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墙陈对《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的笔记(3)

1921年的胡适

以维护胡适声名为己任的人，往往不能接受任何指出胡适有好名倾向的说法，即使是遥指或暗示都不行。比如，胡适哥大博士学位的问题，陈毓贤就以胡适不在乎学位，亦即，不好名作为假定。她说：“他可能和同时的陈寅恪一样，不太在乎学位，自信有真材实料便行。”殊不知胡适即使好名，也不会减损他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领袖的一毫。而且，这种斤斤计较，非把“好名”从胡适的形象中剔除的做法，根本就误解了胡适。胡适并不否认他“好名”，他对韦莲司说得很清楚：自己的原则是要“名符其实，而不是徒拥虚名”。 我们从“胡适档案”里的几封信，可以知道“假”博士的争议在胡适回国的当初就开始了。早在1919年9月7日，还在美国留学的朱经农就向胡适驰书示警了： 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通过］”、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这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该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我们不知道胡适的回信说了什么。但是，一年以后，朱经农又写信请胡适赶快把学位的问题解决：“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胡适1917年就参加了博士答辨，但他的博士学位直到1927年才拿到。胡适的博士问题，素来聚讼纷纭。双方的论点以及使用的语言，也往往依循着爱胡适与反胡适的立场而鲜明异常。就像我在《璞玉成璧》里所指出的，如果论文没有问题，胡适为什么一直要等到1926年12月底，才从英国打电报要亚东图书馆寄一百本1922年就已出版的论文给哥大呢？ 在胡适把论文寄给哥大之前，他还有机会出英国版，却被他推却掉了。“胡适档案”里存有一封赵元任1924年写给胡适的英文信，说英国一家知名的学术出版公司通过徐志摩传话，希望胡适同意让他们发行英国版的《先秦名学史》。奇怪的是，胡适一直保持沉默。因此，他们请赵元任再度争取胡适同意： 我不记得我是否已经写信告诉你奥格顿(C. K. Ogden)［注：语言学家、哲学家、英国有名的出版公司路特立奇•凯根保罗(Routledge Kegan Paul)的编辑］的想法。他建议在英国出版你的《先秦哲学史》［注：书名赵元任是用中文写的，只是《名学史》误写成了《哲学史》］⋯⋯他说他已经得到你的出版社［注：亚东图书馆］的同意，在英国重新出版你的书。他建议由他自己动手来润饰你的用字遣词以适合英国读者的行文习惯。他要请罗素看一看牵涉到近代形式逻辑的地方。然后，再由我核对人名，全部都用韦氏(Wade)拼音统一化。你唯一须要作的，就是打个电报说“好”，然后，就是等着拿版税了。他已经请徐志摩征得你的同意，只是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一直不回复。所以他要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如何呢？ 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作了回复。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家出版公司终究没有出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这件事，胡适的反应实属蹊跷。出版社的契约都送上门来了，他却置之不理。到底是胡适觉得英国版不宜遽出呢，还是出版公司最后打了退堂鼓呢？除非有新的资料出现，此事暂时成谜。 胡适当了十年的“假”博士，这是否违反了他自己对韦莲司所说的原则：“名符其实，而不是徒拥虚名。”当然，所谓“名符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通融”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美国同学给他的绰号就是博士”(Doc.)。换句话说，胡适在大学时代就已经被封为“博士”了。可以说，不是“博士”之前，他就是半个博士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考完博士资格考试以后，就是“准”博士了。从“半”博士，到“准”博士，再到“假”博士，其间隔几希矣。爱护胡适的人甚至可以说胡适已有博士之“实”，只是“实”至“名”还未归而已。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点是，胡适不能不好名。一个要争夺、巩固、扩张文化霸权的人，想要不好名都不行，这是因为“名声”就是他的文化资本。没有这个资本，不要说文化霸权，他连巴结文化霸权的门儿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胡适好名，硬着头皮冒充了十年的“假”博士，他可以无奈地说：为了文化霸业，“予不得已也！”

