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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必须一再在自由和权威之间划清的界限，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正在思素的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因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自由——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一片混乱；同样，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权威——否则，权威就会成为暴政。毫无疑问，在人的本性中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求：希望自己能融入社会；但与此同时，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在我们心中始终未能泯灭：梦想能够最终找到会极其公正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所有成员的某种宗教制度、某种国家制度或者说某种社会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宗教裁判所大裁判官以无情的雄辩证明了，人类的多数原来都害怕自身的自由。事实上，芸芸众生由于面临会使人精疲力竭的众多问题——面临生活的复杂性和责任性，为了避免为众多的复杂问题而操心，期盼天下有一种规矩可循：期盼有一种普遍有效、不会更改和权威性的制度，省得他们自己去动脑筋。——芸芸众生期盼有一个救世主能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种期盼成了一种真正的酵母：这种期盼为一切社会先知和宗教先知铺平了道路——每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热情和光辉时，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人只需挺身而出并且断然声称，是他，而且唯独是他找到了或者说首创了新的救世之道，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将自己的信任寄托在这个所谓民族的救星或者说世界的救星身上。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总会首先在世间创造出一种新的理想追求——这大概就是新的意识形态的深奥莫测的意义吧。因为每一个向世人许诺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清明——的欺世盗名者首先就会从世人身上得到最神圣的力量：献身的意愿和满腔热情。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像中了魔似的心甘情愿被压迫、被蹂躏、被宰割，而且这样一个欺世盗名者向世人要求越多，世人就会越痴迷于他。自由——昨天还是世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渴求，他们却可以为了取悦这个欺世盗名者而自愿将自由抛弃，只是为了更加俯首帖耳地服从他的领导，而塔西佗那句古老名言——“我们被投入奴役的状态”就会一再得以实现，以致各个民族陶醉在充满激情的团结之中而自愿被投入奴役的状态，同时还要赞美抽打在他们身上的皮鞭呢。引自 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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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想意识——世间最最非物质的力量竟然会在我们这个静谧安详和循规蹈矩的古老世界上一再创造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蛊惑世人的奇迹：世人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蛊惑——他们钦佩并且赞美那些欺世盗名者，因为欺世盗名者们成功地将精神转化为没有思想的物质。然而，恰恰是这些宣扬理想或者说宣扬空想的人一旦取得胜利之后就几乎全都会立刻暴露出自己是他们所鼓吹的那种精神的最最卑劣的背叛者——而其后果则是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权力会膨胀成为绝对权威，胜利会膨胀成为滥用胜利。那些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自己曾激励过许多人为了他们个人的虚无缥缈的理想而乐于去生和去死，那些征服者们全都会陷入这样一种诱惑：要将征服多数人转变为征服全体民众，并且还要将自己的教条强加给那些不参加宗派的人士。