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élès对《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8)

知我者謂我心憂
  • 书名: 知我者謂我心憂
  • 作者: 錢理群
  • 副标题: 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
  • 页数: 繁體中文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
  • 出版社: 星克爾
  • 出版年: 2009 年 6 月
  • 第23页
    正像《雜文報》上的一篇文章所說:“如果說人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但沒有發表壞言論的權利,就會在邏輯上留下一個漏洞:誰來裁定言論的好壞?即使有一個可以裁定言論好壞的權威機構,又有誰來保障這個機構不會以懲治壞言論的名義而懲治好言論?就像如不能保證一切人的尊嚴,也根本無法保證好人的尊嚴一樣。文革中所有駭人聽聞的暴行不都是假借‘整壞人’之名而行的嗎?而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權力的絕對化,你可以其他方式(按,在我看來,就是要用正確的思想鬥爭的方式)限制‘壞言論’的存在與傳播,卻不能用法律這一强制機器取消它,否則,就有可能取消自己”(張寧:《意願和理性》)。
    2013-03-13 17:08:42 回应
  • 第28页
    當有年長與年輕的朋友把我視為什麼“代表”,表示對我寄以“厚望”時,我總感到惶恐不安。權勢者已經把我當作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因此必除之而後快;如果另一種力量又將我視為“代表”,因而必要“保衛”之,那我自己獨立的個體生命將置於何地呢?我早就說過:“期待本身對我所追求的個體精神自由也是一種侵犯。我真的經常這樣想:我就是我,我是為自己而說話的,為什麼要成為某種‘代言人’,說人們希望我說的話呢?我之所以對自己越來越成為‘公眾人物’感到不安,煩躁,就是日益感到了失去自我的自由的危險。”
    2013-03-15 17:12:19 回应
  • 第35页
    本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水平,已經將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提到了歷史發展的議程上。或者說,現在解决長期困擾中國人民的極權體制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甚至具有了某種迫切性:再拖下去,就會嚴重制約經濟的發展,影響整個民族未來的發展。儘管屆於歷史的經驗教訓,人們期待這是一個和平的,漸變的過程,但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開始。這就是這些年我一直强調“開始要早,步子要慢”的意思:我擔心的是,客觀條件尚可的時候,由於主觀的利益蒙蔽,死死地頂住不改;矛盾逐漸積累,日趨激化,到了局面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或孤注一擲,以武力解决,或驚惶失措,一夜之間,驟然突變,那就必然造成社會的動盪,給整個民族帶來新的災難。而現在權勢者卻通過對部份知識份子的封殺與批判,向世人傳遞出一個信息:他們將繼續推行新權威主義,在經濟上相對開放,而在政治與思想領域採取更為保守的態度:拒絕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任何實質上的開始,並强化思想的控制,以維持極權統治的穩定為最高目的。這樣的信息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發出,自然是有一種格外的嚴重性的:它給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世界的發展蒙上了陰影,預示着中國人民要實現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現代國家的理想,還要準備走一條比預期的遠要曲折與漫長的道路。
    2013-03-16 17:21:38 回应
  • 第79页
    本來,一個政黨要改變自己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從而改變性質,只要通過黨內民主的形式,得到它的大多數黨員的認可,也無不可。但CCP卻要竭力掩飾這一點,宣稱只是要“擴大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使自己成為“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全民黨”。 這首先自然是一種瞞和騙:因為只要是政黨,它就從來是代表某一特定的階級、階層的利益的,越是說“代表全民”,就越表明自己是“少數人的代表”,這已經是為歷史與現實所一再證明了的事實。本來,在一個正常的現代民主社會裹,任何一個利益群體都應該有代表自己的利益的政黨或組織(商會,工會,農會,等等),因此,中國的富人,精英要有自己的政黨,以更好地體現與代表自己的利益,本屬正常;但同時應該允許社會其他階層也有享有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與組織的權力。“Three Represents”理論卻跑出來說:不,我宣佈自己是一個“全民黨”,我就已經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當然包括了工人、農民以及中下層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就沒有必要、也不允許成立在黨的控制之外的任何政黨與組織。