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对《维稳的政治逻辑》的笔记(1)

一些摘录

过去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改革优先 选择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政治改革则被延迟考虑。优先选择经济与社会改 革并非仅仅出于政治谨慎的考虑，事实上，中国的发展主义路线不得不依靠两 个基本的系统来支持，一个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另一个则是独立的司法体 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治改革 的方案主要包括党政分开、村委会选举、党内民主和人大制度改革。
尽管政治改革的局部性 努力从短期来看并没有妨碍经济增长，然而，从长期来看，政治责任的缺乏为 国家有效地控制秩序却制造了更大的麻烦，使得国家很难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 从根本上化解纠纷。
 
事实上，在中国，政治学家、政治家与公众在有关政治改革问题上 并不缺少共识，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经常出现在大众传媒上以及政治家的讲话 之中，分歧之处在于，改革缺少初始动力和主导力量，因此在改革方案上也难 以达成共识。
 
一个国家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依靠司 法制度、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三大系统共同维持。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国家决定转变工作重心的时候，由于放松社会控 制而引起的失序问题，使国家领导人着手考虑如何应对的问题。“
 
国家认识到，挑战政治秩序的危险主要来自 于社会的最基层，挑战者主要由社会的流动人口和边缘人群构成，社会冲突的 焦点主要是那些面广量大的人民内部矛盾。
 
国家认识到，挑战政治秩序的危险主要来自 于社会的最基层，挑战者主要由社会的流动人口和边缘人群构成，社会冲突的 焦点主要是那些面广量大的人民内部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国家认为，如果 综合治理能够实现如下四个目标，长治久安则指日可待：首先，保持对那些不 稳定人群的政治威慑力；其次，在基层社会编制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让矛盾 与冲突无处藏身；再次，将整个政府（不仅包括司法机关）动员起来，让它们 主动地提前介入矛盾，采用综合的办法化解矛盾；最后，打击与防范的工作重 点集中在社会治安的重点区域和人群那里，以预防与教育为主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顾名思义，就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 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 保障社会稳定”[1]。
 
领导机构与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决定着司法改革的方向和 空间，因为它受到另一个问题的直接影响，那就是，执政党如何权衡政治秩序 与公民权利。
 
如 果情况反过来，国家更加强调公民权，公民就会得到更多的自我结社的机会， 自我救助、相互宽容、相互协作等公民社会的美德就会逐渐地被培养起来，大 量的可能演变成对秩序构成致命威胁的矛盾，就会在社会共同体中被消化掉，
 
这个事实表明，在公共秩序建 设方面，国家更加追求效率而不是公平，而“严打”恰恰能够做到这一点。
 
由于综合 治理涉及面特别广泛，几乎涵盖了政府的所有职能部门，因此，它不得不需要 一个能够在纵向与横向上扮演领导与协调的组织。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中， 除了执政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机构能够担当。党领导综合治理的方式 包括：通过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党委组织架构，并设计了复杂的制度安排，党以 创制、动员与监督的方式，将各项综合治理的政策在国家所有相关机构中进行 分工，鼓励彼此之间的合作
 
对综合治理实行党的全面领导，从短期来看，有 利于执政党对治安局势的控制与主导，从而保证维稳的效率，但是，从长期来看， 可能会降低国家对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处理能力。
 
总体来看，即使责任考核允许公 众零星地参与其中，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封闭式的内部评价行为。
 
由政权自我修正而导致的对社会控制的松动，为种种犯罪行为和大量的抗 议行动创造了条件。
 
在国家的眼里，不受控制的组织总是可疑的，即 使获准成立一个组织，它也必须接受领导与控制；任何组织不得形成独立的政 治倾向，效忠并竭力支持国家意识形态是至关重要的。
 
单位控制人主要 依靠两套系统，一种是福利制度，另一种是档案制度。
 
政策的松动，极大地促进了个人和社会向着多元化和自由化方向的发展。然而， 传统政策的变化却给国家在控制社会、维持秩序方面带来了挑战：由于人们大 范围的自由流动，使得社区基础上（community-based）的治安模式失去了有效性；
 
对犯罪活动启用专政模式，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国家政权的性质——人民 民主专政。用毛泽东的话说，这种政权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 行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