那些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有自己的驯服工具——他们有自己的附庸、有自己的精神走卒，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那些在历次运动中永远为他们冲锋陷阵的人——不，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要使那些自由的人——那些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渐渐成为替他们歌功颂德的人和奴仆呢，并且为了将自己的教条作为独一无二的信仰加以贯彻，他们会以国家的名义将任何不同的意见斥之为犯罪。一切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意识形态都永远重复着这样的厄运：一旦这些意识形态转变为专制，这些意识形态就会酿成暴政。而当一个欺世盗名者不再相信自己的“真理”具有内在的威力而需要采取残忍的暴力时，他就会向每个人天赋的自由宣战。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管哪一种意识形态——都一样——从一种意识形态为了整肃和控制各种异己的信念而采取恐怖手段的那一刻起，这种意识形态就已不再是理想的追求，而是罪恶的渊薮了。即便是最最纯洁的真理一旦要用暴力去强迫他人接受，它也就亵渎了其自身精神。引自 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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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确实无比神奇。思想似乎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和摸不着，可以作任意的改变，顺从地适应各种情况和各种模式。而正是这一点往往会一再引诱生性专横的人产生这样的错觉：他们完全能够压制思想界、禁锢思想界、随自己的心愿堵住思想界的嘴。可是，就像力学上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样，随着任何一种压迫的增强，反抗也会增强而且恰恰在反抗被压迫到了极点时，反抗就会成为炸药，就会爆炸：任何一种压迫迟早会导致造反。因为人类在道德精神上的独立性从来无法被摧毁——这一点倒是永远令人欣慰！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能成功地用专制的手段强迫所有的世人只信奉一种宗教和只信奉一种哲学——世界观一种形式，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思想界始终知道，为了抵御任何一种奴役，思想界要始终拒绝用规定的模式思维，拒绝让思想界自己变得浅薄、停滞、厌倦、鼠目寸光和唯唯诺诺。因此想要把生活中神奇的丰富多彩简单地划分为非黑即白的任何一种努力该有多么迂腐和枉然！——这种仅仅依靠强权贯彻的原则将人类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划分为敬畏天主的人和异教徒、划分为听命于国家的人和敌视国家的人。然而，为了反抗这样一种用暴力压制个人自由的行为，有独立思想的人随时都会出现；他们坚决拒绝违心地服兵役参加战争。一个时代还不可能如此野蛮吧，一种暴政还不可能如此组织严密吧，以致始终没有个别的人会明白：应该避免对民众进行压迫；应该捍卫个人信念的权利；应该反抗那些声称为维护自己的“唯一真理”而使用暴力的偏执狂人们。引自 第一章 引言
2024-07-09 12: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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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没有时间去做得公正。历史作为冷漠的编年史家只会历数成功的事，却很少会用道义的尺度去衡量什么是成功。历史只会用目光注视着胜利者、而让失败者留在阴影之中。那些“无名小卒”会被毫无顺忌地埋葬在巨大的“忘却”的坟墓之中——这样的“坟墓”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桂冠）——“无名小卒”们的牺牲行为早已失去踪迹，因为那是一些徒劳的牺牲行为。不过，话又说回来，出于纯洁的信念所作的努力事实上也不能被称为徒劳。任何道义力量的投入从来不会在人世间完全消失。纵使那些过早地提出超越时代的理想的人由于绝对的弱势而失收了，但他们毕竟实现了自身的人生意义。因为一种理念只有通过造就这种理念的一批见证人和信仰者——他们愿意为这种理念而生而死——这种理念才会在人世间永不衰败。就精神境界而言，“胜利”和“失败”完全有另一种含义。因此，一味将目光注视于胜利者纪念碑的世人必须永远和一再被提醒：人类的真正英雄并非是那些在千百万个坟茔和被摧残的生灵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自己王国的人，——他们的王国不会永世长存；人类的真正英堆恰恰是那些不使用暴力而被暴力压垮的人，就像为了思想自由和人性的最终来到人间而与加尔文作斗争的卡斯泰利奥那样的人。