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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内部没有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的情况，因为欧洲国家多，语言、文字不一样，宗教、文化、饮食也存在下很多差异，所以事实上欧洲内部的人口流动仍是不充分、不自由的。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就会趋同，否则人口就会持续流动。由于欧洲国家间的人口流动事实上很难做到完全自由，结果形成了国家间的人均GDP差异——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的两倍。
在这样一个存在市场分割的区域，如果实现货币统一，各个成员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如果在希腊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就无法单方面地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者本币贬值来刺激经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汇率，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以此来达到贸易的平衡。
工资是有刚性的，更确切地说，与劳动相关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往往都是有刚性的，向上调整容易，向下调整难。对此，只要看看电视新闻里希腊人如何上街抗议削减福利开支，就明白了。在经济的上行周期，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上升不难。但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甚至可能下降），工资却难以灵活调整，这时，如果本币贬值就可以刺激出口，帮助其摆脱困境，而如果本币不能贬值，工资又不能灵活作出调整，那就可能出现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偿债能力不足这些问题。
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当各个国家的工资无法灵活地适应劳动生产率时，对欧元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结果一定是，最终的汇率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法国是偏低的，而对希腊这样的国家是偏高的，希腊会因为汇率偏高而难以刺激出口。于是相对发达的西欧国家不断增加其贸易盈余，而边缘的南欧国家则不断累积起贸易赤字，这种状况可以说自欧元诞生起就存在，至今愈演愈烈。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人口又没有充分流动起来，国家却要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
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欧洲货币政策偏松。其实，危机之前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都偏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借机扩张生产。而像希腊这样的弱国，宽松的信贷导致危机之前经济过热，债务大规模增长。当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时，虚假繁荣的经济显得异常脆弱，政府偿债能力立即出现危机。这时，正如前面所说，如果希腊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货币的国家，当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就应该贬值，刺激出口，使经济增长、税收增加，还债能力就会提高，但在欧元区，各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希腊不能单独让欧元贬值来刺激经济，这就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经济学道理。引自 1. 欧洲正经历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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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与众不同。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无论怎样看中国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人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人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更小。这么多的“世界之最”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到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在GDP中占90%的时候，城镇人口（包括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农民工）才刚刚超过50%。国际上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按照中国今天已经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是在城市生产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存在非常高的城乡收入差距了。
与此同时，中国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的状态。与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接近两位数的水平相比，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长期很低，降低了融资成本，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在生产结构上出现多使用资本的倾向，于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量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劳动收入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劳动收人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引自 4. 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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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移民的意义在于，他能保障异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让人们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自由移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长期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卓玛”可以送城务工和定居，收人可以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乡的“卓玛”们可以继续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获将大幅度提高。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人差距缩小至零（扣除物价差异、流动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后），不同地方的人口规模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驱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发达国家的景象。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有的地方采松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企业和人就走了，这就意味着，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效率而言，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基础上的“用脚投票”机制特别重要，这可以对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引自 2. 自由移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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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最重要的途径，你应该选择城市，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发展城市来让农民不断变为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才能最终减少贫困。那剩下的农民不管了？当然不能不管，随着农民不断减少，剩下的农民从农民变成规模化经营的农场主，或者农场里的“农业工人”，收人也将提高。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要素是土地，土地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所以一旦土地决定了农产品的增长极限的时候，要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减少农业人口，这在卓玛与松茸的故事里也讲过。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却可以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创造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工业和服务业比很高，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没有差别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农民是农场主。