书房里的胡适

胡适1917年9月初到北大的时候，月薪是260元。一个月后，他的月薪调为280元。他在家信里对母亲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②我在下一段会回过头来说明胡适这句话也许不是完全正确的。此处的重点是要勾勒一个事实，亦即，即使在北大，洋和尚的薪资也是远远超过中国的教授。根据北大法科1918学年度《一览表》的记载，在薪资上鹤立鸡群的是胡适1920年代初期日记里经常提到的毕善功。他的月薪是赫赫然的600元。毕善功(Louis Bevan)，是澳大利亚籍英国人，1902年到中国，清朝授予他二品顶戴、大律师、法律进士、格致举人的头衔。在1910年到北大以前，曾在山西大学堂的西学斋担任教授及总教习。 胡适对母亲说他280元的月薪是“教授最高级之薪俸”，这句话是相对的。280元确实是他那一级教授“最高级之薪俸”，但并不是正教授的薪俸。根据陈明远的描述，1917年5月颁布的《修正大学令》，大学教师分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正教授从一级到六级，月薪从最高到最低分别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教授分本科、预科两类，也各分为六级：本科教授从最高280元到最低180元；预科教授则从最高240元到最低140元，每一等级的差别为20元；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最高110元到最低50元；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难易程度从2至5元不等。我们不知道这个《修正大学令》里所规定的教授等级及薪俸是否只是具文，还是确实执行了。如果确实执行了，则胡适280元的月薪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副教授“最高级之薪俸”。 1919年，北京大学在胡适那层副教授群里计有： 一级教授（月薪280元）：胡适、陈大齐、朱希祖、杨荫庆、辜鸿铭、宋春舫、陈汉章、康宝忠、马叙伦、蒋梦麟、陶履恭、刘师培、沈尹默、关应麟、马寅初、黄振声、左德敏、黄左昌、胡钧。 二级教授（月薪260元）：李景忠、贺之才、陈启修、张祖训、朱锡龄。 三级教授（月薪240元）：周作人、王星拱、钱玄同、马裕藻、朱家骅、罗惠侨、钟观光、沈士远、杨昌济。 四级教授（月薪220元）：吴梅、林损、伦哲如、顾兆熊、吴增勤。 五级教授（月薪200元）：沈兼士、陈怀、陈清文、王彦祖、柴春霖、陈瀚。 六级教授（月薪180元）：黄节、叶浩吾、包玉英、龚湘、梁敬淳。 胡适280元的副教授“最高级之薪俸”，其实真的也不赖。当然，比上永远是不足的。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属于“特任”，由国务会议议决，级别是“一级校长”，月薪为600元。换句话说，那远来念经的洋和尚毕善功，他拿的薪水跟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一样多。校长以下是学长［注：即院长］。根据1917年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分为四级，一级450元、二级400元、三级350元、四级300元。陈独秀是第四级的文学科学长，所以他的月薪是300元。我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到北大更上一级的正教授的名单。但是，当时北大有两名兼任学长的教授可能属于正教授的级层：夏元瑮，兼理科学长；王健祖，兼法科学长。他们两位所领的薪资属第三级的学长，高于陈独秀，月薪350元。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可是他的级别属于最低的“五级主任”。根据1919年1月《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的记录，他的月薪只有120元。 北京大学职员的月薪，我还没见到系统的记载。1918年6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载有北大书记的薪水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北大的书记分为甲乙两等，乙等是试用书记。甲等书记的薪水分六级，其薪水如下：40、36、32、28、24、20元；乙等书记的薪水分三级：16、12、8元。作为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等于当时乙等试用书记最低的一级。我们把胡适280元的月薪和毛泽东8元的月薪拿来相对比，这35倍的差距，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教授养尊处优的一斑。 当时大学教授收入的丰厚，可以从留法的李书华的回忆里得到印证。李书华是1922年到北大教书的，他的月薪也是280元。他说： 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如果把北大这个小世界放在北京的大环境之下，则北大教授生活的优渥就更加不言而喻了。根据美国人甘博(Sidney Gamble)和步济时 (John Stewart Burgess)从1918年秋天到1919年年底在北京所作的生计调查，当时北京初等小学教师的月薪是24元，校长36元；高等小学教师的月薪是32元，校长40元。图书馆方面，京师图书馆在辛亥革命以后改称北京图书馆。该图书馆馆员的月薪，可惜甘博和步济时不分等级，只列出了总数，亦即19个馆员，共计800元。如果我们取其平均数，则为42.1元。北京儿童图书馆馆员的月薪16元；中央公园图书馆馆员的月薪从20元到40元，职员12元；北京通俗图书馆馆员和经理的月薪从28元到40元，实习员从10元到12元。 根据甘博和步济时的说法，当时北京的穷人阶级里，一年只要100元，就可以养活五口的一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毛泽东月薪8元，也足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由此换算，胡适280元的月薪，足够养活北京五口一家的穷人三年。 当时大学教授待遇的优厚，何止跟中国其他阶级相比是如此，跟美国教授的薪水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联邦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的调查，1919学年度美国助理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1,933元，副教授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则为2,628元。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换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比当时美国大学正教授的平均年薪还要高。

