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child对《胡适杂忆》的笔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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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先生序
广西师大出版社 05年8月第1版 p2
《胡适杂忆》不止是篇回忆录,它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文字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生前关注的学问,比起《李宗仁回忆录》来,更令人见到德刚才气纵横、博学多智的这一面。胡适自承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hobby)。 引自 夏志清先生序 p6 前说张爱玲去美国找过几次胡适,但是交谈并不愉快,后来关系甚淡。胡适在哥大本来也不愉快,一说博士论文本没通过,后来也靠杜威帮忙。至于赵元任因“专才”留教估计真有可能。
胡适这样“游手好闲”,主要原因可能是那几年他少了一份配合他身分的工作。他在普林斯登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Gest Library)“馆长”(curator)之职,那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作过短期讲学,零星演讲的机会当然更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德刚这句沉痛的感慨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五十年代,胡适同林语堂先生(辞掉南洋大学校长之职以后)大半时期留在纽约,而且经常来哥大借书,假如哥大有意聘请他们为中日文系教授,他们是一定乐意接受的。但中口文系的主管人哪里会有此度量,胡、林二人来了,那些美国汉学教授岂不相形见拙?所以美国著名学府乐于聘用赵元任、李方桂这等专门人才(语言学比较冷门,吸引的学生较少),而不敢聘用胡适、林语堂这样的通才、哥大既是他的母校,胡适如能在中文系开讲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的课程,一定特别卖力,很可能提起精神写出一两本英文著作来。当然他不可能再有时间去看中文侨报了。 引自 夏志清先生序 p7 胡适的意志大抵也是消磨殆尽了,后几段谈了与莎菲的关系。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沙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仃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的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引自 夏志清先生序 p20 哲学上既然早就归于杜威,也就不再关注哲学发展了。
胡先生对美国文坛概况一无所知,一点也没有什么难为情。他在座谈会上逼得说谎,且说了不少外行语,倒令我很为他难过。胡适哪里会有功夫去每季选读一两部畅销小说?这类小说的绝大多数算不上是文学,连美国严肃的批评家也不读它们的。美国高级文艺刊物这样多,胡适仅能提一提当年纽约两大日报所刊载的畅销书目表,实在太不合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了。 引自 夏志清先生序 -
全书
p3 徽州人,传统到现代中国转型。
因此,胡适便成为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不用说,他对高度工业化社会所孕育出来的“现代文明”讴歌不绝;他对我国优良的农本主义的社会传统—乃至不太优良的社会传统,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作出了有深厚温情的维护。 引自 全书 p4
但是当时在北京居住的吾皖老辈对后起的青年学者则多鄙薄陈独秀(实庵)而推崇胡适之。政治思想问题倒是次要的。.一上要的是传统的礼教观念在作祟。陈实庵的偏激言论,本已不容于乡中前辈;而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公然在北京缥妓宿娟,甚至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押客愤而动武之谓)。这行为使同乡前辈中的真道学、假道学都一起摇头叹息。此事胡先生曾亲口告我属实。 引自 全书 p5
胡适那时的表现与陈独秀正相反。他是刚自美国学成归来的真正的新青年,学问上固然“中西俱粹”;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为一时模范,在同乡长辈中,口碑极好。因而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所看不顺眼的什么“反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等烂帐,都上在陈独秀头上;而“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给了胡适。加以胡氏又是位调和气味极重的人,不因同乡长辈或平辈是官僚、军阀或纵垮子,就拒人于千里之外。纵是段系所召开的“善后会议”把他列名其中,胡氏亦不自辩。所以他同我家老辈在北京颇有往还。 引自 全书 p10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灭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二必有余庆,卜那位大熏娥,、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逸地回厨房烧菜去一了。 引自 全书 p21 前文胡适做大使期间政治能力有限,没有疾苦体验。后又讲了一些回台湾后空谈大小政治的一些事。
