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élès对《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的笔记(5)

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
  • 书名: 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
  • 作者: (美)迈克·德龙
  • 页数: 254
  •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 出版年: 2006-4
  • 第二章 9.11
    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盟国的表现都证明了,它们对我们不仅仅是有用,而且是太关键了。盟国时刻准备着为我们提供帮助,在许多关键的时候,他们都挺身而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帮助我们跨越了种种障碍。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召开会议,我会告诉他们,我们都需要什么,而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我们的需要总是能马上得到满足。反过来,我也必须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我提出每天至少拿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给他们。每个国家在中央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一个国家日,用来庆祝并颂扬该国的传统。有时候,他们会在自己的国家日里拿来一种特别的啤酒;有时候会拿来本国的糖果。我们会就这个国家的简史以及它所做出的贡献发表一次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一大半的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会按照传统庆祝自己从大英帝国的统治中赢得了独立。我转过身对英国的代表说:“要不是有你们,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值得庆祝的日子了!”
    当然,我们必须首先制定一份需要打击的目标清单。对大多数目标国家来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拥有明显的打击目标:重要的政府建筑及军事建筑物、能源与公共设施厂房、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水坝、隧道、飞机跑道。可是阿富汗比较特殊。那里没有主要的政府或军事建筑物,没有主要的交通体系——甚至不存在一个组织机构比较集中的敌人。那里的桥梁、水坝、隧道或者铁路都非常少;没有港口或船只;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或能源中心;没有平整的公路,没有主要的高速公路;也没有油库,因为阿富汗人大部分时间都是骑马的。那里90%的建筑物都是土制的。基地组织的成员非常分散,居住在山洞里,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本·拉登身在何处。 列出打击目标的清单着实让我们挠头。我们惟一可以设定的打击目标就是塔利班的装甲部队(尽管都是些老式坦克,而且为数不多):几个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几栋领导层所在的建筑物,几架战术飞机和一些高射枪炮以及地对空导弹。就只有这些了。我们想通过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宣布开战,但是那里却没有足够的目标。这让我们大为恼火。
    2015-08-11 02:05:49 回应
  • 第三章 阿富汗战争
    表面上看,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可实际上战争还并未结束。阿富汗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相当于一个得克萨斯州——而且基地组织深谙藏身之道,并且他们在阿富汗的藏身条件也非常好。阿富汗是个山洞密布的国家,其复杂程度完全可以和萨达姆耗资亿万美元修筑的地下掩体相媲美。贾拉拉巴德以南20英里处的多拉波拉山洞就绵延数百英里,而且在巴基斯坦境内还有大量的洞穴出口。基地组织在这些山洞里早已配备了饮用水、电力、大量的食物、武器、弹药,甚至还有通风系统。 毫无疑问多拉波拉地区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惟一的问题是我们在战斗中是否要派遣我们的地面部队,还是应该依赖大规模的空袭配合北方联盟的进攻。我们选择了后者——此后我们的这个决定招致了许多博学之士的批评。 可事实再简单不过了,我们根本不能派遣大量地面部队。多拉波拉山区长期居住着一些对美国以及其他外来人极度仇视的部落。现实情况是,一旦我们把自己的部队派到那里,就不可避免地要和阿富汗村民进行战斗——在敏感的时候导致关系恶化——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让中央情报局和我们的特种部队与态度友好的普什图族将军一同组建一支“东部联盟”军队。该计划的目标是迫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从山区的高地进入山洞地带,然后再把这些山洞彻底炸毁。
