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s tough对《新人生观》的笔记(4)

义务为主，则以多为贵，故人不可以不勤。权利为从，则适可而止，故人不可以不俭。至于捐所有财产以助文化发展，或冒生命危险而探南北极试航空术，

子贡问与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他日，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举孔子所告，而申言之也。西方哲学家之言曰：“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其意正同。例如我有思想及言论之自由，不欲受人之干涉也，则我亦无干涉人之思想及言论，我有保卫身体之自由，不欲受人之毁伤也，则我亦勿毁伤人之身体；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不欲受人之窥探也，则我亦慎勿窥探他人之秘密；推而我不欲受人之欺诈也，则我慎勿欺诈他人；我不欲受人之侮慢也，则我亦慎侮慢人。事无大小，一以贯之。 顾我与人之交际，不但有消极之戒律，而又有积极之行为。使由前者而下一转语曰：“以己所欲而施于人。”其可乎？曰：是不尽然。人之所欲，偶有因遗传及习染之不善，而不轨于正者。使一切施之于人，则抑或无益而有损。例如腐败之官僚，喜受属吏之谄媚也，而因以谄媚其上官，可乎？迷信之乡愚，好听教士之附会也，而因以附会于勤族乎，可乎？至于人之所不欲，虽亦间有谬误，如恶闻直言之类，然使充不欲勿施之义，，不敢以直言进人，可以婉言代之，亦未为害也。 且积极之行为，孔子固亦言之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者，立身也；达者，道可行于人也。言所施必以立达为界，言所勿施则以己所不欲概括之。诚终身行之而无弊者矣。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韩退之又申明曰：“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责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其足以反证此义者，孟子言父子择善之非，而述人子之言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原伯及先且居皆以效尤为罪咎。椒举曰：“唯无瑕者，可以戮人。”皆言责人而不责己之非也。 准人我平等之义，似乎责己重者，责人亦可以重，责人轻者，责己亦可以轻。例如多闻见者笑人固陋，有能力者斥人无用，意以为我即能之，彼何以不能也。又如怙过饰非者，每喜引他人同类之过失以自解，意以为人既为之，我何独不可为也。不知任我固当平等，而既有主观客观之别，则观察之明晦，显有差池，而责备之度亦不能不随之而进退。盖人之行为，常含有多数之原因：如遗传之品性，渐染之习惯，薰受之教育，拘牵之境遇，压迫之外缘，刺激之感情，皆有左右行为之势力。行之也为我，则一切原因，接反省而可得。即使当局者迷，而事后必能审定。既得其因，则迁善改过之行为，在在可以致力；其为前定之品性 、习惯，及教育所驯致耶，将何以矫正之；其为境遇、外缘，及感情所逼成耶，将何以调节之。既往不可追，我固自怨自艾，而苟有不得已之故，决不虑我之不可自谅。其在将来，则操纵之权在我，我何馁焉？至于他人，则其驯致与迫成之因，绝非我所能深悉。使我任举推得之一因，而严加责备，宁有当乎？况人人各自有其重责之机会，我又何必越俎而代之？故责己重而责人轻，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则迹若平而转为不平之尤矣。

崧高之诗曰：“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人类之交际，彼此平等，而古人乃以食物之茹吐为比例，甚非正当，此仲山甫之所以反之，而自持其不侮弱不畏强之义务也。 畏强与辱弱，其事虽有施受之殊，其作用亦有消极与积极之别。然无论何一方面，皆蔽于强弱不容平等之谬见。盖我之畏强，以为我弱于彼，不敢与之平等也，则见有弱于我者，自然以彼为不敢与我平等而侮之。又我之侮弱，以为我强求于彼，不必与彼平等也，则见有强于我者，自然以彼为不必与我平等而畏之。迹若异而心则同。矫其一，则其他自随之而去矣。 我国壮侠义之行有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言见有以强侮弱之事，则亟助弱者以抗强者也。夫强者尚未凂我，而我且进与之抗，则岂其凂我而转畏之；弱者与我无涉，而我且既而相助，则岂其近我而转侮之？彼拔刀相助之举，虽曰属之义侠，而抱不平之心，则人所皆有。吾人苟能扩充此心，则畏强侮弱之恶念，自无自而萌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