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輝 Tsuneki对《中国小说源流论》的笔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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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1-54页
2022.3.10(周四)
今阅是书《编订版前言》及第1章《小说与小说文体诸要素》的第一节《小说概念:小说家与传统目录学家的分歧》。
作者石昌渝在《编订版前言》中说,是书是一部讨论小说文体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论著。
在第一节《小说概念:小说家与传统目录学家的分歧》中,则主要讨论了中国小说历史上存在的两个类型,即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和专事稗官、供人消遣的小说。
何谓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即对被归入子部或史部的小说的称呼。但关于这一点,从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及李鹏飞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课堂上(“唐代小说研究”)的讲话中可以知道:《汉书·艺文志》“子部”的小说家类下,除了《世说新语》等志人的内容和一些和今天意义的小说全然无关的内容以外——比如戏谑经典的文字——其他我们今天更容易视作小说的志怪、神仙类的内容都在史部的杂传里。因此,从来源来说,我们应该明确的是,今天意义的小说最关键的来源便是“史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视作小说的许多古代文本都是从历史中脱离出来的。换言之,传统子部下小说家类的小说文本一般和我们现在说的小说很远,而史部下杂传中的历史文本一般更接近我们现在说的小说。
何谓专事稗官、供人消遣的小说?这一类型的小说,在观念的意义上,主要就是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赋予了传统史部下的历史文本以“小说”之名开始的。这是一个极关键的事情。他在《史通·杂述》里说:“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推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他在这里提到了“偏记小说”四字。他在这个类别里不仅把传统小说家类的小说(《世说新语》等)归进去了,尚且把传统史部杂传下的历史文本——也即在我们看来更接近今天小说意义的文本——也归进去了。大致也正以刘知几的“偏记小说”这一概念的出现伊始,史部的历史文本被赋予了子部的小说的名称。于是渐渐形成了小说既可以归入子部,又可以归入史部的观念和传统。原先作为历史文本的小说也因此有了被归入子部的小说家类的可能。
这里,我的问题是,文体和文类的殊异在于何处?——自答:简单来说,文类即文章的类型,文体即文章的形式、体例。类型和体例的区别是很明显的。(2022.4.17)
2022.3.12(周六)
今阅是书第1章《小说与小说文体诸要素》的第二节《文言与白话:双水分流与合流》。
作者石昌渝说,中国古代小说,就“语体”而言,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种:“用古代书面语言写小说,从古代一直延续到近代,与后来用近代语言的口语写成的小说并行,形成两种语体小说既相对峙又互相渗透的局面,”“是汉民族文学所特有的现象。”
首先,关于文言小说。石昌渝先生认为,文言小说发端于唐代,包括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而以传奇小说为主体。在第一节《小说概念:小说家与传统目录学家的分歧》中,他便指出:“唐前的志怪志人小说,只是小说的孕育形态,唐代传奇小说才是小说文体的发端。”他以许多材料证明了这一事实:“唐代传奇小说是贵族士大夫‘沙龙’里的文学,”“以上各条记载表明,当时(唐代)士大夫们在宴会聚首时,或在旅次相遇时,常常讲说新闻故事以作娱乐消遣。”(这样的在宴会聚首、旅行中相遇时做的以讲故事来作消遣的活动,也即贵族士大夫之“沙龙”)那么,这样一个贵族士大夫的沙龙文学是如何走入民间的呢?石昌渝说:“那不是靠了文言小说”这一媒体,“而是通过‘说话’、戏曲和改编成白话小说这三种管道来实现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说文言小说是从雅到俗渐次下降,那么白话小说则是从俗到雅,渐次提升。”“宋代以后,文言小说作者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明显下降。”“明代文言小说作者的身份地位渐次下移,许多已是沉郁社会下层的小知识分子。与作者成分变化相应,文言小说的读者层面渐次扩大。”
那么,唐代开始的传奇小说(文言小说)大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见容于贵族士大夫的沙龙的呢?石昌渝给出了一个答案:“儒学经由韩愈的倡导,从儒家的繁琐章句和门第礼学中走出来,进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成为‘人伦日用’的社会指导思想。宋代是理学的时代,‘文以载道’的观念牢固树立,王安石改革科举,废诗赋取经义,把士人的思想和精力调动到儒家经典上,士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传奇小说不再见容于贵族士大夫的‘沙龙’。”也就是说,发生于唐代韩愈、宋代理学等对儒学的复古或谓再兴活动,使得上层士大夫群体重新关照起了儒学的重要性和经典性。这也便使得传奇小说这样的,虽以文言写作,却已经由在宋代瓦子勾栏的种种表演和说话活动,变得充满了民间意味的文学样态受到排斥和否定。
