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楠雅记～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笔记(1)

《摘录》

一、《阿Q正传》的叙述方法与“国民性”问题
1.在两种叙述传统之间的《阿Q正传》
2.外国小说的影响与“国民性”的两重性
总之，这独特的味道便是鲁迅自身的国民性的产物。换句话说，《阿Q正传》的叙述中包含着两个国民性的对话：一个是鲁迅的叙述本身体现出的国民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性地或能动地再现国民性的国民性；另一个是作为反思和再现对象的国民性。如果“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的特征的话，他应该还有一个对立面或对应面，即将“精神胜利法”置于被审视位置上的国民性。国民性不是单面的，将自身作为审判对象，也意味着自身已经具备了审判者的潜能。这就是我所谓国民性的两重性，我们应该从这个两重性之间的关系和对话中来理解这个小说的宗旨和叙述方法。（P9）
3.“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4.国民性的寓言，还是农民的典型？
《阿Q正传》连载的时候，大家都等着下一期，因为每读一段，都让读者联想到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周遭的人和事。这个寓言的结构很容易被读者把握，但小说在叙述上完全没有寓言性。这与《狂人日记》不一样，《狂人日记》中很多特殊的句子，比如“四千年的旧账”、“陈年的流水簿子”、“仁义道德”、“满本都写着吃人”直接地指向寓意的结构；小说虽然是狂人康复的记录，但叙述本身是象征性的。《阿Q正传》的写法不是这样的，它的寓言性源于人物创造的高度的概括力。（P17）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觉得，在农民造反没有获得新的政治领导和新的政治意识的时候，农民革命也正是统治制度循环往复的过渡环节。因此，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就被转换为一个获得政治领导和政治意识的问题了。（P18）
《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和农民或雇工阶级的探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理由用国民性问题加以否定，而应该分析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将这个问题放在“鬼”或“国民性”的双重性或对话关系中来讨论，我们提出这样的可能性：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绘是对国民性变化的客观契机的探索，而阿Q的社会身份也表示国民性不是抽象的总体，而是依托在各不相同的社会身份及其关系之上的。人有十等，各各分离，国民性的总谱是凝聚在每一阶层的身份关系之上的。如果存在着一个能动地反思和呈现国民性的国民性，那么，后者也意味着一种行动的客观力量，即改造将人们相互隔绝的等级体系的行动。作为这一行动的结果，辛亥革命是一个国民自我改造的伟大事件，因而也是国民性的这一能动性的历史性展开——辛亥革命提供了阿Q转向革命的契机，但未能触发他的内部抗争或挣扎。因此，“革命”只是作为偶然的或未经挣扎的本能的瞬间存在于阿Q的生命之中。没有挣扎，意味着没有产生主体的意志；但写出了这一没有挣扎的瞬间的鲁迅却显示了强烈的意志——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也正是力图将阿Q的本能的瞬间上升为意志的表达——它无法在阿Q的革命中获得表达，而只能在对这场革命的反思中展现自自身。而阿Q正是检验这场革命的试纸。（P20）
在阿Q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纠缠——即作为秩序维护者和本能的抵抗者的共在——正是鲁迅对革命的探索的成果。这个探索的核心就是谁是革命主体这一问题。（P21）汪晖在这儿似乎暗示“无产阶级”这一源于欧洲、存在于欧洲的概念，似乎与“西天”“中土”不符。而鲁迅笔下的阿Q恰恰是与前者革命的“意识”相悖的：革命的本能，并且展现了本能被不断压抑和转换以及抵抗这一本能的过程。
二、直觉、重复与革命：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1.“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
2.“正传”作为正史的谱系
革命与“正传”——亦即被压抑在正史图谱之外的世界——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像“我”这样一个实在不足道的人来给不足道的阿Q立传，那只能是”正传”了——但“正传”居然被写出，而且堂而皇之的登在报纸上，……意味着一种秩序的变动，意味着革命并非全然地虚无吗？（P36）“正传”挖掘出了正史谱系之外的，也即颠覆了那唯一的正史。
