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5NoR对《儒家与启蒙》的笔记(2)

p.59-60，“古代必须以‘理想’面目、几乎不可见的形态出现的东西（有一个哪怕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对于政治现实是至关重要的），被经学的现代阐释者们公开强调了。蒋庆试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通过真正的政治行动、合理的政治设计实现古代的理想。政治理想之为理想正在必须实现与不可实现之间。一经实现，理想就不再是理想了。蒋庆对于古代理想的态度，已完全不同于古代，而是属于浪漫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潮流。”

p.63，“毫无顾忌地将古代理想付诸实施，倒是现代浪漫主义复古派的做法。”

按：

（1）这里对”古代理想“的界定，可以参考施特劳斯的古典论：“ 古代经典认为，由于人性的软弱或依赖性，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曾梦想历史的一个完成，因而也不曾梦想历史意义的一个完成。他们用它们的心灵之眼看到这样一个幸福的社会，一个人性在其中有最高可能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最好的政体。但由于他们也看到人的力量是多么的有限，他们认为这一最好政体的实现要依靠运气。……我们之所以说古代经典的结局方案是乌托邦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他的实现是未必可能的。”（《重述色诺芬的希耶罗》，何地译）

但这是西洋的古典论（或者干脆仅仅是施特劳斯的古典论），或者更接近于近世理学家的立场，两汉经学家很可能不持这种对待“古代理想”的态度。由此可见丁耘的身位。

（2）这里对蒋庆“似古实今”的指认，是将”政治儒家“划入了现代浪漫派。可作对比的是法国大革命后仍主张国王和教皇统治的极端保守的浪漫派，如德 ·迈斯特、波纳德、柯特等（或许还可以加上夏多布里昂）。之所以将这些人“反动派”也纳入现代范畴，是因为他们和激进派、进步派共享一个前提，就是丁耘说的“毫无顾忌地将理想付诸实施”——决绝地消灭当下的一切，只不过两方的“理想”异趣。可以对比的是，施密特在《政治的神学》中将无政府主义蒲鲁东和天主教徒柯特划入现代浪漫派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