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élès对《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的笔记(5)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 书名: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 作者: 徐贲
  • 页数: 400
  • 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出版年: 2008-10
  • 第128页
      加缪和美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比萨特和波芙娃都更顺畅。这不是因为加缪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为人比较含蓄,不像另外两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加缪的人道主义和反暴力立场也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比较一致。加缪一直有意和存在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愿意让人把他当作是萨特的一个次要搭档。阿伦特在1946年11月11日给雅士伯(Karl Jaspers)的信中记录了她对加缪的印象:“他是一个你所说的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阿伦特觉得加缪是一个“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这种人可以“四海为家”。与加缪相比之下,阿伦特觉得“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气,可以说太有才气,太有抱负,……这种人我在战前还没见过。”阿伦特对加缪和萨特的印象与她在1946年8月17日写给雅士伯信中所说的相当一致,“加缪也许不如萨特有才气,但却重要得多,因为加缪严肃得多,也诚实得多。”菲律普斯在回忆中也提到加缪比萨特英俊,也较含蓄,乐于与人闲谈,和纽约知识分子比较谈得来。巴瑞特同样觉得加缪的政治观点透出“朴实的正派”,而且“人很谦虚,着实迷人。”   加缪到美国搭乘的也是海轮。那艘从事客货两运的奥尔贡号其实是一艘货轮,“全船的旅客都挤在一个很小的餐厅里就餐。船上的起居与艰苦的战争年代相比,没有什么改善。”四十年代的欧洲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与当时美国的物质丰富形成悬殊的对比。《纽约客》撰稿人利埃布林(A. J. Liebling)在加缪去世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加缪到纽约时“那身令人发笑的穿着,……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国裁缝的杰作,是战前甚至1926年大危机前的款式。”当时连在法国的美国大兵都觉得法国人身上老有异味,发给美军的小册子解释说,不是法国人不爱干净,实在是因为肥皂在法国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当时的欧洲人很容易对美国有物质主义的印象,其实物质丰富并不等于物质主义。长期生活在匮乏中的人民,一旦有机会享受物质,追求和迷恋物质的疯狂程度(如今天的中国)是生活富足的人民难以想象的。1946年3月26日,加缪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有记者问起他先前对美国是物质文明中心之说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比较实在。他说,“今天,人类到处在接受物质文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欧洲人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者呢?”   1946年3月28日,加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危机》的演讲,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关于非暴力政治和反叛的主张。这是加缪在纽约最有影响的一次公开活动。加缪演说完后,有人站起来建议再付一次入场费,为法国战争孤儿募款。第二次的入场费收入甚至多过第一次,可见演讲的成功。4月6日出版的法语周刊《胜利》将加缪的演说称作为“一个盛大的法兰西告白”。   加缪在演讲中讲述的是普通人都能听懂的人性故事,例如,在一套盖世太保租下的公寓里,一名看门女工在打扫公寓时,看见两个手脚被捆绑起来的人还在流血,却不闻不问。面对其中一个受刑者的指责,这位女工回答说:“我从来不管房客的所作所为。”加缪指出,他那一代人经历的是一个充满暴力、破坏和死亡的时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经历”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是抵抗法西斯,还是与法西斯合作,考验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更为严重的是,对人的折磨、政治谋害和心灵扭曲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毒药并没有解除,……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带着毒药,……我们都应该为希特勒主义负责。”极权统治在希特勒之后仍然在以其它形式存在。在这样情况下,现代的个人“继续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性价值的世界中,”遵奉的是权力意志,膜拜的是历史必然,顺从的是官僚理性,忍受的是暴力和毁灭。对此,加缪提出了自己的反叛哲学,“我们必须与非正义,与奴役和恐惧作斗争,因为这些祸害力量逼迫人们沉默,将他们相互隔离,把他们铸成同一个模子。”加缪说,反叛针对的是一切“接受现实和无所作为的想法,”主张的是把道德看得比政治更为重要。因此,人类必须以“普世主义”来营造“正面价值”,“只有普世主义才能把有善良愿望的人们相互联系起来。”人们只有走出孤独的绝望,才能与其他人一道反叛,对抗陷人于恐惧和暴力之中的政治压迫。   加缪的个人反叛哲学与当时萨特和波芙娃主张存在主义结合群众力量有明显的不同。加缪的想法在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中远比在当时的法国有共鸣。