“无”中所生的“正传”与胡适所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所矛盾（许不止于实证主义史学罢）。
3.六个瞬间之一、二：“失败的苦痛”与“无可适从”
4.六个顺利之三、四：性与饥饿，生存本能的突破
5.六个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与“无聊”
直觉与“精神胜利法”的对立，互相消解
无聊不是对失败的直接承认，而是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的意义的彻底怀疑，那个能够产生《呐喊》的“寂寞”就是以“无聊”为前提或底色的。“无聊”是对意义的取消和否定，寂寞中的呐喊是绝望的反抗的一种表达。寂寞是创造的动力，而无聊是寂寞的根源，无聊的否定性因此蕴含着某种创造性的潜能。（P59）而阿Q感到的是何种“无聊”呢？“无聊”被阿Q革命的本能压抑下去而“无聊感”的丧失也最终导致阿Q被砍头吗？
阿Q死于他曾“神往”的革命，同时也死于他自己对于造反的价值判断，死于他未能将他的“无聊感”持续下去。（P60）
“好汉”们与阿Q之间有什么质的区别吗？没有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其实只是各式“正史”的阴谋而已——它将该隐藏的隐藏，该突出的突出，历史于是如此这般。一些人“偶然地”进入了“正史”叙述的中心，而另一些人在“好汉歌”的鼓动之下，信以为真的奔赴空洞的“历史中心”，却在途中遁为“无迹”。“好汉”与阿Q的不同命运不过是“革命”时代重复出现的故事。（P61）
6.六个瞬间之六：大团圆与死
因此，这些反应仍然是在他的“思想”的范畴，而不是本能的范畴内——本能是超越注视、无法自我控制的领域。（P62）太弗洛伊德了吧！
三、鲁迅的生命主义与阿Q的革命
1.生命主义
生命主义包含着两种对于死亡的意识：一种是意识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作为一种压抑生命的力量的死亡，而另一种则是由于意识到死亡而产生的能动力量。（P68）生命主义与革命，但汪晖这儿的革命感觉和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非一。
2.精神、身体与民族主义政治
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与军事化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一点也可以从身体与精神的改革，以及相应的制度化过程等多重方面来加以解释。（P76）
3.革命、启蒙与向下超越
“道德革命”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起源于对这场革命所承诺的秩序变迁的忠诚。在鲁迅的心目中存在着两个心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全新的历史开端的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对于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和贫困的承诺；另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并非作为开端的社会变化，它的形态毋宁是重复。他的心目中也存在着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建立在“道德革命”基础上的中华民国，而另一个是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的、以中华民国名义出现的社会与国家。（P82）确然之论！
这些无处不在的鬼魂通过精神胜利法而抑制了阿Q对于世界的感知——革命的“产生性原因”只是在直觉、本能的瞬间生成，却无从转化为一种持久的政治能量——一种创造“道德秩序”并使其持续深化的能量。（P84）
精神胜利法构成了阿Q的自我，但这个自我不是内生的，而是历史与现实秩序的规训成果。“精神胜利法”因此是一个内在化的、甚至是自动的依赖他人引导的状态。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现实秩序。自我合法化的机制。政治秩序的变更不能自发地改变这一普遍的依赖引导的状态，而缺乏后一个方面的变革，政治变迁又不可能真正完成。对于鲁迅而言，人的精神的改变是无法从外面强加的，它只能通过某些契机，开出反省的道路，而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这些契机。（P85）文学是使“精神胜利法”失效瞬间的“工具”。
《附记：阿Q时代的“死去”与“活来”》
鲁迅的一次次“死去”和一次次“活来”全部根源于我们与作为事件的革命的关系——通过召唤与拒绝，我们各自表达着对于这一事件的忠诚与背叛。（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