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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从其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转折点或标志性事件。现代犬儒主义固然不是从被装扮为哲学教师典范的、业已被理想化了的形象中诞生的，但也不是从被污名化了的、被认为是混混式的街头煽动者之怨恨之中发源的。并不存在延续千年的怨念传承，被传承下来的，除了被共享的名字之外，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在希求认同的焦虑与深深的失望之间反复摇摆。可以看到，包括第欧根尼在内，古代和现代的犬儒在内心中都深深信任着他们所身处的文明。第欧根尼从异邦来到雅典，并将这里作为他的根据地与终焉之所。他没有去波斯，更没有去色雷斯。同样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现代犬儒，也在周一的清晨，伴着闹钟起床，老老实实去上班。犬儒之所以为犬儒，而不是革命者或宗教家，就在于他们不仅与同时代的社会建制相安无事，而且归根到底依附于此。但他们未能充分认同这一建制，或者说得更好一些，这一建制没有给予他们以足够的承认。公元1世纪来自科林斯的德米特里乌斯在无意中泄露了犬儒派的秘密心态——当罗马皇帝试图赠送他一笔金钱之时，他拒绝道：“如果他想诱惑我，他应该将整个帝国都给我。"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哲学家的高傲，也表达了哲学家的要价。因为这一要价无法被接受，这位哲学家只能继续做他的犬儒。
我们可以看到，从古代形形色色的犬儒派到早期现代玩世不恭的知识分子，再到当代的愤世嫉俗者，他们所共有的是对权力与体制的怨恨。之所以是怨恨，是因为他们绝不会决然与体制相决裂，而是依附于身处的体制之中，然后以自己的智识水平为傲，觉得自己可以洞察体制的整体运行和体制内个人行动的真实逻辑，进而基于此种洞察，对互动的双方（体制和自己）都报以深深的蔑视。其实我们应该都很熟悉这种形式的怨恨：在匿名化的社交媒体上冷嘲笑热讽，在真人出场的现实场景中唯唯诺诺；以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为自豪，以苦心经营私人生活为追求。“键盘侠“乐子人”，现代大儒不仅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可能就是你我他，是这个时代的“常人”。引自 第一章序曲：伴有离经叛道的问题
2024-07-28 21: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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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之所以要强调古代犬儒派的身体，强调其排泄功能和性功能，乃是源自于这样一种洞见：身体是社会规则起作用的所在。通过对身体行为施以道德评价，可以反映并维护更广泛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定义了身体运作的边界。它规定了何事可被接纳，何事需被排斥，以及以何种方式接纳或排斥。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经常出入身体的物质上，关注它们是如何被管制和规定的，古代犬儒派以这类实践打破了那些社会禁忌。在这样做时，古代犬儒派就将身体置于政治实践的中心。如果这种对身体机能的兴趣早在耶稣时代就已经被放弃了，那将是古代犬儒派传统的重大损失。然而，如果尤利安皇帝对他那个时代的街头犬儒派的厌恶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可靠的指标，证明古代犬儒派坚持恬不知耻并冒犯公众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引自 第四章对暴民的恐惧：古代的和中世纪的种种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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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古代犬儒派将蓄意使用羞辱行为作为一种精神修炼。正如福柯所论，我们可以在基督教的“谦卑”概念中看到这种“古代犬儒式羞辱游戏”的痕迹。他说：“从古代犬儒主义的羞辱到基督教的谦卑这是一段完整的历史，与卑微、丢脸、羞耻以及由羞耻而来的丑闻相关，这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再一次地，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标准道德观念格格不入。”“但福柯同样认为，尽管如此，“区分后来基督教的谦卑”与古代犬儒主义的羞辱是重要的。基督教的谦卑“是一种状态，一种在所经受的羞辱中彰显自己并考验自己的心灵态度”。古代犬儒主义的羞辱则可以被理解为一场与习俗惯例之间的游戏。习俗惯例规定了何为“荣誉”，何为“不荣誉”。在这场游戏中，古代犬儒派试图逃离由“丢脸”所强制的那种羞耻与屈从的秩序。另一种说法是，古代犬儒派通过这些羞辱的考验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和执拗的自我主宰，“而基督徒的蒙羞，或者更确切地说，谦卑，乃是对自身的弃绝“。根据福柯对所谓“基督教的自我修炼技术”的诠释，“我们越发现我
们自身的真相，我们越必须弃绝我们自身”“。基督教的“自我”是内省的对象，但如此众多的内省却从未能获得最终的、令人满意的形式。但这并非主张“自我”乃是一个幻
