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炸酱面对《走出语言自造的神话》的笔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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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一、辞与物:语言更新问题
如果放在更长远的视野来看,从传统诗歌“近取譬”的“比”,到现代充满着陌生性与张力的“隐喻”,是汉语诗歌修辞所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奚密还观察到,“与中国传统相比现代汉诗的隐喻观较接近西方”。“现代汉诗中隐喻地位的提升,其背后的动力部分来自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激进改变。现代诗人面对的是一个动荡激荡的世界,传统价值已经瓦解,人与世界之间的和谐甚至连续性都已经大量失落而亟待重建”。这种世界观和修辞上的差异确实是现代汉诗经历的一个重大变化。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由于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互相呼应,丘特切夫在使用形容词和动词时,可以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感觉杂糅在一起。”穆旦说丘特切夫“由于不承认事物的界限而享有无限的自由”,实际上,穆旦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享有这“自由”了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进一步地说,如果穆旦这些新造隐喻象征着诗人想要激活万物,进人“现时”的渴求的话,那么问题在于,他所认知到的世界又是混乱而且丑陋的,于是穆旦所谓“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互相呼应”的诗学理念就经常在实践中磕磕碰碰,有时甚至尴尬而且诡异……这种“尬喻”(无贬义)在四十年代穆旦诗歌当中比比皆是。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不妨想想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结合”:一个有着强烈的语言更新冲动的诗人,却没有投入纯美学的诗性创造中——时也命也——反而遭遇到阴暗的世界、险恶的历史。这时我们就看到语言自身仿佛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吱哑作响,这大概是语言自身创造的喜悦与被命名之物的单调和丑恶之间“不匹配”所发出的摩擦声。在穆旦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修辞内部巨大的不和谐,命名的巨大的张力。然而,对于处于现代历史中的写作而言,这很难避免。借用朱朱的一句诗来说,这不和谐的吱哑作响才是“真正的故事,其余都是俗套”。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二、“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
穆旦对历史、社会的指控最后都归结到人性,这正是基督教的一贯特色。换言之,穆日最后控诉的是人之恶(罪性),他看到的是人本身的险恶(哪怕是在抗战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但穆且看到的不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而只是“人性不变的表格”“填上新名字”,是历史的同义反复。穆旦在四十年代历史中把握到的脉搏是“权力驻进迫害和不客忍”,这让我们想到了多多的一句诗“是权力造痛苦,痛苦造人”,这两位诗人先后以不同的语调,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历史的梦魇最阴暗之处,就在于它让厌弃它的人永远也等不到从其中醒过来的那一天。就这首诗歌所传达的启示力量而言,它让我们想起了曼德尔施塔姆的《无名战士之歌》。和曼德尔施塔姆一样,穆也几乎是孤身一人对抗外部的历史的。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三、自反之诗
这首诗乍看之下平平无奇,似乎是一首歌颂渺小生命的赞歌。然而从“自居为平等的生命”一行开始,诗歌的气氛开始有了微妙的转变,到了最后两行,前面所营造的喜气洋洋的气氛戛然而止:“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的拍击”!读者可能会纳闷: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诗歌如何结尾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因为诗歌总是奔向它的结尾(死亡),即它的完成。这首小小的苍蝇之歌的终点居然是一次戏剧化、令人愕然的死亡,这引人深思。如果联想到五十年代之后穆旦自身曲折的人生经历——留学、回国、被批斗等——再看看诗中的种种细节,比如“是一种幻觉,理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那么不难看出其中的自讽意味。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反讽本身就是语言与语境相互“协商”的结果。穆旦晚年作语境是什么?死亡的胁迫,生存的阴暗,历史的同义反复:而反抗,几乎显得像卡夫卡《城堡》中的K一样荒诞到可笑的地步。与四十年代相比,穆旦晚年陷入更深的绝望与虚无之中,这时,诗歌之自反似乎成为仅剩的有力工具。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冥想》)当面临着历史的无尽循环与形而上的亘古荒漠,又可说个人所拼尽全力实现之种种不过是沙土上的虚妄建构而已。这里有生而为人的痛苦与酸楚,亦隐隐流露着诗人的高傲。这种高傲就是把自己化人尘埃的勇气。就像布罗茨基所言,“做众所周知的那座草堆中的一颗针——但要是有人正在寻找的一颗针——这便是流亡的全部含义”。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因为反讽表面上涉及的是语言中字面义与潜含义的矛盾问题,而实际上传达的意思是,语言中的一切表达都不必当“真”,它既是对语言传达本身的不信任,也是对何谓“真”的本体论问题的悬置。实际上,穆旦晚年对于自身的存在和写作都有冷峭的否定:“又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诗》,1976)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 穆旦的写作绝不仅是空洞的修辞演练或者玄学诡辩,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他不仅触及现代历史的种种阴暗面向,甚至在修辞的微毫细节中,也体现出独特的历史意识。他向当代诗人展示如何“介人”历史。“介人历史”绝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反映”,相反,它是一种在历史处境中展现人性力量的有力途径,这与当下的诗歌写作有直接的相关性,如果我们无法否定“外部”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否定自身,这是诗歌仅剩的“自由” 引自 ——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 / 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