要建立一个“日元集团”以平衡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日本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与其邻国联系很少,因此到1995年,日元集团尚未实现。   尽管东盟进展缓慢,日元集团仍然是一个梦想,日本动摇不定,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原地踏步,但是,东亚的经济相互作用却急剧增强。这一增加是基于东亚华人社会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些联系导致了以华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持续的非正式一体化”,它在许多方面可与汉萨同盟相媲美,“也许还会导致事实上的中华共同市场”。在东亚,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文化的共性已成为有意义的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西蒙·佩雷斯于1994年计划建立一个中东共同市场,它可能仍然是一个不会马上到来的“沙漠幻景”。一位阿拉伯官员评论道:“阿拉伯世界不需要一个以色列参加的机构或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的加勒比国家联盟把加勒比共同体与海地及该区域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联系起来,很少有迹象表明它克服了不同成员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前英国殖民地的偏狭和它们强烈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建立文化上更同质组织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尽管被亚文明的界线分开,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在1985年恢复了成立于1977年的濒于死亡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更名为“经济合作组织”,接着,在削减关税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方面达成协议,1992年,该组织的成员国扩展到了包括阿富汗及前苏联的六个穆斯林共和国。同时,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于1991年原则上同意建立共同市场,1994年,其中两个最大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商品、服务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并协调两国的财政、货币及关税政策。199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一起加入南方共同市场,目标是越过经济一体化的正常阶段,并在1995年前部分实现关税同盟。1990年,以前停滞不前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以前同样消极被动的安第斯集团1994年建立了关税同盟。1992年,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中欧自由贸易区,并在1994年加快了实现的时间表。   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贸易增长,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区域内部的贸易相对于区域之间的贸易来说越来越重要。1980年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占共同体贸易总额的50.6%,而1989年增长到58.9%。北美和东亚的区域贸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安第斯条约的复兴促进了拉丁美洲内部贸易的急剧增长,1990至1993年,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两倍,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贸易增加了3倍。1994年,巴西取代了美国,成为阿根廷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样,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有了重要的增长。同样,东亚内部贸易的扩大也远比与外部贸易要迅速,但它的扩大因日本倾向于关闭市场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圈(东盟、台湾、香港、韩国和中国)内部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0年的不足20%增加到1992年的将近3O%,而日本占中华文化圈贸易总额的比例从23%下降到13%。1992年,中华文化圈对圈内的出口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也超过了其对日本和对欧洲共同体出口的总和。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文明,日本在发展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及处理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摩擦时面临着困难。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把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加剧了它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过去,国家间的贸易样式依国家间的联盟样式而定,并与之相类似。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商人与他们了解和信任的人做生意,国家把主权交给由他们所了解、信任的看法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2012-09-03 13:59:08 回应
  • 第199页
    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2012-09-03 14:00:13 回应
  • 第205页
      武器扩散一直是儒教-伊斯兰教联系的最为密切和具体之处。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转让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备严密的秘密核反应堆,表面上它是用于研究的,但西方专家们普遍认为它具备生产钚的能力;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CSS- 2中程导弹;向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北朝鲜提供核技术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规武器。除此之外,北朝鲜在90年代初经由伊朗向叙利亚提供了“飞毛腿C导弹”,此后又提供了这些导弹的机动发射架。   儒教-伊斯兰教军事联系的中心环节是以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北朝鲜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1980—1991年,中国武器的两个主要接受国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70年代起,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发展了异常密切的军事关系。1989年,两国签署了在“购买、联合研制和开发。共同生产、技术转让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向第三国出口方面进行合作”的10年谅解备忘录。1993年又签署了一个由中国为巴基斯坦购买武器提供信贷的补充协议。结果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几乎所有种类和用于各军种的武器”。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产喷气式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导弹的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为巴基斯坦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据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浓缩用的铀,为设计导弹提供咨询,还可能允许巴基斯坦在中国的试验场上爆炸核装置。中国此后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为300公里的M-11弹道导弹,从而违背了对美国作出的承诺。作为回报,中国从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毒剌式导弹。   到90年代,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并在1989年成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中国还对伊朗公开声明的获取核武器的努力给予了积极的合作。“中国-伊朗合作协议草案”签署之后,两国于1990年正月达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合作和军事技术转让的10年谅解协议。1992年9月,拉夫桑贾尼总统在伊朗核专家的陪同下访问了巴基斯坦,然后去中国签署了另一个核合作协议。1993年2月,中国同意在伊朗建设两个300兆瓦的核反应堆。