引自 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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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居民由于畏惧这样一个自己从未显露过快乐感觉而且脸色始终阴沉的男人加尔文而再也不敢言谈举止无拘无束。他们甚至在最最亲密的家庭成员的生活圈子内也都已习惯于低声耳语，而不是大声说话，因为男仆女佣很可能就在门背后窃听呢。在日内瓦居民心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恐惧使他们觉得到处都有看不见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和喜好偷听的人在身边。他们只想不要让自己被人注意！只想不要让自己被人怀疑！既不要由于自己的穿着打扮，也不要由于自己的不慎言论，更不要由于自己的快乐神情而惹人注意和怀疑！于是，日内瓦人最喜欢待在自己的家里；家里毕竟有门门和墙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免遭窥视和怀疑呀。不过，一旦日内瓦的居民在自己家里偶然看到教会纪律监督委员会的人沿街走来，他们仍然会立刻战战兢兢地从窗口缩回身子，吓得脸色苍白。谁知道隔壁那个邻居向教会纪律监督委员会报告了些什么呢？或者说了关于他们的一些什么事情呢？如果日内瓦的居民非得上街不可，他们也都是低着头、默默地、缓慢地、俏悄地行走，而且还穿上深色外套，好像他们是去听布道或者是去参加葬礼似的。就连那些在这种新的严厉的整饬中长大并且在“道德课”上被吓得噤若寒蝉的孩子们也都不再敢吵吵嚷嚷地疯玩。他们就像害怕会遭到暗地里挨打的孩子那样蜷缩着自己的身子；他们不是在温暖的阳光下绽放的花朵，而是在阴冷的背阴处生长的可怜小花：毫无生气，萎萎缩缩。日内瓦人的生活就像钟表一样有规律：在呆板、木然的嘀嗒嘀嗒的节奏中日复一日地过着一种单调乏味、循规蹈矩的悲凉生活，从来不会被欢庆的节日打断。谁从外国新到日内瓦，当他穿过街道时，他很可能以为这座城市大概正在举行丧礼志哀呢。日内瓦人的目光是如此忧郁和冷漠，大街小巷是如此寂静和肃穆，人的精神面貌是如此郁郁寡欢和压抑沮丧。加尔文的整伤和教会纪律固然令人折服，但是加尔文将严厉的规范和自律强加给这座城市，却是以不可估量地失去各种非常杰出的人才作为代价——而这些人才始终只能在宽宏大量和意气风发中产生。纵然日内瓦可以举出自己这座城市中无数虔诚的、敬畏天主的市民们的名字，举出无数勤勉的神学家和无数严谨的学者们的名字，可是在加尔文之后的两百年间，日内瓦确实再也没有创造出一个享誉世界的画家，没有一个享誉世界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多才多艺的人物。为了循规蹈矩的生活而牺牲了大放异彩的生活，为了不作任何反抗的奴性而牺牲了能激发创造性的自由。只是过了很久很久，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终于又在这座城市里诞生，他就是让-雅克·卢梭，他是这座城市里最具独立人格的市民，他毕生反对的就是对人的个性的扼杀，日内瓦正是以卢梭的思想才将自己从加尔文的阴影中完全解放出来。引自 第三章 “教会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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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对任何一个独裁者掌权不可或缺的心理因素——那种认为独裁者一贯正确的信念——在瘟疫大流行期间受到了很大伤害。显而易见的是民众开始醒悟：民众的反抗日趋增多而且范围愈来愈广。不过，民众的反抗仅仅是蔓延，而不是星火燎原，这对加尔文而言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正是一种独裁统治在时间上所占的优势——各个时代都一样。这种时间上的优势可以确保专制独裁继续进行统治，即便这种统治在人数上早已处于少数，这种时间上的优势可以确保独裁统治的战斗意志始终显得组织严密和上下一致，而来自四面八方并且动机各不相同的反抗者们的意志却从未形成一种真正的冲击力，或者说形成时为时已晚。所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一个独裁者的权威受到最初的动摇直到他最终垮台还有一条遥远和漫长的路呢。加尔文和他的教会纪律监督委员会以及他的布道师们和他的从外国流亡而来的追随者们，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铁板一块的意志——一股目标明确、抱成一团的势力。与此相反，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的人都可能是反对加尔文的人，但他们相互之间毫无关联。在他们中间，既有至今仍然偷偷崇拜旧信仰的天主教徒，也有被堵在酒馆门外嗜酒的人和无钱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妇女，还有原来日内瓦的城市贵族——这些城市贵族对那些刚刚从流亡中被接纳到日内瓦来时还一无所有而如今又成了占据着所有官职的新贵们感到莫大的愤慨。可见，在这个人数众多的反对派中既有十分高贵的人也有非常贫贱的人。然而，只要种种不满情绪没有和一种理念相结合，这些不满情绪仍然始终是一种没有任何力量的牢骚而已，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已，却不是一种能起作用的力量。一群像飘荡的雪花聚集在一起的人从不可能去对抗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一种没有组织的不满情绪从不可能去对抗一种有组织的恐怖统治。所以，在最初的几年里掌控这样一些四分五裂的群体，对加尔文而言易如反掌，因为这些群体从未作为一个整体和加尔文对抗，而加尔文却能够四面出击，将他们各个击破。