大家可能会怀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75%以上的城市化率吗？问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在问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终成为发达国家。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到底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看城市部门是不是能够持续地提高生产率，并为农村进城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创造就业，如果能做到，农民就可以不断地减少，最终，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少量农民的收人。引自 3. 空间的力量 ： 3M 与3D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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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有非常严重的“产业升级”倾向，总喜欢搞“高大上“的项目。我在一个西部省份调研的时候，当地的学者就我抱怨，说当地领导要发展汽车工业，全然不顾当地完全没有相应的产业基础。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当前仍然是城市化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的状态，这体现在一个“就业的GDP增长弹性”指标上，也就是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按照道理来讲，一个国家越发达，资本越便宜，劳动力相对来说越贵，它的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就越低，而我们的这个指标甚至比那些较中国更加发达些的发展中国家还要低。这个现象在哪里更严重呢？在中西部，西部的资本深化速度比东部还要快。巴这么大量的投资下去了，经济的产出是不是能够同步增长呢？研究显示，近些年来，整个中国的投资回报在下降，情况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又是中西部。月这就是严重忽视经济发展与地理之间关系的后果。引自 3. 空间的力量 ： 3M 与3D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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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西部使用大量的土地建工业园，而东部的发展却同时受到严格的土地供应限制，当大量人口流人而用地又受到控制的时候，结果一定是地价和房价的上涨。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工资越高，房价就越高，工资和房价呈正相关关系。房价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房价主要是由需求推动的，那么，房价反映收入，这样的高房价并不见得是坏事。如果房价上涨是因为土地和住房供给受到了限制，那么，当人口持续流入的时候，房价就会上升很快，甚至快于工资的上升。2003年之后，东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房价快于工资上涨的情况，一方面人往高处走，不断地流入；而另一方面，在土地供给上，东部城市的土地供应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外来人口在东部城市会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在中西部投资的增加，中西部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一部分原本想流动起来的劳动力就会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出现劳动力厘缺，需要通过涨工资来招到劳动力，最终导致东部地区工资上涨。这种由上地供给管制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工资偏离了劳动生家：因此会危害中国东部地区的克争方，相当于我们自己自动提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引自 4.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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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一个大国内部同时实现统一、效率和资源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违背市场规律，追求经济资源的空间均匀分布，一定会带来效率恶化。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我指的“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违背市场规律”是指那些违背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投资，而不包括必要的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那些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改变生产性投资空间分布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效率的不断提升。如果仅仅是由投人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效率提高的话，这样的增长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也难以持续。因此，我们应该看看企业的效率是怎么变化的。TFP的含义是在经济增长当中不能由投入品数量增长解释的部分，这就被认为是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先计算了每一家企业的TP增长，再计算全国的平均增长率。2003年之前，TFP的增长率是越来越快，但2003年以后，这个增长率是下滑的，这个拐点和政府大量把资源往中 西部配置的时间拐，点是吻合的。
我特别需要作出四点说明：第一，在作这项研究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截至2007年，但是，2008年之后，中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动
用更多投资拉动来应对经济危机，而经济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到7%的水平，投人产出效率更加恶化了，因此，这不会影响我的结论。第二，TFP指标往往是顺周期的，在经济增长速度快的时候，企业产能利用率
高，因此，FP往往会较高。但是请读者注意，2003-2007年这些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TFP的增长速度却出现了下降，这更加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出现了恶化。2015年下半年，“供给侧改革”这个词突然火了起来，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供给侧出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早在2003年前后就开始了，只是在2003-2007年这段时间，低效率的问题被高增长掩盖了。第三，有人可能会说，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外部性，因此，短期内看不出回报是正常的。请注意，我这里看的仅仅是企业生产的TFP，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正外部性关系不大。如果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正外部性，那么，也只会提高企业的TFP，让仅仅由企业自身因素决定的TFP被高估，这样，2003年之后企业因素导致的TFP增长下滑实际上更严重。第四，就算是看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研究发现近些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的下降非常明显，尤其是在中西部。日如果读者到中西部省份一些工业园和新城去看看， 将会遇到我调研时的所见所闻，看看那些征好了地，却没有企业的工业园，看看工业园里宽阔的马路，再想想全国新城规划人口34个亿的数字，你就知道，正外部性只是个正确却不真实的逻辑，它在局部可能是存在的，但从全国情况来看，投资过多、过于分散带来的效率低下已经明显超过可能存在的正外部性了。说得通俗点，对于有些工业园和新城，你不要期待过些年会产生回报，它永远都不会有回报了。引自 4.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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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财政转移支付。很多人都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就是把公共财政投向欠发达地区，支持当地的发展。问题是，什么叫支持当地的发展？是把公共财政投向欠发达地区直接建开发区办厂还是把钱投向欠发达地区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直接把钱投向生产性的项目就必须最终接受市场竞争的考验，如果经济欠发达地区恰恰是在地形比较复杂、远离大的城市中心和交通干线的地方，那么很有可能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过高，从而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缺乏市场竞争力。对此，看看全国遍地开花的开发区，看看政府砸了多少钱，换来多少产出就知道了。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投资不仅不会有效地帮助欠发达地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可能使这些地方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对此，前文已强调多次。同时，如前所述，在缺乏发展工业比较优势的地方，硬要搞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官员也苦不堪言，结果招来的往往还是东部不要的污染和高能耗产业。
