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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证明，罗马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活的特性，都刺激了罗马的对外扩张，因此罗马帝国主义的动力不是外部挑衅，而是内部驱动。该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轰动，也从根本上扭转了对罗马共和国扩张的研究走向。格温明显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影响，将罗马扩张的动机归于精英阶级的价值观和共和国富有竞争性的政治。而共和国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源自罗马政治自身的竞争特性，以及公元前3世纪以来共和国精英阶级领袖们相互竞争的失控。用格温自己的话说，“从真正意义上说，罗马共和国是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共和政制不断进化，是为了满足一个小型意大利城邦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政治制度，共和政制是项卓越的成就。它稳定而不失灵活，并能在集体和个人统治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但这个制度却从未为管理一个帝国做好准备。对外扩张给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元老精英阶层的集体权威带来源源不断的压力，这种压力同样让罗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堪重负”。这最终压垮了罗马共和国。引自 引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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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罗马成功征服意大利的原因时，作者写道：“元老院的集体领导制既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又疏导了贵族的野心。公民大会和选举给了罗马公民一个发声的渠道，而农业经济又为罗马军队提供了人力支持。罗马的同盟网络从周边的拉丁民族一直延展到大希腊地区的城市。这让罗马的资源储备更为雄厚，进而实现了对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控制。”简短的几句话，不仅概括了罗马政制对扩张成败的影响，也体现了罗马扩张的策略——充分运用同盟者的人力物力，而且交代了战争的结果——一统意大利。引自 引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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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代社会的标准衡量，很难说罗马-拉丁同盟多么具有革命性。同一时期的古希腊正处在个体城邦的统治下。这些城邦极具独立性，同时又彼此嫉妒对方所享有的权利。从这方面看，罗马共和国和拉丁同盟间的关系有着非同寻常的复杂性。在罗马的带领下，拉丁人的人口规模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这也使罗马突破了城邦国家的局限，而这一点正是像雅典和斯巴达这类城邦从未做到过的。罗马给予拉丁同盟的特权非常具有吸引力，所以它的强大建立在齐心协力而非暴力镇压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虽然面临着扩张和汉尼拔入侵意大利带来的压力，拉丁同盟的大部分成员依然做到了对罗马保持忠诚。但是，因为罗马并不向同盟者索取财力上的支持，因此只有在战争阶段，拉丁同盟成员被征召入伍之时，罗马的优势才清楚地体现出来。罗马人需要维护这种优越性，同时也需要履行保护拉丁同盟的义务，这进而促使罗马在整个共和国时期保持其侵略性。引自 第二章 共和国的形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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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史料中的编年无误的话，那么“阶层斗争”开始于共和国建立后的头20年。在公元前494年，反对的声音出现了，起因是不满贵族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平民采取的举措。较为贫困的平民为共和国军队提供了大量兵员，而与此同时在军中他们又在为维持生计的来源，即一块田地而挣扎。许多人转向贵族寻求支援，这却让他们受到虐待，甚至沦为债主的奴隶。随着贵族控制了罗马政坛，平民们在现存体制下愈加感到无助。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举行罢工。公元前494年，当军队受命出征之时，平民们却聚集在罗马城外拒绝行动，直到贵族做出一定的表态。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贵族被迫让步，他们给予平民参加其自行组织的公民大会，即平民议事会（Concilium Plebis）的权利。与此同时，平民可以选举自己的官员-平民保民官，来保护自身权利不受侵犯。
阶层斗争的第二个爆发点源自贵族对法律的控制。早期罗马没有成文法典，司法问题取决于习俗性质的非成文法，裁决权掌握在贵族手中。比如，即便有保民官的保护，债务奴隶制同样让平民很容易受到贵族的欺凌。约公元前450年，对专制性贵族司法体系的抗争使得《十二铜表法》出炉。这是罗马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此后，平民至少可以了解这部法律，他们的地位也逐渐得以巩固。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罗马公民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制度被废除。与此同时，所有公民都拥有了向罗马人民上诉来反抗罗马官员之决定的权利。这一抗争的顶点是，前287年《霍腾西阿法》的出台。根据此法，在平民议事会中通过的法案对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罗马人民都具有约束力。