觉。倒不如说，基督教的“自我”“太过于真实了”。这个“自我”充斥着试探、嗜求和诱惑，而这些东西必须被放逐，或者被驾驭，以发现“自己为何”，这是基督徒责任的一部分。尽管根据其宗教教义的设计，这一责任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引自 第三章污损货币：超脱藩篱的古代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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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声称古代犬儒派不知羞耻的行为是要证明“人们通常为错误的理由而感到羞耻（例如为他们身体的排泄物而感到羞耻）…却对他们自己的非理性且丑陋的行为、他们的贪婪、不公正、残酷、虚荣、偏见与盲目无动于衷”。但正如人们所料，斯劳特戴克要比尤利安走得更远。他主张，对于古代犬儒派来说，我们生活所依赖的那些最为美好的习俗，“包括那些处理羞耻的习俗”，是“扭曲变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古代犬儒派拒绝被“那些关于羞耻的根深蒂固的戒律牵着鼻子走”。基于如此深切的怀疑，以不知羞耻的行为为起点，古代犬儒派开始检视社会上所有的因循守旧态度，即便正是这种因循守旧的态度支撑着帝国的运行。针对这种不加思考的因循守旧态度中所折射出的自负，让我们再次引用斯劳特戴克的话：“第欧根尼扭转了局面，他真的在那些扭曲变态的准则上拉屎”。第欧根尼“反对任何制度所主导的政治训练”，这些制度依靠羞耻来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引自 第三章污损货币：超脱藩篱的古代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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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劳特戴克所论，“文明提供了”一整套理想关于责任的观念、救赎的承诺不朽的希望、为雄心设置的目标、权方的身份地位、职业、艺术、财富”，“以此作为舒适的诱惑，诱使人们为它自已的目的服务”。引自 第三章污损货币：超脱藩篱的古代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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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印象中的现代犬儒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缺陷，或是一种社会弊病，需要被关切，或加以矫正。根据其诋毁者的说法，现代犬儒主义的特点是怀疑与退缩。现代大儒对高尚的理想报以怀疑，他们从公共领域退缩到私人生活的领域，但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充斥着被激惹起来的有害怨恨。之所以从公共领域之中退缩，有很多原因：否认批评具有积极价值、不信任集体解决方案、不信任体制的介入与干预、对社会与政治改革不抱任何希望，以及对所有呼吁进行行动与变革的号召的选择性失聪。那些号召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为徒劳无用，直接被丢在一边。
大众想象之中的现代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是如何产生的？这当然会被首先归咎于市民社会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体制。但对它们的责难是很温和的，认为它们给了民众一些不适当的理由去沉溺于现代犬儒主义。一切都只是良好治理中的偶发失误，是各种不可避免的缺陷失败、丑闻和诡计的结果。这些却被体制内偶现的吹哨人和狂热的媒体公开了。从这种视角来看，大众的现代犬儒主义，其最大的愚蠢在于，它根本无法区分政府治理的好与坏。大众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夸张的失望状态。政府治理的不足之处、体制的失败或腐败都只是个例，但民众的反应模式却近乎巨婴。当没有收到他们心目中恰当的回馈时，这些当代犬儒就主动地切断了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将他们的失望转化为一种犬儒式的决断：所有机构与体制都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只能对它们报以漠视。这些当代犬儒觉得，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所有努力终将白费。因此他们抛弃了个人责任，决心对政治保持冷漠。他们哀叹一切已然被败坏。但就在他们的放任之中，美好之物的侵独却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亲手促成了它。引自 第七章活在末世：现代犬儒派的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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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那种现代犬儒表现出来的巨婴式的、无休止的失望与不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批评家的不满源于他们对民众的失望——民众并未按他们的设想去思考。社会评论家们已经用如此义愤填膺的方式去描绘不公正的存在，民众却未被动员起来与不公正的强力相对抗，也未爆发出集体性的愤怒。批评家们对此只能报以哀叹：这是集体冷漠，这是一个典型诊断：“集体冷漠”是民众持有现代犬儒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些批评家认定，克服现代犬儒主义所需要的是更多的评论家，因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批判性洞见、仔细的诊断、富有远见的声明、倾听民众呼声的种种理由，以及宣扬乐观主义的种种宣言。批评家们认为自己发现了症结所在：当代犬儒的问题在于缺乏政治想象力。在主流文化中弥漫着理智与想象力的贫乏。发现这一点并做出论断的评论家们转而用自己的评论来加以回应。