    从一开始,我们的阿富汗作战计划就明确了,我们需要采取小规模的军事介入;要想赢得民心就必须淡化我们的军事介入。如果我们派遣更多的士兵(我们需要数千人才能对所有的囚犯进行安全管理),就会增加我们的军事介入,就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而且会让我们的部队成为基地组织自杀性爆炸袭击者极其容易得手的攻击目标。另外,把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显然不够明智。这样,他们很容易受到叛乱者的挑唆,试图越狱,而且他们很轻易地就能挑起监狱内的暴动。 “那么你想把他们关押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盟国会同意把这些家伙关在自己家的后院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头疼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说得很对——没有一个盟国愿意接收这些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判死刑。我们必须保留施行死刑的权力。如果我们抓到了曾经参与9.11恐怖袭击、科尔号爆炸或其他暴行的恐怖分子,那我们不排除使用死刑的可能性。 最终,我们选择了关塔那摩基地,这是美国的一小块领地,与古巴之间只隔了一道篱笆和几个岗哨,距离中东非常遥远,因此非常安全。在关塔那摩基地筹备设施期间,我们在坎大哈和巴格兰附近建了几座监狱,将每个战俘营的人数控制在100以内。但是有的囚犯极度危险,或者影响力很大,我们希望立即把他们押送到国外。于是我们决定采取一个短期的、暂时的措施。该措施可是前所未闻。我们把一些“特别危险”的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一个流动监狱里——一架直升运输机内。这种关押的时间不长,因为运输机在别处还要派上用场,此外,值得庆幸的是,关塔那摩基地很快就向我们开放了。 我们终于把这些囚犯押送到关塔那摩基地,让他们接受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了大量宝贵的情报,我们和盟国分享了这些情报,断然阻止了基地组织的多次恐怖袭击行动。 我们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囚犯不是战犯。他们是恐怖分子——非法的武装人员。战犯可以享受《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权利,而恐怖分子则不能。关塔那摩基地属于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所以此事由他们协同中央情报局来负责处理。
    2015-08-11 02:12:51 回应
  • 第四章 走向进攻时刻
    在本书的创作期间,负责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指挥特种部队作战的陆军准将加里·哈勒尔在特种部队司令部的总部内接受了我们两个小时的拜访,向我们介绍了特种部队执行任务的部分情况。以下是他在采访中所说的话: 伊拉克西部非常辽阔:方圆100万平方英里。你也许觉得在这种地方藏身应该会比较容易。但是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真正空无一人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来到一片不毛之地,那是在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我走到这片荒地的正中部位时,不禁停下脚来,说道:“知道吗,这个地方真是什么也没有。一个人影也别想看到。”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音乐声。我转过身来,一个阿拉伯人正骑着骆驼走过来,手里还夹着一台内置扬声器!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我们认为自己的部队是与世隔绝的。可第二天,一个放羊的小孩就赶着羊群出来了,而且他发现地上的土颜色有些不对劲。要想骗过居住在附近的当地人是很困难的。在带领特种部队执行任务的时候,你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会遇到大麻烦。在一个强权统治的国家里,如果这个放羊的孩子知情不报,那他和他的家人就要面临被处死的危险。 特种部队需要对当地的地形做出分析,选择最好的藏身之地。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并进行大量的策划部署。你必须设想附近永远都有人出没。比如,如果你乘吉普车外出,留下了车辙,你该怎样掩盖这些痕迹?你怎么才能一连几天或者几个星期驻扎在那里而不被发现,尤其是你接受的任务要求你埋伏在一个战略地点的附近(而且该地点还有重兵把守,日夜巡逻)? 一旦你提前跨越边境并被人发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你是名常规军队的普通士兵,犯了这样的错误往往后果还不会太严重。但是就我们所承担的任务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出错,就要牵涉到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事件。一旦我们的人在布什给萨达姆公开下达最后通牒之前就被伊拉克抓住了,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特种部队肩负着巨大的政治包袱。这对士兵来说是相当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们为何选择一些年龄偏大的、更有经验的人参加特种部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去做的事情)将直接牵涉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最高层的利益。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一旦他们被放羊的孩子发现了,该怎么办?许多当地人认为我们会杀了他们,以免破坏整个行动。这完全是臆测。事实并非如此。你不能杀死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如果你杀死了一个没有武装的平民,你就触犯了法律。我们不会明知故犯地违背地面战争法。 如果我们的人被发现了,他们就要立即开放。放羊的孩子会跑回去把情况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会跑去通知地方治安官,治安官则会带着一群当地的暴民或者一支小规模的游击队来找你。这会造成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几支小分队遭到了威胁,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撤出来。有一次,我们的一支队伍被发现,一大批武装人员跟在他们后面——他们战斗了三四天才甩掉了对方。