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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万年以来，人们一个个、一代代以其短暂的生命历程，面对在时空上看来都广阔无垠的自然，可能常常会觉得自然过去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自然是现成的，环境是不变的，似乎可以由我们无穷地获益和取用。但作者明确地指出：“我们再也不能把自然界看作理所当然的了，即便我们曾经可以这样。”自然正在消失，而且可能是飞快地消失，而这些变化的原因却正是我们人类自己。
古人，哪怕是最聪慧的古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曾为外在的自然过于担忧，因为古代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并不太大。而现在的人们开天辟地，获得了震古烁今的强大控物能力，实际上正在重塑环境，重塑自然。但这种“重塑”有可能不仅在手段上是不自然的，它还指向一种可能把我们的自然——至少是地球上的自然界——变得面目全非的后果。引自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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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古德帕斯特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任何有自身利益且能够受益的存在者。因为授予利益是道德的核心。换句话说，所有的生命有机体都有道德地位。这种立场被称为“以生物为中心”，它显然与某些传统观点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进路相对。
还有一个问题涉及未来的利益是否重要以及有多重要。（奈斯的论文尤其提出了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把这些利益都包括进去的话，伦理学就太复杂了。但是，现代技术的影响往往是可以预见的，利用这种技术却无视其影响，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当前活动在未来的影响如果可以预见就应该加以考虑。在这方面，汉斯·约纳斯主张（见《责任原理》一书），人类行为对未来世代以及非人类物种的影响在范围上最近有所扩大，这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伦理学本身。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需要对未来的好事与坏事进行折现，而不要把它们看得和现在一样重要。他们也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因为（比如说）有些未来的影响并不确定。但是，哲学家们往往回应说，折现可以，但只能局限于这些理由可以适用的情况，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进行折现。未来的伤害和污染就像现在的一样坏，如果可以预见，也应该同样地得到认真对待。引自 第一章 起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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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帕斯特喜欢的标准是拥有其自身的善（就是说，其拥有的利益并不是源自其他生物的利益）：因为所有这样的事物都可能从中受益或受害，而受益还是受害则取决于它们的善是得到了提升、维护，还是遭到了破坏。此外，行善（促进其他存在者的利益）是道德的核心，因此，把所有的行善对象看作是道德上可考量的，这就是恰当的。此处，古德帕斯特的推理似乎非常正确。但是，正如第一章所预示的那样，接受了这条标准就意味着，一切生物都是道德上可考量的（或者说都有道德地位）：这便是古德帕斯特的主要结论。也许他心里想到的是当前的生物。但是，未来的生物也同样拥有它们自身的善，也会受到当前道德行动者的影响。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未来的生物也是道德上可考量的。
把如此大范围的生物都看作道德上可考量的对象，这似乎过分扩大了道德的界线，同时又使得道德生活不再可行。但是，古德帕斯特预见到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区分，认为道德可考量性不等于道德重要性。一个生物的道德重要性涉及的是它道德的分量，从而涉及它相对其他生物而言应该得到多大程度的考量。但这不同于另一个问题：它是否从一开始就是道德上可考量的。
一棵树的道德重要性可能微不足道，不足以压倒一个有感觉能力的生物（比如一只鸟或一只松鼠）的重要性。因此，承认一个生物的道德可考量性，我们也不一定要优先考虑它。而且，当几个具有道德可考量性的生物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我们也不会面临各种各样看上去不可能的选择。做出这样的选择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或影响到的不同生物具有不同程度的道德重要性。道德可考量性范围的广泛，与道德重要性的这些差异完全不矛盾。引自 第二章 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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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把我们带回到第一章提到过的罗尔斯顿的区分，即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区分。具有工具价值的事物所拥有的价值是派生性价值，依赖并派生于它自身以外的某个东西的价值。这样的价值与非派生性价值相对。具有非派生性价值的东西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它们自身的本性。它们也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价值：因此，教育既可以因其自身而具有价值，也可以因为能带来收入丰厚的工作而有价值。但是这些东西的本质就是，
它们是作为目的而具有价值，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而具有价值：由于不是仅仅作为手段而具有价值，它们赋予旨在实现它们的各种措施、手段和策略以价值与意义。
除了工具价值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派生性价值。在我看来，审美价值就依赖于人或其他感知主体的欣赏能力，比如全景视野和晚霞的价值就是这样。可能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派生性价值，尽管这一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但应该得到承认。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派生性价值都仅仅是作为获得其他某种东西的手段而有价值。还有一种价值很可能也是派生性的，即象征性价值（比如握手的价值），这种价值依赖于所实施的行为被认为具有何种意义。然而，还有很多东西，它们的价值既不是工具性的，不是作为获得某些东西——我们因其自身之故而珍视那些东