事实上,不只是萨特和波芙娃,许多其他法国激进左派都对加缪的人道主义立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加缪在美国知识分子中远比萨特和波芙娃受欢迎,很能说明美法一些知识分子在如何理解“激进”思想问题上的分歧。在法国,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激进”看成是与“革命力量”保持一致,并容忍它们的道德缺陷。这是萨特包容甚至赞赏暴力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对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激进”意味着对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立场,不只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也包括美国自己的官僚统治逻辑。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和道德判断。这一立场在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发表于1946年7月的《根子在人》一文中有颇具代表性的表述。   麦克唐纳是在和加缪进行数次交谈后写就《根子在人》一文的,加缪对他的影响清晰可看。麦克唐纳所强调的个人判断并不建立在传统的个人主义基础上。和加缪一样,麦克唐纳并不认为人天生具有绝对可靠的道德意识。个人道德意识是一种经过磨炼,产生于思想的道德意识。麦克唐纳强调,现代个人生存在一个“既不确定,又无指导”的世界中,真正的激进思想把人性看作是善恶兼有,不相信“科学能确实无疑地解释一切事情。”价值应该是与人的实际存在有关的价值,不是抽象的主义或意识形态,价值的“根子在人”。因此,政治应回到与活生生的个人生活层面上来,“我们必须把政治回归到温和的、不虚张声势的个人层面——回归到真正的政治。”麦克唐纳和加缪原计划合作,促使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一起行动,共同进行非暴力抵抗,但后来因加缪忙于在法国与激进左派的论战,而终于没能有所结果。   ……   美国人的特定传统和性格并不必然成为生存价值和自由意识的障碍。美国物质丰富,但美国人并不人人是物质主义者。美国人缺乏文化根基,但并不缺乏文化资质和悟性。美国人城府不深,但并不傻;少心机,但并不愚蠢。美国人乐观,但苦难意识并不迟钝。其实,苦难经历并不一定给人带来存在意义的自觉反省和选择,遭遇困境也不一定砺炼人的自由和责任意识。太多,太深重、太长久的苦难和异化有时反而使人变得淡漠麻痹,狡黠油滑,逢场作戏,犬儒虚无。在不允许自由思想的环境中,他们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并不把人的存在的真实、价值和意义放在心上。   ……   加缪在美国因为“热水浴和维生素,体重有所增加。”他还寄了一些物品回家,“一个80公斤重的包裹里装了3公斤食糖,3公斤咖啡,1.5公斤面粉,2公斤大米,,3公斤巧克力,1.5公斤婴儿食品,14公斤肥皂和其它物品。”加缪于1946年6月11日离开美国,他是搭乘海轮回法国的。
    2012-09-16 22:55:08 4人喜欢 回应
  • 第161页
    在萨特的时代,意识形态立场越鲜明,知识分子活动越有效,越有公共影响。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历史进步代表的宏大话语作用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五十年前,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反帝反殖正义事业会把人们带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继续保持这份信仰的纯真。加缪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萨特也只是看到了一部分。1980年萨特去世时,他曾经热烈支持过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中国已经变成“十年浩劫”。不少民族解放胜利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出现内战、压迫和种族残杀。历史进步的宏大话语是被活生生的经验事实解构掉的。 今天,许多知识分子和五十年前一样关注正义问题,一样为此参与社会事务,但是参与的性质和方式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1935年加缪加入法共,1952年萨特成为法共的同路人,都是参与的个人试图从代表进步力量的集体行动找到价值定位和作用支点。加缪自1946年疏远法共到1951年与之决裂,萨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与法共渐行渐远,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有了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以共产主义为名义的“革命实践”有太多的伪善,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残害。以组织形式存在的进步事业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它不能代表所有人,甚至不能代表组织中所有成员的利益,它的“纪律”永远在限制个人可能对这权力结构的质疑和批评。加缪入党后两年即被开除出党,萨特始终只是一个党外人士,他们都为我们留下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独立思想,这是那些被“组织纪律”驯化的知识分子所无法相比的。今天,以参加或靠拢组织来为自己的知识分子活动寻找价值导向的人已经不多了。组织可以给知识分子职位、利益、学术权力、成名机会,等等,但这些实际好处未必与坚持知识政治的正义价值有关。价值妥协和人格屈服恰恰是获得名利权力必须付出的代价。
    2012-09-17 00:41:55 回应
  • 第163页