当然,如果你遭到了火力攻击,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你就在军事行动准则允许开枪还击的范围内了。放羊的孩于是一回事,端着机械化步枪的连队是另一回事,必须另当别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萨达姆是在戏弄联合国。他要求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开始核查前一周提前发出通知。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转移他所拥有的一切化学或生物武器。在此期间,据我们的情报所悉,他就将部分武器转移到了叙利亚或者黎巴嫩。2002年11月,联合国支持我们通过了1441号决议。该决议重申并确认了伊拉克在许多方而违反了自身的责任,没有积极配合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决议还重申了联合国有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坚持要求”伊拉克予以合作。但是,时间证明,联合国安理会显然永远也不会公开授权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我迄今还没有看到任何新闻记者曾就联合国安理会的部分成员国在伊拉克的既定利益进行过深度报道。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和法国。其中几个国家以及德国在伊拉克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这势必决定了他们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 ●中国在伊拉克拥有数亿美元的建设合同,包括一些主要的基础建设项目,比如电话和地下电力系统的建设。从1981年到2001年,中国是伊拉克主要武器供应商之一。中国石油公司通过谈判获得了伊拉克南部阿赫代布油田(al-ahdab)未来22年的开采合同。 [ 译者注:这个油田项目的协议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CNPC)1997年6月与伊拉克政府签署的,预计日产量9万桶,储备为2亿桶,预计投资5亿美元,是1996年底至今伊拉克被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签署的两个油田项目之一,也应是中国在伊拉克及周边地区最直接、最大的石油利益。伊拉克先后与10多个国家60多个公司商谈并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中国的这一合同和俄罗斯的一个合同是仅有的两个得到联合国批准的合同。 ] ●原苏联是伊拉克首要的武器进口国。从1981年到2001年,俄罗斯出口伊拉克的武器占其武器进口的50%,在原苏联时期,伊拉克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因购买武器而累积的债务就达到了7至8亿美元。2002年,俄罗斯和伊拉克签署了一项40亿美元的经济合同,允许俄罗斯在伊拉克西部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开采。1997年,俄罗斯的鲁科伊(Lukoil)石油公司争取到了伊拉克南部西古尔纳油田(West Qurna)23年恢复开采15亿桶石油的合同。另有三个俄罗斯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制裁条约向伊拉克贩卖电子干扰设备、反坦克导弹以及数千副夜视镜。 ●法国出口伊拉克的商品占伊拉克进口商品的20%。自1996年以来,法国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协议下与伊拉克建立的贸易总额达到了3.1亿美元,到2001年,它已经成了伊拉克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法国最大的石油公司道达尔菲纳埃尔夫(Total Fina Elf)争取到了大额的石油合同,负责开发伊拉克南部的马吉鲁恩油田(Majnoon)与纳尔乌玛油田(Nahr Umar)。按2002年非战争期间每桶石油25美元计算,这些油田潜在的投资回报将在650亿美元左右。伊拉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向法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估计欠下了6亿美元的外债。另外,许多法国公司还先后与伊拉克签订了价值1.5亿美元的合同,这些合同涉嫌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有关。根据联合国档案提供的明细清单,在法国公司向伊拉克提供的部分商品当中包括冷藏车,这种车可以用来存储设备,还可以用做制造生物武器的流动实验室。从1981年到2001年,法国出售给伊拉克的武器占伊拉克武器进口的13%多。 ●德国政府也反对我们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它曾经帮助伊拉克建造了大量的地下隧道,这些隧道是伊拉克政府基础防御设施的一部分。伊拉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累积欠下德国数亿美元的外债。德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年直接贸易额达3.5亿美元,有报道称其间接贸易额达1亿美元。 鉴于上述国家在伊拉克的既定利益,它们显然会动用自己在联合国的否决权来否决授权发动战争。而在我们看来,与其坐等联合国最终不可避免地否决决议,还不如更明智地采取行动。
    2015-08-11 02:15:49 回应
  • 第五章 伊拉克
    我们事前也估计到了,巴格达会像战争开始的时候一样出现一些抢劫事件,可是伊拉克平民对自己的首都竟然大肆破坏,着实让我们吃惊。他们洗劫了萨达姆的官邸、政府建筑、医院、银行和博物馆。从油画到现金、长椅和医院的病床,他们见什么拿什么。我们因没能阻止他们的行径而遭到了大量的、强烈的指责。