西——的手段而具有价值，也不是派生自那些东西。一个比较有道理的例子就是幸福。
人们普遍认为幸福具有内在价值。但是，生活除了幸福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很多人持一种更宽泛的观点，认为内在价值在于人类的福祉或繁盛。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就说，所有的行为都以这样的繁盛为目的。他认为这个说法是一个自明之理。紧接着，他又区分了作为工具的可欲之物和内在而言就可欲或本身就可欲之物。他还在那里补充了一个推理：不可能一切可欲之物都是作为工具而可欲，因为如果是这样，就不存在一种东西能够赋予任何东西以可欲性或意义了，所以一定有某种东西内在而言就是可欲的。他主张，这种东西就是人类的繁盛。引自 第二章 关键概念
2023-02-23 0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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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必须解释如何引入新规则来处理新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和回收利用的问题，因为否则的话，他们的进路就不能对新问题做出反应，包括环境问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即便规则可以得到证成而且是可靠的，或许仍然不能仅仅诉诸规则。
康德建议我们让理性来做我们的向导。采用某些规则——般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但如果我们采用那些规则反而使得我们达不到那种目的，那么采用那些规则就是不理性的。因此，理性地说，我们应该断然拒绝任何这样的规则。（他称之为道德的“绝对命令”。）比如，我们想赞同这样一条规则，它允许我们未经他人同意就强迫他人按我们的喜好做事，从而把他们仅仅当作“物”，只要这样做符合我们的个人目标。康德主张，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扪心自问，采用这样一条规则是不是会自我挫败。道德规则旨在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我们必须追问，如果这条规则得到了普遍采纳，它是不是会自我挫败。它显然会自我挫败。那条规则不能促进个人目的的实现，反而会因为允许压倒个人目的而适得其反。因为它是自我挫败的，理性要求我们断然拒绝它，无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相反，我们应该始终尊重人，不要把他们仅仅当作物，而要当作“目的本身”，和我们有同样的权利追求自己的个人目的。乍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选择道德规则与原则的有用办法（它谴责利用人）。但是，它彻底忽视了非人类的动物和其他生物的福祉，这使得它不是一种完备的正确行为指南。另外，在对未来世代的义务方面，也很难从它那里得出任何明确的指南。
康德的追随者有时候试图把他的学说运用于社会关系，鉴于尊重人这一要求，必须不带暴力和欺诈地践行这些学说。但是，我们可以回应说，他明确地忽视行为、规则和惯例的后果，也忽视由此给他的理论造成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在上述成问题的例子中揭示出来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处理道德规则的不同进路。另外，康德要求我们遵循不会自我挫败的规则，无论后果多么严重和极端，这太牵强了。
引自 第四章 正确行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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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的灭绝速度正在加快，可能有100万个物种已经灭绝。与此相关的是，任何物种的灭绝都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该物种后代所承载的价值，而这些后代的生命还末出现就被预先终止了，综上所述，所有这些都表明物种减少是一个全球性问，即使不考虑人类从物种保护中所得到的利益。
然而，应该进一步考虑为什么要防止物种减少。有的思想家认为，之所以要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为了人类的审美价值。有时候又有人说，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由在于物种的象征价值，比如鹰被认为象征着美国的价值观：而还有些人则认为，保护的理由还包括，人们想欣赏各种各样的物种，就像生态旅游者所体验的那样。但这些理由充其量只能证明本地化保存物种是合理的，而且容易随着人类喜好的变化而波动。
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证把生物界比作一个基因库，把森林滥伐比作烧毁一个其藏书尚未被人阅读的图书馆。这个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科学研究的价值，以及科学研究对人类的理解和繁荣的增进作用。引自 第五章 可持续性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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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4年，弗朗素瓦丝·德欧博讷就造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词，用来指代围绕着女性主义和环境思想的交叉融与合而进行的反思与行动。在早期，生态女性主义发展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的见解。波伏娃以前就主张过，父权制（或男性支配的）体系将女性和自然都视作“他者”。卡伦·沃伦将这些见解进一步发展，她强调，男女之间的压榨关系同人与自然之间的压榨关系是有联系的。她声称，这些都是紧密联系的压迫形式，如果不给予他者适当的注意，这两种压迫都不能消除。尽管生态女性主义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但这是它最初强调的核心问题。
还有人指出，有多种形式的压迫与支配，包括种族主义、阶层主义、对工人的压榨，还有对宗教和性少数群体的迫害，以及性别歧视和人对自然的支配。公平在这里可能意味着，一旦出 现了这些问题就应该处理，如果有必要还要同时处理。生态女性主义者（以及深生态学家）不会反对这一点，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声称，压迫自然和压迫女性在历史上具有密切的联系，她们还经常谴责深生态学家，说他们批评前一种压迫，却对后一种压迫保持相对沉默。
这种联系也得到了卡罗琳·麦茜特的肯定，她对比了前现代对“地球母亲”的尊重态度与现代早期及随后对探索自然秘密（通过采矿与试验）和活体解剖做法（同样是以科学研究为名的提倡。无论这些历史性的态度变化是否证明了对女性的态度和对自然的态度之间存在着一种概念上的联系，或者相反，只是反映出一种持续不断的隐喻（就像“考验大自然”这样的说环境伦理学法一样）以用来证成各种不同且通常是压榨性的惯例，都有人认为，历史上的这些联系要求把压榨自然和压榨女性放在一起来考虑与处理。