蔡元培说他上任的时候，北大的校务是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主持的。换句话说，北大是由行政人员治校的。蔡元培说他到了北大以后的改革，第一步是设评议会，恢复学长的权力。 蔡元培在北大的第一步改革，应该是他自己的想法，因为那是他在《大学令》里所揭橥的德国大学理念的落实。然而，他第二、第三步的改革很难说没有别人的参与建议。第二步，组织教授会。胡适在1922年7月3日的日记里，说是他提倡的。值得指出的是，胡适在美国拿的学位是哲学方面的，他在北大的时候，同时在哲学门和英国文学门任教，但他的势力范围显然是在英文门。 更有意味的是，学长制的取消，代之以教务长。胡适在日记里说那是沈尹默的提议，并且又提出了阴谋论的说法。这是一个一石两鸟的阴谋论。第一只鸟，是蔡元培想去掉的理科学长夏元瑮；第二只鸟，是蔡元培想辞去、但又不希望让他有被辞之名的陈独秀。蔡元培以文理科合并为由，废去文、理科学长，而以教务长总理教务。有趣的是，这个用教务长来去掉陈独秀的阴谋论，当时就流行了。蔡元培在1919年3月致《神州日报》的信里作了说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他解释说这个决定是由学长——包括陈独秀在内——及教授会主任会议决定的。蔡元培进一步说明北大当时已有十一个教授会，每个教授会都推有一个主任。日后的制度是，由教授会主任互推一人作为教务长。 胡适在这则日记里所说的“一石两鸟”去掉陈独秀的计谋有点语焉不详。13年以后，即1935年底，他在看了汤尔和的日记以后，触动了他的回忆，于是在给汤尔和的信上，把当年去掉陈独秀的原委说清楚了。原来蔡元培在1919年3月26日晚上召开了一个会议。召开这个会议，就是因为当时“小报”报道，说陈独秀私行不检，跟一些学生同狎一妓，争风吃醋之下，把该妓女的下体挖伤泄愤。胡适根据他的回忆对汤尔和说：“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从这个回忆可以知道胡适本人也参加了会议。换句话说，胡适不是不知道当晚的会议是“去陈会”。在看了汤尔和当年的日记以后，他作了一个结论，认为汤尔和是中了沈尹默等人的计，用私德问题来作为攻击北大新思潮领袖的武器。 总之，学长制度的取消，蔡元培公开表示是与从前大不同。他在1920年9月北大开学典礼上说，北大在一年前新设的组织只有评议会、教授会与教务会议。然而，“一年以来，行政会议与各种委员会均已次第成立。就中如组织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等，都已经办得很有成效，与从前学长制时代大不相同”。学长制也是蔡元培德国式大学制的一环。胡适在1922年为纪念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所写的《回顾与反省》说得更重。他说：“我看这五年的北大，有两大成绩。第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 （原文有删减，标题为编辑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