    我们从未想到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抢劫。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破坏我们为恢复秩序而做出的努力,而任何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都会导致我们意料之外的混乱程度。这三个因素是: 1.萨达姆在三月底打开了伊拉克监狱的大门,让监狱里的犯人随意逃跑。我们发现这些犯人并不是政治犯;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都并没有被关进监狱——他们已经死了,被萨达姆的秘密警察杀害了。这些犯人都是恶人,是渣滓中的渣滓。大约有三万到五万人就这样被放出来肆意进行破坏。 2.伊拉克警察的集体“辞职”。这可能是最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对我们的事业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最大的。我们需要巴格达市保持秩序,而当警察消失在人群当中时,所有表面上的秩序也随着他们一道消失了。非常痛苦的是,我们真的不敢保证我们自己对此完全没有责任。我们的情报战开展得不错,也许是太好了。我们让伊拉克的士兵缴械投降,可警察却更进一步,干脆连制服也脱下了。 3.伊拉克军队也决定脱掉制服,融入普通的民众当中。如果他们继续身穿制服,他们有的人就可以站出来,填补警察留下的空缺;他们本可以转变成一支维和部队,帮助恢复国家的秩序。但是,他们显然害怕自己逃脱不了和萨达姆及其原政权的干系。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在那里帮助我们,而且还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面,数千名士兵如今成了手持武器的无业青年,在街头上四处游荡,让局势更加混乱。更糟糕的是解散伊拉克武装的政治决定,该决定使他们彻底无法回来帮助我们恢复秩序了。
    2003年5月1日,也就是在我们宣布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第53天,布什总统发表了全国讲话,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他是在林肯号的甲板上发表此番讲话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件事竟引起了一番争议:媒体指责布什总统在宣布这一军事消息时结论下得太草率,而选择在海外的航空母舰上宣布此事也过于炫耀和卖弄了。 说句公道话,如果说,就这次宣告的安排有人应该受到谴责,那理该受到谴责的是我们中央司令部。是我和弗兰克斯做出的安排。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安排自有一番道理:有许多国家希望参与我们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但是他们的政府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除非“主要战斗”已经停止,因为从技术上说,“维和”必须在主要战斗结束后才能开始。我们敦促拉姆斯菲尔德,让他催促布什发表宣告。声明“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战斗都已结束,而只是说主要的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不管我们此后在自杀性爆炸袭击中有多少人员伤亡,这种说法当时是、现在也仍然是事实。至于他选择在航空母舰上发表宣告,倒不是我们的主意,但是我们对他的选择感到很高兴。对我们的士兵和水手来说——对这些亲历这场战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林肯号上共有5,000名水手,他们都是刚刚从伊拉克返回的,而布什总统不惜时间地与他们每一个人都逐一地握了握手。 伊拉克政权瓦解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伊拉克人民摆脱了世界史上一个极端不公正的独裁统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镣铐,获得了自由。战争在根本上已经结束。而现在,我们要转而关注下一个主要的问题:如何赢得和平。
    2015-08-11 02:26:05 回应
  • 第六章 战后的伊拉克
    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人们都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伊拉克之所以需要重建都是因为我们在战争中给该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大部分人都不明白,我们在战争期间很少破坏伊拉克的设施;其实,这场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典型的外科手术式的战争,其轰炸和地面战役的打击目标都非常精确。我们在对共和国卫队、社会复兴党目标进行军事轰炸时,对周边的石油厂家、饮用水厂家和发电厂造成的破坏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我们可以在几个星期以内就将它们全部修复。其实在当前的伊拉克重建工作中,只有20%是针对如何修复我们在战争中所造成的破坏的。 伊拉克之所以需要大规模的重建,最主要是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对自己的国家曾经进行过大肆破坏。伊拉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走下坡路,电力、石油以及水利网络都严重失修。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以及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依然四处可见。 另外,我们重建的部分项目是在修复伊拉克人在抢劫中造成的破坏。从油井入口处的机械装备到通信用的铜制电缆,伊拉克人什么都偷。市场上可以看到大量偷来的铜在公开出售。 这样的偷窃行为更加突出了伊拉克对新警察、新军队的迫切需求,这是当初解散社会复兴党留下的两个大窟窿。弗兰克斯和我曾指望原有的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警察能洗去社会复兴党留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伊拉克新的军事力量的主要基础。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面对许多强大的敌人,如伊朗和具有敌对情绪的叙利亚,以及和所有国家一样,要面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威胁。伊拉克需要一支强大的正规军队和警察队伍,来保证和平与安全,保护他们的商业命脉:石油工业。