這樣,CCP一方面自己剝下了代表工人、農民與中下層的外衣,公開變成富人黨,精英黨,同時又不允許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中下層人民成立自己的政黨與組織,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它所要維護與强化的仍是一黨專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制──在我看來,這正是“Three Represents”理論的另一個要害所在。 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主張就是“政治的民主與經濟的平等”,一般來說,是代表了中下層人民的利益的;而如上所分析,CCP的轉向,恰恰是這些年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兩極分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其目的就是要將這兩個結果進一步合法化。
    而在關於“Three Represents”理論的疲勞轟炸式的宣傳中,更是有意地顧左右而言他:明明最大的“理論創新”是改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和勞動價值學說,向資本家敞開大門,以進而改變黨的階級基礎,卻避開這一要害與要點,大談不着邊際的空話,套話,廢話,甚至有意將“Three Represents”理論庸俗化,鼓吹作好各行各業的具體工作就是貫徹、體現了“Three Represents”的理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不去關注其實質內容,以便瞞天過海。同時,製造“全黨全國一致擁護”的假像,形成輿論一律,虛張聲勢,以壓制不同意見。這當然是表現了一種理論上的虛弱性與缺乏自信,但其欺騙性也不可低估。
    2013-03-16 19:20:50 1人喜欢 回应
  • 第132页
    1899 年的太監:“老佛爺還好嗎?” 回答:“好極了,永遠活在中國的電視劇裹呢。” 1919 年的新青年:“列强再也不敢侵略我們了吧?” 回答:“早沒有列强了啦,只有WT0 了。” 1949 年的江姐:“勞苦大眾都過上好日子了?” 回答:“他們更勞苦了。” 1949 年自殺的國軍軍官:“國民黨就這麼完了?” 回答:“沒有,堅持到1998 年李登輝上台才完的。” 1959 年累死的農民:“還在大煉鋼鐵嗎?” 回答:“不用大煉咱們現在也是世界第一啦,因為别人怕污染,都不煉了。” 1969 年累死的知青:“你們都回城了吧?” 回答:“是啊,可是又都下崗啦。” 1979 年對越反擊戰的士兵:“你們還記得我嗎?” 回答:“你是企業家,還是明星啊?” 1995 年自殺的股民:“股市該漲了吧?” 回答:“跌了十年了,每天都是歷史最低點啊。” 高玉寶:“現在的孩子都能讀得起書了吧!” 回答:“更他娘的讀不起了。” 黃繼光:“朝鮮人民過上幸福日子了嗎?” 回答:“幸福得被日着呢。” 光緒皇帝:“朕的新政可以施行了吧?” 回答:“上世紀八十年代終於施行了。” 孫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方略成功了嗎?” 回答:“沒人敢搞了。” 五四青年:“民主和科學來到中國了嗎?” 回答:“來了,沒人要,又走了。” 劉少奇:“現在憲法應該保護合法公民了吧?” 回答:“連你都保不住,它媽的還能保護誰?” 被寶馬撞死的農婦:“那個惡女人法辦了沒有?” 回答:“沒,人家早回家了。” 鄧大人:“一部份人已經先富起來了吧?” 回答:“有幾個,可是太少,……而且另一部份人可倒血黴了。” 紅衛兵:“我們戰友還好嗎?” 回答:“都到論壇做糞青了。” 1948 年的三毛:“現在還有人流浪嗎?” 回答:“早沒了,因為改叫盲流啦。” 八國聯軍指揮官西摩爾:“現在還有義和團嗎?” 回答:“沒有了,他們都改成哈美、哈日了。” 孫志剛:“暫住證取消了嗎?” 回答:“取消了,不過北京準備封城了。” 1949 年的妓女:“還有人做這種連狗都不如得賣身女了嗎?” 回答:“都是自願做的,而且都叫小姐和二奶了。” 劉胡蘭:“地主現在都已經消滅乾淨了吧?” 回答:“哟,現在地主都入黨了。” 雷鋒:“我死後,經常聽到 ‘千萬個雷鋒在成長’的歌聲,那麼現在一定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户了吧?” 回答:“沒有了,雷鋒早已是傻B 的代名詞了,哈哈。” 座山雕:“還有土匪搶老百姓嗎?” 回答:“真他媽的老土冒,一點不與時俱進,這年月兄弟們最慘的也是混進‘城管’了,混得好的局子裹多的是。” 1952 年的志願軍戰士:“把美國鬼子趕跑了嗎?” (縣長)回答:“胡說,放屁!!那是外商,請還請不來呢!” 劉青山、張子善:“現在還殺贪官嗎?” 回答:“基本不殺,出於人權考慮,都被他們趕美國去了。” 彭德懷:“現在開會還有人講真話嗎?” 回答:“有啊?他們把假話說得比真的還真呢。” 黃世仁:“現在還有人敢和我討債嗎?” 回答:“誰還敢啊,去年一個老頭揣着暖水袋去要債,被我英勇的狙擊手當作揣的炸藥給直接就地槍斃了。” 毛岸英:“他奶奶的,炸我那顆炸彈是誰扔的?害得我接不了班。” 金正日回答:“誰扔的不知道,反正我是接班了。”
    2013-03-16 20:52:35 1人喜欢 回应
  • 第186页
    不追求纯粹,絕對统一,而追求多元,宽容,协商,談判,對話,妥协,求同存異。…… 這裹包含着幾個要點。 一是承認“不同利益群體”的存在,不迴避它們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因此,各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思想鬥爭,有時甚至可以達到相當尖銳的程度,而且弱勢群體常在這樣的博弈、鬥爭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這都是必須正視的當下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絕不能用抽象的“和諧”來掩蓋或淡化這样的事實,“和谐”绝不是否認矛盾、冲突,而恰恰是以承認存在“不和谐”為前提的。 