    五十年前,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所持的是针锋相对的非道德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需要有一种有别于这二者的立场,那就是道德非完美立场。非道德主义只考虑手段是否有效,而不考虑是否道德。它以“正当”目的证明一切手段的道德正当化。道德完美主义则认为,无论目的多么正当,多么高尚,都不能证明有悖道德原则的手段为正当。道德非完美论采取道德应变的立场,力求做到现实条件所允许的最道德选择,而不是遵循绝对的道德原则。 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和对现实问题表述立场,具有暂时、近似和非完美的特点。知识分子政治并不是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法,尤其不是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能解决方式。知识分子政治只是在介入具体问题时,不断接近实现正义的可能。知识分子政治因此必然具有妥协性,必然只能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关于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分子政治的妥协在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世界中反复自我调整,力求在现实提供的选择中永远选择次恶。选择次恶往往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形势下可能实现的最佳行为。与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暴力主义者都不同的是,以人道为原则的知识分子政治坚持手段在道义上必须与目的保持一致的同时,强调无法兼顾时必须遵循“次恶”原则,这也意味着在无法实现最优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次优。分别从反战或者以战克暴的角度来看,正义的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次恶或者次优。 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单单是关于暴力本身。他们对暴力的谴责或赞同并不单纯是一个如何定义暴力的问题。他们并不单单是从“暴力是什么”,或者“暴力做什么”来认识、判断和评价暴力,因为在他们那里,暴力并不只是涉及“伤害”,而更是涉及对伤害是否“正当”的判断。这是一种相当主观的判断。当暴力与“无辜”联系在一起时,暴力是一种不当罪行。但是,当暴力与“罪过”联系在一起时,暴力则成为一种合理惩罚。罪行是不正当的,但惩罚则是正当的。无辜和罪过之间的区别有时会非常模糊。在加缪看来,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平民是无辜的,不该受到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暴力攻击。但在萨特看来,法国平民是法国殖民主义制度的合作者和受惠者,殖民地人民可以正当地用暴力反抗殖民主义制度,当然也可以地把法国平民当作施行暴力的正当对象。加缪和萨特对无辜或罪过的判断与他们的个人处境有关。加缪本人就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萨特则不是。加缪有当事人的体验,萨特则没有。这就和对9.11恐怖事件,美国人必然会与许多旁观者的别国人有不同的当事人感觉一样。 今天,五十年前牵动萨特和加缪知识分子政治的暴力形式有的已不如先前那么严峻(如冷战可能引发的核战争、殖民主义的暴力镇压和酷刑、极权专制的劳改集中营和秘密警察恐怖暴力,等等),有的则变得更为严峻,甚至发展出新的形式(如以“自由市场”、“法律”名义施行的制度暴力、以“防止动乱”名义施行的政治暴力、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恐怖暴力、以“先发制人打击”名义进行的军事暴力,等等)。9.11事件后的今天,暴力和恐怖对全世界的威胁更严重了,也更复杂化了。暴力表现为加缪最为关注的直接暴力(杀害、肉体摧残、酷刑、监禁等等);也表现为萨特所特别强调的国家和制度暴力(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非人化”,资本主义对工人压迫剥削造成的“异化”等等);还表现为后人所揭示的文化暴力(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西方文明、普遍人道主义和优劣文化区别论,等等)。暴力更表现为恐怖主义把残杀一切生命当作争取某种“事业”成功的不二手段。暴力对当今世界空前的危害正在要求知识分子对暴力有比萨特和加缪时代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也更自觉地警惕自己,不要对任何一种暴力起到可能的推波助澜作用。
    2012-09-17 00:43:14 回应
  • 第178页
    在与大众或商业文化对文化受众的竞争中,悲剧已经注定不可能是胜出者。悲剧想像力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否成为大众的想象它的意义在于它能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并不在意悲剧的大众保存一种属于全人类的自由意识。记忆自由才是悲剧的价值所在。
    2012-09-17 12:33:49 回应
  • 第255页
      受难者作见证是一种为自己的生命作主的生存方式。正如哲学家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说的,人们在苦难发生时苟活。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作见证。”但这些少数人却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那就是,“在最严峻的逆境中,努力象为自己生命作主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作主,这是一种使命,“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带着见证意识活下来”的使命。哪怕是那些曾经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们,在可以讲述苦难的时候,只要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一样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义。
    2012-09-18 00:29:11 1人喜欢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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