对加尔文——这样一个承载着一种理念的人而言，真正的危险始终只是那个用另一种理念和他对抗的人：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加尔文以自己敏锐而又多疑的目光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加尔文的所有反对者中唯独卡斯泰利奥的才华与德行和他旗鼓相当，而且卡斯泰利奥是以一种自由精神的全部热情反对他的思想专制，所以加尔文自始至终最怕的就是卡斯泰利奥。引自 第四章 卡斯泰利奥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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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陈词，仗义执言——在那样的时刻怎么还会有可能呢！在有些时代，人们为了让人类最最简单和最最清楚明白的真理深入人心却不得不旁敲侧击和指桑骂槐，这是由于那些最具人文主义精神——最神圣的思想——的人在那样的时代都不得不改头换面，就像偷偷摸摸从后门溜进来的窃贼似的，因为敞开的大门由那些当权者们的走卒和把关的官吏看守着呢。历史一再重演着这样荒谬的现象：进行各种煽动和蛊惑——煽动和蛊惑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或者煽动和蛊惑一种信仰反对另一种信仰——会被允许有言论的自由；而另一方面，促使各种和解的言论——各种和平主义的设想、各种寻求妥协的愿望却会遭到质疑和压制，借口是：这些言论会危及国家的某种权威或者宗教的某种权威——这里所谓某种权威始终是指另类的权威；说什么通过弘扬人道精神促使和解的言论是“失败主义的论调”，会削弱虔诚的热情或者爱国的热情。所以，卡斯泰利奥和他的同道们绝不可能在加尔文的恐怖统治之下敢于公开和清楚地表明他们自己的观点；一篇宽容宣言——就像他们计划中的一份弘扬人道精神的呼吁书——很可能会在发表的第一天就被教会的独裁统治没收。也就是说，只能用计谋对付暴力。引自 第七章 宽容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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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泰利奥却不愿意从歇斯底里的迫害狂这一点出发进行论证。他知道：任何一个时代总要为自己选择另一群不幸的人，以便将这个时代积聚起来的仇恨集中发泄在这一群人身上。每当一个较小和较弱势的群体被那些较强势的若干群体作为发泄深藏于人性之内的消灭异己力量的对象——这些群体时而由于宗教信仰、时而由于肤色、时而由于人种、时而由于出身、时而由于社会理想、时而由于世界观等等原因而形成——这时候，他们的口号和理由虽然不时变换，但是，诽谤、歧视和消灭异己的手段却始终不会变。而一个有头脑的人从不应该被那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和理由所蒙蔽，并且从不应该被群众丧失理性的愤怒所左右。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每一次都要以重新进行冷静思考和重新辨明是非的态度去寻求公正。因此，卡斯泰利奥在他完全弄清楚异端分子这个含有仇恨的名词的含义之前，不愿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引自 第七章 宽容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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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泰利奥作出他自己的最后和最大胆的表述：“当我反复思考一个异端分子究竟是什么时，我觉得，无非是我们把所有那些和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不一致的人都称作为异端分子。”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一句明白易懂、几乎没有深意的话。但是，公开和毫无顾忌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在当时却意味着是一种具有巨大道德勇气的行为。因为整整一个时代一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们、封建君主们、教士们、天主教徒们、路德教徒们被一个无权无势的独一无二的人卡斯泰利奥用这样一句话击中了要害：他们对异端分子的残酷迫害不但荒诞无稽而且是疯狂戕害生灵。