其二,因此,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必须创造不同利益集團之間能够進行公平博弈,維護社會正義的條件。其最重要的是兩條:要保證每一個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組織,自己獨立的表達,平等地參與博弈規則的制定的權利,而絕不能像“Three Represents”理論所宣稱並實行的那樣,由某個組織(例如CCP)來“代表”所謂全體人民的利益,那樣“代表”的結果只能是維護强勢群體,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國家和政府必須站在各利益群體之上,並且通過一定的公共政策,一方面保證各個利益群體(包括强勢群體)自由競争的權利,同時對弱勢群體給以保護和扶持,以維護社會公正。 其三,必須承認各利益群體在存在利益矛盾的同時,也還有利益的共同點,並不是非此即彼,决然對立,而我們過去正是用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人為地激化矛盾衝突。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各利益群體這樣的矛盾、衝突,絕不能用“你死我活”、“一個吃掉(消滅)一個”、“不斷進行財產再分配”的所謂“階級鬥爭”邏輯,“不斷革命”的邏輯來解决,而只能在憲法、法律的範圍內,用談判、協商、妥協的方式來解决。過去我們為這樣的不斷在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煽動仇恨、相互殘殺的階級鬥爭、不斷革命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結果是大傷民族元氣,這樣的歷史應該結束了。
    2013-03-17 01:59:02 1人喜欢 回应
  • 第219页
    我提出,首先要“真正將西藏的普通民眾的生命看作是‘我們’的生命的有機組成,因而他們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他們的不滿就要引起我們的深刻反省”——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正在把西藏民眾、信徒,知識份子對西藏歷史和現狀的不滿,疑懼,都看作是“藏獨”的表現而加以强力的打擊,從而進一步加强了不滿和疑懼,這樣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才是真正危險的。 其次還要“樹立真正的生命平等的觀念,對和我們有着不同信仰,價值,不同幸福觀的藏族百姓的生命保持尊重”,“不僅要關心藏民的物資生活,更要體察,尊重他們更為看重的內心的尊嚴和自由,不要做任何傷害他們心靈的事情”,而我們現在正在用“經濟决定論”的邏輯來處理西藏問題,以為随着西藏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西藏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這樣的“經濟决定論”在內地已經失效,卻要搬弄到更注重精神幸福的西藏,很可能是適得其反。而我們明明知道達賴在普通藏民心目中的神聖地位,卻偏要將達賴妖魔化,並且强迫藏民和他劃清界限,這樣的粗暴所造成的心靈創傷,是很難癒合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使西藏普通民眾、信徒“真正成為西藏改革的主人與受益者,維護他們的生命主體性”。在我看來,發生在2008 年的西藏騷亂,儘管存在着歷史的,民族的原因,但或許有着更深刻的現實社會的原因。問題正在於我們在西藏的改革與發展中,根本不尊重、不考慮西藏老百姓的主體地位,而一廂情願地將內地漢族地區的所謂現代化發展模式,主要是工業化的建設模式,權貴資本的市場經濟,不加反思地移植到西藏,“同時也就將弊端移植到西藏,諸如兩極分化,權力和商業腐敗,生態破壞,拜金主義,競爭中的不平等,等等,於是就出現了‘西藏的改革開放受益者究竟是誰’的問題,不能成為主要受益者,這大概就是引起西藏底層百姓的不滿的主要原因”。這次西藏的骚亂,主要目標都是漢人、回民的商店,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因此,這次西藏的騷亂與2008 年內地發生的群發事件是有着內在的相通的,只不過在內地表現為社會問題,而在西藏這樣的民族地區,就變成一個民族問題。
    2017-12-21 15:32:31 4人喜欢 1回应
  • 第226页
    這樣的發展模式必然產生秦暉所说的“尺蠖效應”:“‘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时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时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财富卻未必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却未必受保護。政策趨‘左’時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制民主參與卻同時限制自由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無論是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應該說,這是對當下中國式的改革狀況的一個非常準確的描述與概括。問題是,這樣就“必然使得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於是,就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现象。
    2013-03-17 03:57:3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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