    此外,伊拉克人是喜欢美国人的。他们不喜欢的是被占领的感觉。他们是一个很骄傲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能够将越来越多的权利移交给伊拉克人——包括最终撤出我们的部队——的时候,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巩固。 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背后主要有六太原因: 1.萨达姆·侯赛因把三万到四万名重罪犯从国家监狱中释放了出来。其中许多人还没有被抓获,仍在四处从事犯罪活动。 2.想制止这些犯罪行为必须成立一支强有力的伊拉克警察队伍,而当前恰恰缺少这样一支队伍。 3.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从其他阿拉伯国家纷纷涌入伊拉克;基地组织把伊拉克视为其开展全球战争的一个主要前线,并为自杀性爆炸袭击者以及其他杀害美国人的恐怖分子的家人提供10,000美元的资助。 4.激进的宗教领袖在怂恿他们的支持者。幸运的是这些激进分子(比如萨德尔)只占少数。地位更加重要也更受尊敬的宗教领袖,比如什叶派资深领袖希斯塔尼,虽然不是亲美人士,但也都公开批评了萨德尔的做法。 5.社会复兴党的高层残余分子仍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6.伊拉克有许多失业的男性,他们很容易就在别人的唆使下参与地方暴乱。 公众的不满情绪需要找到一个目标来发泄。不幸的是,美国人和联军士兵常常成了这样的目标。这些问题似乎都不是普通的伊拉克人挑起的,而且当前的问题大部分都集中在个别地区,如费卢杰、纳杰夫和摩苏尔。
    除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取得的胜利之外,我们还取得了一个胜利,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胜利,这个胜利将对我们的军队带来长期的影响,这就是我们采取了真正的联合行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技术、迫不得已的处境以及纪律要求不同的军种协同作战,彼此信任。“同步性”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术语。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弗兰克斯所打造出的氛围。他放眼于军队的未来,并且为拥有这样的未来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我们在战争中尤其强调要多采用特别的作战行动,正是这种策略培养了军队这种新的态度。中央司令部特别行动司令、现任上将加里·哈勒尔是联合行动的支持者之一。我让他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他的想法,他说: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联合军事行动发挥得最淋漓尽致,是我此前从未见过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典范。我们打破了军种之间的狭隘观念。比如,如果我需要调用飞机,我完全不必担心——只要给[中央司令部空军统帅]巴兹·莫斯里(Buzz Mosley)打个电话就行了。他们会立即赶到。 从前,我们一直无法让特种部队与常规军开展如此亲密的合作。对此,我能做出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过去,我们有的只是配合。而这次,不同的军种要并肩作战,互相支援。这中间存在巨大的区别。 在这两场战争之前,如果我在电视电话会议上说错了话,那肯定会有某个军种的人向我扑过来,兴师问罪。而在自由伊拉克行动当中,如果我出了错,其他的司令不会来谴责我,而是会想方设法地帮助我,递一根棍子给我,把我拉出泥潭。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弗兰克斯在军中培养出的情绪和心态。这是一件好事情。如果说我们在这两场战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的成绩。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要努力将这个成绩保持到未来。 当然,人们若是听到这些话很可能会说,哦,那何不把所有的军种整编成一个军种呢?其实,现今就有一些政客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并真的试图去那么做。这是很糟糕的。一个参加陆军的人不会愿意加入海军陆战队。设立不同的军种能在总体上吸引更多人入伍,因为每个军种都会吸引不同类型的人。每个军种都有它自己的精神与骄傲,这有利于招募新兵。有的人选择了某个军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就曾经在这个军队中服役,或者是因为他们喜欢在海上,甚至是因为他们喜欢那种军装的颜色。 当然在现实当中,新兵将会明白,这些军种比他当初想像的要复杂得多。陆军以地面力量著称,但是陆军拥有的飞机比空军还要多,拥有的船只比海军还要多。空军也有自己的船只。海军陆战队如今还有部分队伍被派往特种部队。各个军种之间有很多交叉之处。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认为这一点有很重要的意义。错综复杂的设置是好的。你愿意在没有后备支援的情况下驾驶飞机吗? 不同的军种设置是好的。重要的是他们要不断地进行密切的合作。
    2015-08-11 02:33:2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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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2
飞女郎与哲学家
1
巨塔杀机
2
直捣蜂窝的女孩
4
从蒙田到加缪
6
盲刺客
5
钟形罩
1
法兰西组曲
2
野蛮夜歌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