所有那些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被绞死、被溺死或被烧死，是无辜和违法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犯下任何反对天主和国家的罪行；他们和别人有所不同，并不是在采取真实行动的领域，而仅仅是在看不见的思想领域。谁有这样的权利可以给一个人内心的思想定罪呢？——谁有这样的权利把一个人内心的个人信念和卑鄙的罪愆相提并论呢？国家没有这样的权利，有关当局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圣经》中有言：“君王之物当归于君王”，卡斯泰利奥还特别引用路德的这样一句话：世俗的王权只拥有行使对人的肉体的权力；而天主却不愿意让人的灵魂被世俗的法律所左右。国家可以要求每一个臣民遵守尘世的秩序和政治的秩序。但是，国家的某个权威机构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任何干预：对人的关于道德的信念、关于宗教的信念，我们甚至还可以加上关于文学艺术的信念的任何干预，则都意味着是对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的干涉和侵犯，只要上述这些信念不是明显反对国家政权，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只要不是政治煽动，都不能进行干预。没有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对国家的政权负责和被追究责任，因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自行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告知天主”，人的思想意识不属于国家暴力机构管辖范围之内。既然如此，如果有一个人在思想意识方面有另一种信念，那么，对他表现出令人反感的睡沫四溅的愤怒，又为了什么呢？为什么要不断地召来警察呢？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种杀气腾腾的仇恨呢？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没有和解的意愿是不行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善于在内心深处克制自已，我们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共同生活，这样，即使有时候我们的思想观念有分歧。我们也至少会互相谅解，并且在信仰方面虚到以前先做到彼此相爱与和平相处”。引自 第七章 宽容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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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第一点——也是关键性的一点是：加尔文虽然以思想领域和宗载领域的裁判自居，但他根本没有资格。假如他真的担当起裁判的职责、那么当他认为塞尔维特的思想观念不对的时候，他的任务应该是向塞尔维特指出其错误，并使塞尔维特转变立场。可是加尔文并没有善意地向塞尔维特进行分析解释，而是立即采取暴力。卡斯泰利奥在《驳加尔文书》中写道：“你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拘捕——你把塞尔维特关入牢房。然后你不仅把塞尔维特的所有朋友而且还把所有不反对他的人统统排斥在审判之外。”原来加尔文对那种古老而又永恒的争论手段向来训练有素：对别人的观点充耳不闻和堵住别人的嘴——这是教条主义者们每当争论会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时一贯采用的手段。把书报检查制度当作挡箭牌就已充分说明一个人或者一种教义完全缺乏自信。卡斯泰利奥提醒加尔文：加尔文以后是要承担道义责任的——卡斯泰利奥仿佛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似的。卡斯泰利奥写道：“我问你，加尔文先生，假如你为了继承遗产事宜和某个人打官司，而法官却只让你的对手一个人说话并禁止你进行申辩，难道你就不会立即抗议这种不公正的行为吗？那么你为什么将己所不欲施于他人呢？当我们就信仰问题进行争论时，你为什么要堵住我们的嘴呢？难道你就那么担心你自己会在这场争论中失败并失去作为独裁者的权力吗？——难道不是你自己确信自己这一方以后会处于劣势吗？”
卡斯泰利奥用这一番话其实已经表述了他对加尔文的最主要的指责。加尔文凭借自己掌握的国家权力滥用职权——在神学、道德和世俗事务中独自作出决定。他因而也就侵犯了天主赋子我们的权利——人人都有用大脑进行独立思考的权利、人人都有用自己的嘴巴说话的权利、人人都有权利将自己的良知作为内心评判道德的最后手段。加尔文仅仅由于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不同的缘故而让他人对这个人像对待一个罪犯似的进行迫害，加尔文因而也就侵更了每个人的世俗权利。引自 第八章 良知斥责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