在执行这些协议时,中国向伊朗提供了核技术和核情报,帮助伊朗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浓缩装置。1995年,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中国同意“终止”(根据美国的说法),或“中止”(根据中国的说法)出售这两个300兆瓦反应堆。中国还是伊朗导弹和导弹技术的主要供应国,包括80年代后期通过北朝鲜提供的蚕式导弹,1994-1995年提供的“几十或者几百个导弹制导系统和电脑化机械装置”。中国还许可伊朗生产中国式的地对地导弹。北朝鲜也协助援助,向伊朗运送了飞毛腿导弹,帮助伊朗发展自己的生产设施,1993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为600英里的诺冬I型导弹。作为这个三角关系的第三个边,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领域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巴基斯坦为伊朗培训科学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于1992年11月达成了联合进行核项目的协议。中国为巴基斯坦和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广泛援助,这证明这些国家相互承担的义务和合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水平。
    2012-09-03 14:03:10 回应
  • 第232页
      西方殖民主义的退却缓慢地始于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急剧加速。苏联的瓦解使更多的穆斯林社会获得了独立。根据一项统计,在1757-1919年间,大约有92个穆斯林地区由非穆斯林政府统治;到1995年,在这些地区中有69个恢复了穆斯林的统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个独立国家中占绝对多数。1820-1929年间,50%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些变化中的关系的冲突性质。   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宗教义务强度的影响。伴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人向拜占庭和萨桑帝国大规模迁移,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个世纪后的十字军东征在很大程度上是11世纪欧洲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和“克吕尼复兴”“的结果,这一切使得动员大批骑士和农民向圣地进军成为可能。当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一位拜占庭人写道:就好像“整个西方,包括生活在亚得里亚海以远直至海格力斯灯塔的所有野蛮人部落都开始了大规模迁移,他们踏上远征之路,带着所有的一切挺进到了亚洲”。19世纪的人口巨增再次使欧洲出现了人口爆炸,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移民涌入了穆斯林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一些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首先,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为不满,给邻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其次,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之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共产卞义的崩溃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两者的相互作用和混居还加剧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即:一个文明的成员在由另一个文明成员所控制的国家中的权利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程度都急剧下降。
    2012-09-03 14:07:08 回应
  • 第240页
    在西方阵营,美国将7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另外2个是古巴和北朝鲜。这等于将它们视为敌人,因为这些国家正在用它们所能支配的最有效的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国,因而这也就是承认与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官员反复指责这些国家“违法”、“反动”、“无赖”——从而将其置于文明的国际秩序之外,使其成为多边或双边对抗措施的合法目标。
    2012-09-03 14:08:08 回应
  • 第249页
    中美的日益对抗,部分是受两国国内政治的驱使。如同与日本的关系一样,美国国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很多重要人物认为,应当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接触,扩大经济往来,将中国纳入所谓的国际社会;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认为同中国的和解举动产生了负面后果,主张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1993年,美国公众将中国列为仅次于伊朗的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美国政界经常作出象征性的姿态,诸如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这些举动激怒了中国,并致使美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对人权问题的考虑,比如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做法。在中国方面,政府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权合法化。
    2012-09-03 14:09:18 回应
  • 第265页
      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但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正产生出日益增大的财富、具有活力的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以及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此外,中国人在贸易、投资和教育方面已深深地融入外部世界。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中国走向政治多元化提供社会基础。   政治开放的先决条件通常是独裁制度中的改革分子上台执政。中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在新的世纪里,人们将会看到中国南方出现一些拥有政治计划的集团,如果不是在名义上,那么它们在事实上也将是政党的胚胎,而且可能会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中国南方出现了这种运动,如果改革派在北京获得了权力,那么就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变。民主化可能促使政治家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吁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但从长远看,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元制度会缓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作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2012-09-03 14:10:58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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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台湾继续保持它事实上拥有的大部分独立,但明确承认北京的宗主权,而且依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在中国的倡议下进入了联合国。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急于雪1979年之耻的中国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日本禁止美国使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美国无视禁令,日本宣布保持中立并封锁美军基地。中国人从台湾和大陆派出的潜艇和陆基飞机重创美军舰队和在东亚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中国的地面部队挺进河内,占领了越南的大片领土。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向对方领土发射核弹的能力,因此双方心照不宣地采取了克制态度,在战争初始阶段没有使用核武器。然而,两国国内都存在对核袭击的恐惧,在美国尤为强烈。于是,很多美国人开始发问: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种危险?即使中国控制了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对于我们又会有什么不同?