在这方面胡适倒的确是个例外。他真是个百通一通的大材。不过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无所不通的学问里,有许多方面在专业人士看来,只不过是各该专业范围内相当高度的常识罢了。而胡先生亲手“拿锈花针”的专业—如他中年所搞的“禅宗”;晚年所搞的“水经注”—则又与政治科学无关。因而胡先生谈起大的政治问题来,事实上是以常识论政。“国体”和‘组党”一类的问题,又岂是常识可以应付得了的? 引自 全书 p22-3
早年的胡适之和李大钊诸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其关键亦在此。他们辩者双方事实上都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要不是那时是个“启蒙时代”,这批大教授的夸夸之谈,实在是贻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时“少谈些主义”底论调一出,对方抓住这个小辫子,很快就给他戴上一顶帽子,说他是个“实验主义者”。加以那时在杜威大师的法驾初临中国,黄面皮的弟子们执礼甚恭,师徒相映,站大师背后的胡适就真的成为杜学东传的一世祖了。 后来那对“实验主义”一无所知的鲁迅和瞿秋白,被实验师徒吓得手足无措,而内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说出些“此理今凭实验传”一类完全不通的酸话。而他们居然也能以这种不通之沦,咒骂胡适,领导文化反对派而扬名天下,这也可想见我国当年知识界,对现代知识之贫乏! 引自 全书 p37 后说胡适博士毕业分用两名,在哥大史无前例。
胡先生治学的态度是和冯友兰、顾领刚诸先生不同的。冯、顾诸先生是举一反三。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版就错误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则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号所限制,坚守有论必有据的原则。所以就“无征不信”这一治学规律来说,胡先生绝对是当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底盛名之累。他出的书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错。胡适之治学,让人抓住小辫子,那还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 引自 全书 p41
胡、袁两先生相继谢世之后,那些“胡学”研究员和“待赠博士”们,惑于袁书而向笔者问难。我只告诉他们“一九二七!”未及其他。那位专研“胡学”的哈佛博士格雷德在他底《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注六〕一书中也就根据我的一句话而照抄无讹,义未注明资料出处。幸好他底论文导师是费正清教授,如果审查员是胡适或区区,他这种无征而信的记载,可能就要使他博士延期了。 引自 全书 后又谈胡适打麻将的习惯,东摸西摸。胡适又鄙夷佛教,反对印度化,也反对在教堂结婚。胡适晚年还跟林木大拙笔战。 p49-50
我说胡先生,你既不反对“西化”,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印度化”呢?他的解释是“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而“印度化”则是无生人之教的开倒车。 并且四五千卷的佛经在胡氏看来也不过是部说谎书。那个禅宗东传的一世祖菩提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岁)是骗人的。其后“传衣得法”的弟子们也都不诚实! “佛家八戒里很重要的一‘戒’便是戒谎,于胡先生向我说,“但是个个和尚都说谎!” “胡先生,”我说,“你认为基督教的《圣经》就不是一部说谎书吗?” “他们的谎没有佛教里的和尚撒得那么大!” 引自 全书 “胡先生,”我说,“难道爱情还没有真理重要吗?” 胡氏破颜大笑,但是却大摇其头。 引自 全书 p64 胡适也不是一个好的文学家。但后来又说,“胡适之那种盖世才华,真是人间少有,天下无双!那个毫无文采的杜威和他这个风流倜傥的大弟子一比,简直是俗不可耐!”
他的“乐观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有时简直“乐观”到可笑的程度。“独留青家向黄昏”?为什么不向朝阳呢?他老人家就不了解王国维所说的“有我”的境界。一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哪有闲心思一去体会什么“青家黄昏”呢? 引自 全书 p90
笔者作这些妄论,并无意厚诬前贤。我们这一辈如早生三十年,加人他们的行列,其结果还不是一样吗?人都是人,但是形势比人强,有几个人能不随波逐流啊?! 引自 全书 p94
我问胡先生:“你不是说旧诗不是文学吗?” “旧诗怎么不是文学?”胡先生说:“李白、杜甫做的不都是旧诗?” “你不是说做旧诗是‘文字游戏’吗?” “现在的人不用现代的语言做诗而用古人的语言做诗,不是‘文字游戏’吗?” “你刚才不是说做旧诗要下几十年功夫吗?”我再追问一句。 “游戏得好,是要几十年功夫!”胡氏肯定的说。 “但是‘游戏’和‘文学’的限界又如何划分呢?”我再事追问。 胡先生为这个问题向我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堆。老实说,他那套解释甚为不得我心。我心想,像胡先生这种人,真叫“一言九鼎”。他底一言一行对青年人的影响太大了。对于做旧诗我本可以下的“几十年功夫”却给他二句话耽误了,岂不可惜?胡适对旧诗的看法,在我的体验中,他晚年和少年时期的分别是很大的。但是一经我追问他又不得不为他少年时期的言论作辩护,因而其言论就显出矛盾了。 引自 全书 第39章将现代派史学算不算夹带私货,但后将郭沫若和胡适对于社会科学的无知,特别是郭对于中国历史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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