在阶层斗争过程中，罗马人民有了一定的保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然而，平民阶层中郑些较为富裕的成员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要求在政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向贵族垄断权力提出挑战。贵族再一次被迫做出让步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持续冲突后，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法律允许平民参与执政官的竞选，次年就产生了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执政官。从公元前342年以后，每年度选出的两名执政官中，按要求必须有一个是平民。最终，罗马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重要官职几乎全部向平民开放。由出身决定的贵族和平民间的界限依然存在，但罗马共和国的统治阶级却扩大了。一个全新的贵族阶层产生了，它既包括原来的贵族群体，也有来自平民阶层的显贵。到公元前3世纪早期，这个合二为一的新贵族群体已牢固确立起来。罗马共和国独特的政治架构中的三个关键要素也在这一时期成形，分别是：官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引自 第二章 共和国的形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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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优秀的罗马贵族需要担任的一个官职序列。根据传统仕途标准，一个人首次担任公职也就是财务官的最低年龄是8岁左右。然后，他可能会成为一名营造官或一名平民保民官。在这之后，他才能谋求法务官的职位。那些己经积累了足够声望的人或许会首先竞选执政官席位，此后再担任监察官。每一职位之间的空窗期通常是两年。在公元前1世纪，21对那些重要官职规定了就职者的最低年龄标准，法务官是39岁，执政官则是42岁。但这些规定未必总能得到严格执行。精英群体之间对官位的竞争十分激烈，而某些个人又不断对现状做出挑战。然而，只有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中，握有充分权力的个人才出现，他们控制了那些最高职位，进而对共和国制度的根基造成威胁。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所有官职都存在一定的关键共性，体现在罗马人希望对个人权力加以约束。官位需要通过竞选获得，且任期有限，还需要和一个或多个同僚共同分享治权。当然，以上规则也有例外之处。根据情况需要，一名执政官或法务官在其一年任期的最后可以延长他们手中的最高治权，此后成为前执政官和前法务官，尽管这种延长权力的做法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变得较为普遍。另一个较不寻常的例外是独裁官职位。尽管敌视专制制度，当处在某些形势下，国家需要一名单独的领导者时，罗马对此也是认可的。在紧急状况下，一名独裁者被授予超级治权来监管国家。他的任期只有6个月或仅限于危急期内，不管是哪一种情沉，期限都更短。共和国后期，尤利乌斯·凯撒持有的“终身独裁官”职位在罗马人看来无疑是有悖于这一传统的，这也成了他被刺身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引自 第二章 共和国的形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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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是罗马共和国宪政制度的执行者，负责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担当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角色。但在共和国早期，真正的权力并不掌握在某些官员手中，而在权力集体化的元老院。自成年后的一生中，一名罗马贵族的政治生涯很短暂，需要进行年度选举的传统也让他们在任期间积累的经验有限。这在某些时候暴露了共和国体制的弱点，尤其是执政官衔的将领面对诸如皮洛士和汉尼拔这样的职业军人的时候。因此，官员需要遵循元老院的指导，后者早在王政时代就已成为给国王提供建议的贵族议事机构。一名官员本身就是元老院的一分子。卸职后，他又成了一名普通的元老。重大决定总是先在元老院进行辩论，尤其是有关对外政策、市政管理以及财政方面的事务必须置于元老院的监管之下。所以，元老院才是共和国政府的真正基石。
决策由元老院提出，但还要经过共和国体制中的第三个要素即公民大会的确认后方可实施。公民大会负责法律的批准及所有官员的年度选举。罗马有几个不同形式的公民大会，但共和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分别是百人大会（Comitia Centuriata）和平民议事会。百人大会选举产生执政官、法务官以及负责对外宣战。平民议事会选举产生平民保民官，并负责通过由保民官提出的平民决议。尽管这些公民大会在理论上是罗马最高权力机构，但现实中依然要服从元老院指导。召集大会的官员只将那些已在元老院讨论过的议案拿到公民大会上去表决，而公民大会也几乎总会批准元老院的决定。这一复杂的体制既认可每名公民在政府事务上的发言权，而在实践中又将一切控制在贵族群体手中。罗马共和国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进行统治，非常符合这一次序。
共和国宪政制度是罗马人民的独特创造。在一定程度上，罗马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罗马又不是一个民主国家，面对来自人民的各种刁难，它要比古典时代的雅典强大得多。统治罗马的古老氏族门第以及平民新贵有清晰的界定，但同时也会接纳新鲜血液。另外这种体制所拥有的现实灵活性又是同样军国主义化的斯巴达人所欠缺的。在任的官员拥有执政权，但年度选举造成的限制以及元老院的集体领导制又能阻止任一个体攫取独裁权力。罗马共和国是一个稳定、保守却又不失变通的政府形态，它是成就罗马伟大的平台。在富有竞争和尚武精神的元老院精英的驱使下，罗马在意大利建立了霸权，并最终成为广袤的地中海世界的霸主。这是共和国的胜利，但同时也造成了它的毁灭。因为通向帝国的征途中产生的巨大压力给共和国肌体带来了无法承受之重。引自 第二章 共和国的形成 10