反战情绪在美国西南部拉美裔控制的州内最为强烈,那里的人民和州政府宣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效仿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的模式,选择退出战争。在中国人巩固了它在东亚的最初战果之后,美国的公众舆论开始向日本人在1942年时曾希望的那个方向转变,他们认为。击败这个新近宣称霸权的国家代价太大,还是让我们满足于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在西太平洋进行的零星战斗或“假战争”吧。   然而,与此同时,这场战争对其他文明的主要国家产生了影响。印度抓住中国的精力被牵制在东亚的机会,对巴基斯坦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旨在彻底摧毁该国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印度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因此正式建立,伊朗派遣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军队前去支援巴基斯坦。与伊朗军队和由不同民族集团组成的巴基斯坦游击队作战的印度陷入了困境。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呼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印度警告说伊朗可能控制西南亚。但是,中国对抗美国的最初胜利在穆斯林社会中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西方运动,剩下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伊斯兰主义运动推翻。这个运动的主力军来自穆斯林人口暴增的最后一代青年人。由西方的软弱而引发的反西方浪潮导致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对此,已被大大缩编的美国第六舰队无力制止。   中国和美国都试图在其他重要国家中寻求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得手,日本开始紧张不安地追随中国,变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场为亲中国的积极中立,随后又按中国的旨意行事而成为参战方。日本军队占领了存留下来的日本美军基地,美国匆忙撤出。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封锁,美日舰队在西太平洋展开了零星战斗。战争伊始,中国提议与俄罗斯签署一个共同安全条约(令人隐约地联想起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然而,中国的战果对俄罗斯产生了与日本相反的效果。中国赢取胜利和全面控制东亚的前景吓坏了莫斯科。俄罗斯向反对中国的方向发展,开始向西伯利亚增派军队,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无数中国人干预了这些行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自己的同胞,并占领了海参威、黑龙江流域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重要地区。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战斗在中西伯利亚蔓延,在原先被中国置于“保护”之下的蒙古出现了暴动。   控制和获取石油对于所有参战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尽管对核能源进行了巨额投资,但仍然严重地依赖于石油进口,这进一步加强了日本顺应中国的倾向,以及它确保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石油渠道畅通的倾向。战争期间,随着阿拉伯国家被伊斯兰好战分子所控制,波斯湾对西方石油的供应已减少到杯水车薪,于是西方日益依赖于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这导致西方加紧了把俄罗斯纳入自己一方的努力,并支持俄罗斯加强对其南面石油蕴藏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急切地动员欧洲盟国给予全面支持。欧洲国家虽然扩大了对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援助,但不情愿在军事上卷入。然而,中国和伊朗担心西方国家最终会集结起来支持美国,甚至像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支持了英国和法国那样。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它们秘密地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部署中程核导弹,警告欧洲国家不要介入战争。除日本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恐吓几乎总是产生与中国预期相反的效果,此次亦不例外。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并报告了这一部署行动,北约理事会声明必须立即撤出这些导弹。然而,在北约未及采取行动之前,一直想重新扮演反对土耳其的基督教卫士之历史角色的塞尔维亚,入侵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也参加了进去,于是两个国家占领和分割了波斯尼亚,缴获了导弹并继续进行它们在90年代被迫终止的种族清洗。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试图帮助波斯尼亚人;希腊和保加利亚发动了对土耳其欧洲地区的入侵,土耳其人纷纷逃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市内一片恐慌。同时,阿尔及利亚发射的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在马赛附近爆炸,北约以对北非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来进行报复。   就这样,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展开了一场反对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真正的全球战争。这样的战争将如何终止呢?双方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很明显,只要对它们的使用超过最低限度,双方的主要国家都将被严重摧毁。如果相互威慑能够起作用,筋疲力尽的双方就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但这并不能解决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种可能是,西方企图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击败中国。然而,由于日本已与中国结盟,日本岛便成为中国的防护体,这使得美国无法使用海军攻击中国沿海的人口和工业中心。替代办法便是从西面对付中国。中俄之间的战斗促使北约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国,与它合作抵御中国对西伯利亚的入侵,并维持俄罗斯对中亚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同时还促进藏族、维吾尔族和蒙族人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逐步调动和部署西方和俄罗斯军队东进西伯利亚,旨在越过长城向北京、满洲和汉族中心地带发起最后的攻击。   不论这场全球文明之战的直接后果如何,是在相互核摧毁、双方都精力耗尽之后通过谈判而停战,还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天安门广场,更大范围的长期后果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所有主要参战方的经济、人口和军事权力的急剧下降。其结果是,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现在变为从北向南转移。文明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参战的文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果印度逃避了这场劫难,即使它也是参战方,那也将为印度沿着印度路线重塑世界敞开大门。大批美国公众指责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精英以其狭隘的西方取向导致了美国的严重衰弱。拉美裔领导人通过允诺可从置身战争之外的繁荣的拉丁美洲国家得到马歇尔计划式的广泛援助,得以上台执政。另一方面,非洲不仅对欧洲的重建没有帮助,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民众反而出动掠夺欧洲残存的财富。在亚洲,既然中国、日本和朝鲜遭到了严重的战争破坏,权力也向南转移,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印度尼西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开始对东起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到越南的事务指手画脚。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在未来,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度和复兴了的中国发生冲突。无论如何,世界政治的中心都在向南转移。
    2012-09-03 17:13:5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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