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の大叔🌈对《疯狂实验史 II》的笔记(7)

    为了够到高处的树叶，长颈鹿会不断伸长脖子，上一代的长颈鹿把“伸长”的脖子遗传给了下一代，下一代为了够到树叶又将脖子伸更长，于是长颈鹿变成了今天的样子。18世纪法国科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所有相信这种观点的人都被称为“拉马克主义者”。
    
    代际之间的变化非常缓慢，很难直接观察出来。伤残现象则比较明显，拉马克主义者认为，“伤残遗传”现象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过去，魏斯曼也曾相信后天获得的某些特征可以遗传；现在他开始动摇了。因为人们只要稍加检验，就会发现那些有模有样的“伤残遗传”事例都是假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找不出伤残遗传的途径。伤残如果可以遗传，伤残的位置、类型等信息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进人精子或卵细胞，因为只有这些细胞才能把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说，一只老鼠“失去尾巴”的信息要经过各种转换，最终录入卵细胞或精子。魏斯曼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魏斯曼认为，新习惯或肢体伤残都不会影响生殖细胞，遗传物质没那么容易改变。
    
    真正随着环境发生改变的，其实是具备某类特征的个体的后代数量。例如，由于遗传物质发生突变，某只长颈鹿的脖子格外地长，在树木有限的草原，它更容易够到高处的树叶，寿命就会更长、体魄也更强壮，因此可能产下更多继承“长颈”特征的后代。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将其称为“自然选择”，他还通过“自然选择”解释了物种为何逐渐演变、最终为何有新物种出现等问题。

2023-03-29 19:28:37 回应

    阿希的“从众测试”是全世界被重复操作次数最多的科学实验之一，1951年一经诞生便引发了各国学者的仿效热潮。1996年的一篇研究综述收录了17个国家的133场从众实验，希望找到某种规律，总结出哪些情况下人们容易顺应他人观点。研究发现：如果冒牌被试者中多一个人报出正确答案，正牌被试者给出错误答案的比例就会从32%降至5%；另外，如果被试者可以把答案写下来而不是当众说出来一尽管他有机会获悉别人的答案，追随他人意见的比例也会大大降低。
    
    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圈中开展“阿希实验”，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这些结果基本符合人们的预想：在强调个性的西方发达国家，从众趋势相对较弱；而在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远东和非洲地区，从众的倾向极为明显。西方文化常将从众视为“曲意逢迎”，带有贬义。阿希的同事亨利，格莱特曼（Henry Gleitman）说：“如果谁在测试中一味盲从，很可能余生都会背负阴影，认为自己是个说出‘10英寸比4英寸短'的‘胆小鬼'。”阿希本人倒是没把事情看得这么严重。他觉得：人们在实验中总共收到2个信息，一个是自己看见的，一个是别人说出的，严肃对待别人说出的信息，并不一定代表无知。在很多时候，大部分人的意见才是对的，顾及他人感受也是通达人情的表现。在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实验人员对被试者的从众表现给出了正面的解读：被试者明知他人说错还要跟着说错，是为了保住他人的脸面。

2023-03-31 07:47:20 回应

    想必人人都会选择翻看写有“E”的那张卡片：如果它的背面是一个奇数，命题便不能成立。而写有“4”的那张卡片是不用检验的。命题只是说：一面写有元音字母的卡片另一面必为偶数，却并没有说：一面写有偶数的卡片另一面也必为元音字母。这么表述似乎有点儿复杂，那就举个具体事例解释一下：“邮政汽车都是黄色的”并不意味着“黄色的都是邮政汽车”，很容易理解吧？
    
    反之，写有“7”的那张卡片必须接受核查：如果它的背面是一个元音字母，命题同样不能成立。遗憾的是，大部分被试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不仅如此，当沃森告诉他们答案有误时，他们居然还会反驳。他们即便遵照要求翻看了卡片“7”、并在背面发现了元音字母“A”，依然坚称没有必要核查这张卡片。
    
    面对某种假设，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收集更多信息去确认它，而不是推翻它，这是沃森实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翻看卡片“E”，便有可能确认“若一面为元音，则另一面为偶数”的命题；而翻看卡片“7”，哪怕背面是元音，也只能驳斥命题。习惯“证实”、不习惯“证伪”，似乎是某种根深蒂固的人性需求，正是由于它的驱动，人们才会狂热地信奉伪科学和阴谋论。
   