引自 第六章 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
2023-02-24 11: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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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诊断这些类型的压榨时，对以前的许多想法（尤其是关于环境的想法）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正。比如，他们批评了对二元论的过分强调，也批评了一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一对表面上看似相反的东西被看作相互排斥且相互冲突。因此，男性和女性通常被当作相反的两极，自然和文化也是这样，就好像这些范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样，同样的两极对立也被认为存在于理性和情感之间，理性与男性气概相联系从而相应地就被抬高，情感则与女性气质相联系从而相应地就被贬低。包括沃伦在内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对这样的二元论思维提出了挑战，而且还提出了不同的进路，试图改进这种思维，尤其是在伦理学领域。
对于生态女性主义对极化思维的驳斥，有很多话可说。当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工作类型被刻板地说成男性的工作或女性的工作时，女性主义者就表示抗议（这种抗议是正确的）。而且，把自然和文化对立起来的态度会产生一些严重的误解，比如，一方面，城市人歧视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只有未受影响的荒野及其生物才有价值。（有些人甚至谴责生态恢复及其结果，认为这是有缺陷的，而且具有欺骗性，仅仅因为它们依赖于人的努力。）然而，人类主要是通过农耕和园艺与自然打交道，这两种形式都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拒绝承认它们都依赖于自然和自然过程，就会挫败这两种活动，也会减弱我们自己的感受力。
生态女性主义者也强调同情这样的情感的作用（这一点很重要），谴责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尤其是在伦理学中。瓦尔·普卢姆伍德正确地强调了情感感知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与动物的关系中，还说明了为什么仅仅依赖理性和原则（康德伦理学就是这样）无法激发我们去履行理智所认可的责任，而且会产生不必要的自我分裂。与此同时，她还批评了对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持工具主义和利己主义态度的做法，认为这样不利于和自然界之间保持一种感知关系，而这种感知关系对于保护自然界来说是必需的。引自 第六章 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
2023-02-24 11: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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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公司经常在位于西非的处置地倾倒有毒物质，把充满重金属和其他有害物质的电子废物出口到印度、非洲、孟加拉国和中国。在这样的处置地，监管松弛，往往允许儿童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用危险的做法去回收可以卖钱的东西（如马里恩·霍德奎因所述）。从费城向几内亚和海地倾倒含二噁英的工业废料（1987），从意大利向尼日利亚倾倒受多氯联苯污染的化学废物（1988），当这些做法也被记录在案时，这种惯例完全配得上詹姆斯·斯特巴给它贴上的标签：“环境种族主义"。
环境正义运动反对不公平地分配污染这样的环境伤害，也反对不恰当的程序，比如在有的地方，人们在影响到自己和当地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这些问题分别是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问题。）为此，斯特巴提出了一条“程序正义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每个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应该参与选择影响到他们的环境政策”。
但除了程序正义之外，还有承认的问题，例如少数民族由于文化支配的模式和不尊重而实际上被忽视，尽管程序正义的规定试图把他们包括进去。承认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一样，是个世界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另外，在共同体层面也可能缺乏承认，比如，当食品不安全由于跨国公司政策带来的意外影响而损害了农民共同体时。引自 第六章 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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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与这里提到的所有去增长方式都是不相容的，需要用合作性的结构来取而代之。但这种反对意见的某种变体认为，这样的改变有失去自由主义式自由的危险，因此，摆脱资本主义的具体措施需要加以认真评估。支持这种不相容性的一个论据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最终必将面临资源有限的问题。对此的一个答复就是，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才会面临这种不相容问题，而如果一种自由社会承认限制增长，承认调控资本主义企业，并承认生活质量和强可持续性这样的目标，那么这种社会就仍然是可行的，无论是由绿党提出的还是其他人提出的。
这些考虑让我们看到了政治环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与自由民主相容。一方面要调控生产与消费，要想实现强可持续性并保护自然界，一贯的环保主义者必须赞成这种调控：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个人选择中的自由信仰。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些张力。
有些自由主义形式坚持要求市场经济不受限制；但也有些自由主义形式比如密尔的自由主义承认对增长的限制，也承认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这样的目标（无论是为了我们的后代还是为了野生动物本身）。这些自由主义不是那么顽固执拗，却也仍然信奉一些自由主义式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在行使自由主义式选举权时，人们可以自由地支持这种自由主义，这样，那些张力就能得到克服。
引自 第六章 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