2025-06-01 15: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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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柯林斯城的毁灭）成了50年前，在科林斯城授予希腊人“自由”的一个恰当的象征性终结。希腊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叙利亚和埃及则在名义上保持了独立。但现在，罗马共和国获得了古代希腊城邦和亚历山大大帝遗产的统治权。数十年的冲突所引发的愤怒和误解依然暗流涌动，而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未彻底消除。从长远来看，双方文化所获得的益处要远超其付出的代价。罗马的统治最终为东地中海带来了和平、稳定和富庶。在数百年后，讲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自豪地宣称他们是罗马的继承人。而对希腊人而言，尽管并不总是出于自愿，他们将自己的文学和艺术输入罗马，为罗马人的生活带来了品位和全新的动力。借用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贺拉斯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被俘的希腊俘获了她那野蛮的征服者”。引自 第五章 地中海霸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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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正意义上说，罗马共和国是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共和政制不断进化，是为了满足一个小型意大利城邦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政治制度，共和政制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它稳定而不失灵活，并能在集体和个人统治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但这个制度却从未为管理一个帝国做好准备。对外扩张给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元老精英阶层的集体权威带来源源不断的压力，这种压力同样让罗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堪重负。早期的罗马人生活在一个小型农耕世界中，而由农民兵组成的军队只在战争季出征作战。在深度和广度上贯穿整个地中海的军事冲突以及和迦太基之间的漫长战争，让传统的罗马军队备受折磨。军事胜利带来的大量财富和奴隶迫使罗马农业经济发生转型。正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上压力造成的所有影响向罗马和意大利袭来，进而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的灭亡中达到高潮。引自 第六章 帝国的代价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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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维雷斯审判，西塞罗第一次申明了他所高举的、贯穿其仕途的政治宣言。从本质上说，西塞罗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罗信任元老院的集体领导以及共和国的传统架构。然而，西塞罗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传统共和体制十分饮佩，以至于忽视了其内部的缺陷。维雷斯的滥权反映出在政府挣扎着应对统治地中海的需求时，腐败却在罗马精英中滋生。西塞罗在《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成书于公元前51年）一书中描述了他对罗马持有的美好想象。这部仅有残篇保留下来的论著是模仿柏拉图的《理想国》写成的。元老院统治具有明晰的道德权威，指引着安静、被动的人民前进，同时疏导着个体化贵族的野心。西塞罗天真地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可以保障和平。同时，他也未就公元前2世纪的社会经济弊病和城市暴民，以及像马略和苏拉这样的军阀持有私家军队等问题给出解决方案。他笔下的国家只存在于理想而非现实之中。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西塞罗只是一个哲学空想家而忽视他的存在。西塞罗是希腊哲学思想拉丁化的领军人物。就像普劳图斯和卡图卢斯在各自领域中所做的一样，西塞罗借希腊之体，服务于罗马之用。尤其是和柏拉图相比，西塞罗在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道路上花费了多得多的功夫。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西塞罗将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视作全然不分的一个整体。他认为政治衰落是道德衰退的一个必然结果。反过来，政治改革必然会呼唤道德方面的改革。因此，西塞罗为一个人如何立足于乱世提供了切实的建议。《论职责》（On Duties，公元前41-前43）是西塞罗在其生命最后阶段所创作的几部作品之一。在这部论著中，西塞罗求助于罗马历史上的德行来为时下的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导。他认为人之至善是服务于国家，而为国家服务的最好体现就是反抗暴君。这部书写于凯撒被刺杀后不久，西塞罗始终认为，杀掉那些试图僭取独裁权力的人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无可诟病的。应该看到，在西塞罗的这种执着背后，存在着一股非常直实的当代力量。引自 第七章 文字与图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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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于奥古斯都陵墓上的追悼铭文《功德碑》的开篇词，让墓主作为共和国捍卫者的自画像变得不朽。奥古斯都拒绝暗指其实施独裁统治的一切称号，他喜欢用更传统的指称“princeps”，即“第一公民”来称呼自己。事实上，奥古斯都就是皇帝，他治理的共和国的架构仪存在于名义上。元老院不再拥有权力，其功能是为了支持奥古斯都提出的请求，年度官员由皇帝任命而不再通过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军队听命于作为国家代表的皇帝。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逝世时，皇帝统治已牢固建立起来。罗马共和国让位给了罗马帝国
但是，奥古斯都的形象，即所谓“元首制”（Principate）的门面，其本身就是将共和国继续保留在罗马的一个证明。奥古斯都从尤利乌斯·凯撒的命运中吸取教训，后者毫无遮掩的独裁统治直接导致其被刺身亡。奥古斯都对元老院怀有敬意，捍卫共和国价值观，同时尊崇道德和宗教。他安抚了经历整代人的内战而疲惫不堪的民众，并准备用传统的方式接受赋予他的权力。奥古斯都的直接继承人被迫做出类似的让步。公元1世纪，每一名赤裸裸地崇拜独裁政权的皇帝，从卡里古拉到尼禄再到多米提安，全部被消灭掉。如果不认可罗马共和国的过去，第一公民是无法实施统治的。
引自 第九章 共和国的余响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