恰恰是因为生产性的转移支付都是要经过市场检验的，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仍然是人口的自由迁移。在欧盟内部，人口自由迁移是得到制度保障的。在美国，人口迁移更加自由，因为没有类似于欧洲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不关注那些欠发达地区没有流出的人口了。在一份美国2050年的区域规划当中，我特别注意到，欠发达地区大多都是远离大的人口集聚中心的地区，从而远离了市场机会。要帮助那些欠发达地区，关键措施是帮助他们融入大的都市区和全球市场，去出售那些他们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这份报告特别强调了互联网和宽带通讯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的新机会。当然，中国和美国发展阶段不一样，对于中国的欠发达地区，急需的未必是互联网和宽带通讯，道路和机场的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要把当地“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的货物和资源运出来，同时，能把去旅游的人运进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因此在其他国家，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公共事业，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事业，从而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提高生活质量。同时，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医疗投资不同，生产性投资一日形成固定投入，在物理意义上是很难移动的，如果最终的产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就会成为鸡肋；相反，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却是可以随着人的迁移而流动的。就像中国古话说，“人往高处走”，人向更加有利于提高自己收入和找到更好工作机会的地方迁移，这个过程就是在最大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
在一个大国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不仅是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充分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恰恰因为这一点，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写进宪法。以此为目标，任何短期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都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应急方案，而不是终极目标。引自 1. 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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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来看今天的一些政策，很多政策都“不过关”。比如说，大城市欢迎外来人口来打工，但是，孩子和老人不要来，这是城市的负担。反过来想想，如果你自己是个打工者，你愿意自己在城里打工，把孩子和老人留在老家吗？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大多都是从农村进城的，你愿意在自己的父亲进城打工的时候，自己成为留守儿童吗？
除了对于最基本的人性的尊重之外，我时常觉得，当前中国对很多公共政策的思考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再过10年，中国就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发达是物质层面的，价值观才是文明层面的。我们应该经常问问自己，我们的很多政策取向是否跟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该具备的价值观相符？我们是否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接受一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面向未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如果要获得国际社会的尊敬，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原则。如果不能平等对待自己的国民，那么，当中国强大起来以后，怎样让别的国家相信，我们可以平等地对待其他的国家？希望在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亲爱的读者们不要认为我把话扯得太远了。
好的，我们再扯回来。我估计一部分来自东部地区的读者还是会觉得我讲的东西和他们无关。其实不然，如果我讲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平三原则不同时得到贯彻，那么，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欠发达地区当然就会不顾当地比较优势而加大投资，因为他们也要为本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如我前面所说，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带来的是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在现有体制下，如果地方政府欠了债却还不起，最终，还是要全体人民一起还的，不是税收，就是通胀。引自 1. 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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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础上的。劳动者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能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了，出口的结构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类型的产业升级一定伴随着劳动者收人的同步提高，如果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普遍是这种类型的，那么，在宏观的数据里就不会出现劳动收人占国民收人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但恰恰相反，中国产业升级的宏观背景是长期被抑制的利率：实际利率低，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芳动力，发展了大量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果是国民收入中被资本占有的部分比率高，且呈上升趋势，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人中所占比重却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于是，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就是，收人提高速度跑不赢GDP增长速度。比如说，在一个我调研过的县级市，地方政府把发展汽车和装备制造作为主导方向，当地的GDP增长和政府税收都非常可观，但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快，城市化水平也并不高，这说明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充分创造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产业升级的根本是需要人变得更能干，这样，企业去创新，开发新的技术和产品，正好让广大劳动者去生产。我不敢低估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我能确定地说，与劳动成本上升的步伐相比，当前中国的芳动力素质提升令人忧虑。从数据上来看，最近10年间，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有水平虽然仍然在上升，但与1980年代、1990年代相比，上升的速度知更慢了。更令人担优忧的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经过20世纪后20年的缩小之后，又重新出现T行大的趋势。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怀疑，农村居民在家乡接受的教育能修适应未来的产业升级趋势吗？
特别是在当前生产成本上升，而资本却仍然受到补贴的条件下，有两种趋势不利于未来广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一种趋势是，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品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升级，但生产方式已经资本密集化了。结果，企业新增的生产和投资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另一种趋势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一部分企业的确升级了，对于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其要求的技能不是在农村教育中能够获得的。我在调研中也看到过这类工厂，偌大的厂房没几个人，没有污染，没有噪音，工人戴着眼镜，讲着英文。一方面，这样的企业正在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展开竞争，这是中国需要的；但从整个中国来说，大量的进城农民不能适应这种工作岗位的要求。
让我们再回到“劳动力短缺”。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劳动力短缺，不仅技术工人缺，普通工人也缺。让我来用农民工自己的语言表述一遍。有一次，我在中西部调研，问农民：“你们为什么不去沿海打工了，春节回来了就不再去了？”农民回答说：“现在沿海的工作，要么是待遇太差，要么是做不了。”
请允许我再用通俗的经济学语言把农民工的话提升一下。他们面临的就是我说的两种产业升级一种情况是，企业面对劳动成本升用资本替代劳动，但他们用的人却没有变得更能下，劳动工资星然上升了却末见得比生活成本上升得快，所以，待遇还是大低。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可能只是少部分）企业真的升级了，甚至走上了国际市场，但他们雇佣的人戴眼镜、讲英文，农民工适应不了这样的岗位。
引自 4.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