2023-04-01 16:18:18 回应

    一名潜水员在水中冒险下潜得越深，身体以及肺部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只要肺部存在着一个同等大小的反作用力，潜水员对此就几乎全无察觉。当潜水员从压缩氧气瓶中呼吸空气时，这个反作用力就会自动生成。（就像普通的空气一样，潜水用氧气瓶中的空气是由大约1/5的氧气和45的氨气组成的。）然而这些本来很普通的空气在肺部受到更强的压力，带来2个严重的后果，在下潜深度达到几十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方面，在较强压力下，氮气有麻醉效果（氮气麻醉），而氧气甚至有毒；另一方面，当潜水员上浮过快时，在较强压力下分散在体内的氨气会形成气泡，就像打开瓶盖时碳酸矿泉水会起泡沫一样。这一效应会造成所谓的潜水病，导致包括瘫痪在内的各种症状。要避免这些问题，潜水员只能缓慢上浮，使氮气能够从组织中流失、排出，或者在一间压力舱里度过一段时间，并在那里补上减压过程。

2023-04-01 16:20:24 回应

    负责人需要记录的是，被试者听到发言人说结巴之后，经过多久才会冲出房间提供帮助。结果很清楚，也很惊人：如果实验情景是“双人对话”，即被试者认为，只有他正在和那位疯痫发作的同学交谈，那么，85%的人都会赶去帮忙——平均结果为52秒。如果负责人告诉被试者，他们是3个人在一起“讨论”，则有62%的人采取行动——平均结果为93秒。如果设置6名“讨论者”，最终只有31%的人冲出房间一而且是在2分多钟之后。
      事实证明：面对紧急状况，在场的人越多，责任就越分散。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有所顾虑，因为发病者不会希望这么多人看到他犯病，而是越少越好一最好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正因为目击者人数众多，姬蒂·珍诺维丝才没能及时获救。这真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结论。如果只有一位住户听到了她的呼救，她也许就能活下来了。当然，一切只是推测而已。
  

2023-04-01 16:27:37 回应

    罗斯因其“朴素实在论”的研究闻名于世，即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事物真正的样子。我们的大脑具有一种既值得钦佩又自私自利的能力，总认为自身的感知和看法是准确、切合实际且不带偏见的。
     
    罗斯指出，观点相左的2个人相遇，将会引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如果我看到的就是事物的本质，那么每个理智的人都必然与我观点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我一定可以通过理智的论证来说服他。如果他还是无法顿悟，那么他不是愚蠢，就是懒惰，抑或充满偏见。但是，我们唯独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别人也是这么想的。
    
    尤其在旷日持久的争端中，双方阵营通常都坚信：另一方有所隐瞒，心怀叵测。这样一来，人们从一开始就会贬低对方的立场——无论它与己方立场多么接近 。

    矛茨的进一步分析引发了更多讨论：她特别按照政治立场来解读答案。政治立场指的是鸽派和鹰派（鸽派提倡向巴勒斯坦人做出妥协，鹰派拒绝妥协）。这一分析也总是得出相同的结果：因为“提议方”不同而改变自己评价的都是鸽派，鹰派从不如此，无论提议方是谁，他们的判断都没有改变。这也与鹰派拒绝向巴勒斯坦人妥协的态度有关，不管妥协的呼声来自哪一方。不过，矛茨有时也会想到，这种现象或许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意味着，政治上左倾的人（也就是鸽派）比右领的人更加容易先人为主呢？”这是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她还在等待一个最终的答案。

2023-04-03 07:18:23 回应

    先在正常的水中游25米，再在糖浆里游50米，然后又在正常的水中游25米。实际测量表明，游泳者在水和糖浆里的速度基本一样。
    
    简单说来，问题可以这样解释：尽管游泳者在糖浆里要与更强的阻力做斗争，但是在更黏稠的液体中，他的划臂动作也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可以更好地获得推力。这两种效应其实都早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了。这项实验表明：对于游泳者来说，2个力增加的强度相等，因此互相抵消。只有当糖浆浓度大约达到水的1000倍时，才会出现变化。对于那些特别小的有机体一比如细菌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它们身上，黏滞度对游泳速度的影响更大。
    
    2005年，喀斯勒和盖特芬格因为这项研究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化学奖，该奖项每年10月在波士顿颁发。

2023-04-03 07:53:20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