他们认为，这种现代犬儒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惯例式的、平庸的人际互动模式，一种习以为常的视角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将自动造就轻蔑的态度，制造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从而以自我强化的预言，使得现代犬儒主义持续存在下去。批评家们进一步认为，要治愈这种作为社会疾病的现代犬儒主义，除了常规方法之外，特别需要注入希望，从而将现代犬儒患者从那种无端的否定性之中解救出来。这种无端的否定性削弱了人们对政治与公共事务官员的信心。现代犬儒错误地、一厢情愿地认定，官员的行为完全受权力意志的驱动，因此一定会放弃对公共善的承诺，转而追求个人的仕途。这种老生常谈的现代犬儒主义论调认为，所有人类行为都被卑劣的动机驱动，不论他们表现得多么崇高。因此，在现代犬儒看来，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客更关心的是在选举中获胜而非治国理政；专业人士更关
心的是职业发展和晋升；公司更关心的是利润以及免于诉讼，而非服务公众。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半台人为，所有这些现代犬儒式的先入之见都必须被驳示。
批评者认为，这种现代犬儒主义是缺乏信仰的产物，是危险的、自我否定的，具有社会破坏性。它也是对所有社会改良的拒绝，一种独断的、不假思索的拒绝。现代犬儒主义对人的这种理解，基于一揽子假设：个人和体制首先被一种自私自利、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冲动所驱动，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永不满足的贪婪，因此对个人和体制都不能加以信任。批评者认为，这种对人的理解流毒甚广。评论家指责这些现代犬儒犯了错误，将自己对世界狭隘贬抑的理解随意扩展延伸到了其他人身上。就此看来，即便现代犬儒自称持有“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现实主义”，声称已经看透了事物的本质，达到了事物的根源，但这只不过是现代犬儒在表达自己的卑劣自私和道德上的贫之而已。这些现代犬儒因为自己的“现实主义”而遭受着折磨，但他们又犯下以偏概全的谬误，将自己那种狭隘贬抑的观点扩展延伸到那些尚未对人类的可能性失去所有希望的人身上。批评者继续指责道，现代犬儒主义流毒甚广，存在于那些假定其他人和他们一样愤世嫉俗的人群中。引自 第七章活在末世：现代犬儒派的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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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思想家试图给现代犬儒主义分配角色，将之定位为“可能派得上用场的、具有批判性格的东西”。我们被告知，对于现代犬儒主义，不必绝对接受或断然拒绝，而是可以策略性地接受。这样，争取民主的行动者们可以在“总是妥协的、总是不纯粹的政治领域”中生存下来，从而去为渐进式变革而奋斗“。我们得到了保证，现代犬儒主义是“可被管理的、可被动员的”，只要由好人去承担这些任务就行。这样，犬儒主义就可以“以完全有利于民主生活的方式运作，将有利于民主社会的特续，并且使之健康地运行”。在小剂量的情况下，一种温和的现代犬儒主义主义甚至有助于捍卫具有开放性的文化以及言论自由，并鼓励人们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保持警觉，而这种警觉将使民主保持活力。引自 第七章活在末世：现代犬儒派的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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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长期以来从事为教众提供人生意
义的工作，并且承担组织他们的尘世生活的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被视为世俗体制。尽管如此，基督教会和其他世俗体制完全不同。它之所以能代表其教众，这种代表性是来源于一个更高的目的。这一目的源自于不同于尘世的另一领域，而不是从某些“第一原理”中推导出来的。当上述解释框架崩溃，就发生了“上帝之死”。上帝之死”指的就是合法性危机。这种崩溃适时地揭露出了西方式的主体性根本上的无能，它无法在形而上学之外进行思考。西方式的主体会质疑，如果没有外部标准，我们如何来衡量我们的种种意见（pronouncements），如何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正义”或“什么是有意义的”？有人可能会声称，古代犬儒派在创立之初就开始质问这种形而上学的视角。例如，古代犬儒拒绝在与目的的关系之中去解释其实践的意义。古代犬儒认为，其哲学实践应该根据具体环境实施，而不要将之建立在一个合法化的框架之上。在其后续历史之中，古代犬儒派一再地拒绝西方形而士学那种基于判断、热衷于“制造意义”的体系。尽管如此，古代犬儒派的历史和命运展示出，“逃离形而上学”是何等困难的任务。因此，古代犬儒派的战斗依然在继续，继续尝试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置入我们的生存之中。而根据其本性，西方文明将会试图收编古代犬儒派，将古代犬儒的实践纳入其形而上学式的目的之中。因此这是一场持续的挣扎，是与西方文明的层积物相对抗。古代犬儒主义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调整和重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以各种方式对犬儒主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收编。引自 第七章活在末世：现代犬儒派的多重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