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wai对《The Last Embassy》的笔记(1)

Prologue

英国在1793年派George Macartney使团出访中国，希望建立外交关系。这场相逢最终是一场冲突，而英国的经历在中欧关系的文献中占了绝大的比重，所以后来的学者对中国的外交印象都是认为中国傲慢自大这样的。学者们对非英国对中国的外交的关注要少得多，特别是对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个英国对中国外交失败的时期。 
1795年的荷兰使团是这一时期英国外交最重要的反例之一，但它被忽视和误解了。荷兰人受到了清朝的热情接待，大使Isaac Titsingh本人认为他取得了重大成功，他的上司也如此认为，明确表示Titsingh很好地完成了分配给他的任务。诚然，使团没有宏大的目标，访问也没有达成任何条约或协议。使团的主要目的是祝贺乾隆登基60周年，从而加强荷兰和清朝的友好关系。但奇怪的是，相当多的学者坚持认为这是一次羞辱性的失败，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这项出访被恶意诋毁的主要原因是它不符合英国人的文化冲突的说法。这种负面描述始于George Macartney的管家John Barrow。Barrow在其畅销书《中国游记》中花了16页的篇幅批评荷兰使团。他的主要论点是，尽管荷兰人在被要求磕头时都照办了，但这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他们被中国人故意羞辱了。他说荷兰人的顺从只会助长中国人的傲慢。Barrow的说法成为了对荷兰使团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现代学者对他的说法也照搬不误。例如，关于Macartney使团的读者最多的著作的作者写道，英国和荷兰使团都以失败告终，前者有尊严，后者有羞辱。
然而，荷兰大使知道到他在清朝宫廷中的角色，并了解东亚外交的理想和做法。Isaac Titsingh是以为研究日本的学者，曾率领两个使团前往江户，在幕府前叩拜。他知道，东亚的外交与其说是提出要求或谈论 "生意"，不如说是相互之间的礼仪。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日本遇到了德川幕府，起初也表现得很有侵略性，后来也被迫温顺下来，每年派出一个使团向幕府将军磕头，就像日本的领主所作的那样。正如在中国一样，良好的行为得到了回报。荷兰人是唯一被允许在日本进行贸易的西方人。同时，荷兰人在他们的殖民首都Batavia建立了自己的亚洲宫廷。他们接待了来自亚洲各地和远在非洲的代表，采用了东南亚和东亚外交的做法和装束，如遮阳伞和大象游行。通过这种方式，荷兰人开始理解并普遍接受当代荷兰历史学家Leonard Blussé所说的 "东方外交"。他们理解到东亚的国际关系有不同的理念。等级制度是明确的；派遣使团并不是为了谈判，而是为了祝贺或庆祝；互动通常以礼仪为指导，其中许多是基于中国古代传统。
荷兰使团回到欧洲后的游记没有达到英国人的影响力，原因之一是荷兰共和国本身已经不存在了。就在使团与乾隆帝在宴会上喝茶时，法国正在向Amsterdam进军。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后继Batavian共和国是法国的一个傀儡国，这意味着荷兰人正与英国交战。不久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被废除。中国后来内部也有四处起义。所以荷兰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后来并未实现，所以荷兰使团的游记在欧洲也没什么影响。
使团另一个主要成员van Braam在记录中盛赞中国，记录也被翻译成英德丹荷等国文字(原文法语)，但是翻译本只捡中国坏的说而遗漏大量好的方面。使团翻译Guignes虽然不喜欢中国，但是仍然比英国人客观得多，他的游记根本没有被翻译成英语。Titsingh的记录一直到2005年才完整出版，而且读者范围限于懂荷兰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