针对“说话”这一表演艺术,作者作了一个精简的说明:“白话小说来自民间‘说话’。”“唐代‘说话’主要在寺庙,宋代主要在集市上的瓦子勾栏。”“‘说话’艺人讲唱的故事,一般都是师徒口耳相传,也有出自自编,这是说唱行当的一个传统,一直沿袭到近现代。‘说话’艺人出身寒微,地位卑下,绝大多数人的姓名都已湮没不闻。”“将‘说话’记录下来,整理成可供阅读的书面文字,这就是最早的白话小说。不论是创作者还是整理者,在宋元两代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氏。”然而,“以明代嘉靖年间刊行的《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为标志,文人开始参与白话小说。”也就是说,文人对白话小说创作的广泛参与,始于明代嘉靖年间。明代冯梦龙、清代的吴敬梓和曹雪芹等,显然都属于上层阶级。但是,“白话小说作者身份提升的趋势到嘉庆(清代)以后突然跌落,在近代小说改良时期又回升达到顶点。”——这一原因可以深究。或许跟政治、复古观念等相关。
士人、文人参与白话小说、戏曲的创作以王阳明“要为愚夫愚妇立教,要以愚夫愚妇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儒教”的主张为发端。这对于文人参与小说戏曲开了绿灯。而由于文人对白话小说创作的参与,白话小说从单一的娱乐功能(其内容以故事娱人为主要目的)转变到了寓教于乐的多重功能(其内容以表现和抒发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为主要目的)。
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不只是在语体上有区别,它们在叙事方式上也是不同的。简言之,文言小说继承史传客观叙述的传统,白话小说则来源于“说话”艺术,作者毫不掩饰自己作为叙述者的身份,他时时中断叙述直接与读者说话,使读者感觉自己与故事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叙述者的中介。“到明代中期以后,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就已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叫作“语体”?什么叫作“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有怎样的区别?(或许,笔记小说在内容上偏于实录,传奇小说则在内容上偏于虚构)“说话”究竟是怎样的艺术形态?另外,石昌渝先生是否把唐传奇和唐小说二者混为一谈了?——自答:第一,语体也就是语言体例。第二,笔记小说、传奇小说之别就在于:笔记小说重视“实录”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均属笔记体小说;传奇小说则重视“虚构”和“述奇”。第三,“说话”艺术包括很多形式,诸宫调是一例,“说话”艺术既演出于瓦肆勾栏之上,也敷衍于其它各种场所之中。第四,在石昌渝先生的语境里,唐传奇和唐小说确实很难区分;但作者实际上也说唐代存在笔记小说和野史笔记等其它小说类型。当然,严格来说,野史笔记应该被归入记史的范畴。因此,石昌渝先生在实际上是区别这两个概念的。(2022.4.17)
2022.3.13(周日)
今阅是书第1章《小说与小说文体诸要素》的第三节《短篇、中篇和长篇》、第四节《结构的类型》和第五节《叙事的模式》。
在第1章《小说与小说文体诸要素》的第三节《短篇、中篇和长篇》,作者讲述了中国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把它们同欧洲的小说作了比较。
首先说欧洲的小说发展史:主流观点是,欧洲的长篇小说是欧洲长篇叙事文体的第三代。第一代是史诗,第二代是中古传奇,第三代是长篇小说。浦安迪说:“对待西方的长篇小说,最简单的办法大概就是把它看作叙事艺术传统长河之中‘最新的’或者说最近的阶段。在英语中,‘novel’这一名称原来就指明它的‘新颖性’(novelty)。”根据这样的观点,欧洲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基本是同时产生的。也就是说,小说(novel)是西方最新的叙事文体。
但中国的小说发展史却完全不同于此。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没有史诗,但有卷帙浩繁的“史传作品”。尽管史传作品对后来的长篇小说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但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中间存在着一些中介。
首先,在中国,文言短篇出现得最早,它出现于唐代。而最早的长篇则只能上溯到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篇小说则出现得最晚。出现的时间顺序也即:短篇→长篇→中篇。
这里作者说明了白话短篇和白话长篇的区别:其一,“得胜回头”(见于白话短篇)和“楔子”(见于白话长篇)不同。简言之,“得胜回头”源于说话艺术,且其和正文没有太大关联,可增可减可删;而“楔子”源于戏曲,且其是正文的一部分,“是全剧情节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可删——但不是所有的白话长篇都有楔子;其二,二者的叙事方式不同,白话短篇更接近说话艺术的叙事方式,白话长篇则离说话艺术很远:“‘说话’采用主观的叙述。‘说话’人叙述故事时常常中断情节插入自己对情节或某个细节的解释和评论,使听众始终感觉着他与故事之间有一个叙事者的存在,这是主观的叙述。白话短篇小说多半采取这种叙事方式。”长篇小说则“多半是客观的叙述。所谓客观的叙述,就是作者在叙事时把自己隐蔽起来,不让读者感到有一个叙事者横亘在他与故事之间。”
这里作者石昌渝引用了阿英(1900-1977)《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的观点:“(小说)最忌掺入作者论断。”石昌渝由此说:“小说叙事,作者的观点越隐蔽越好,客观的叙述应当是小说叙事方式的上乘境界。”“纯净的客观叙事在古代小说中是不存在的,这里说长篇小说采用客观叙述方式是从总体而言的。”
再来说中篇小说。中篇小说有文言和白话两种。文言中篇小说文体从传奇小说直接发展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得胜回头”之类的帽头,也没有说话人的打岔,叙事方式和传奇小说一脉相承。而文言中篇和章回小说(长篇之一类)的区别则在于,文言中篇小说分卷不分回,有的既不分卷也不分回,绝不同于章回小说。
白话中篇小说则产生于文言中篇之后。“它们在题旨上与文言中篇一脉相承,变换着千百种花样来讲述才子佳人的恋爱婚姻,然而在文体上却走着章回小说的路子。”“如果说文言中篇小说是传奇小说的放大,那么则可以说白话中篇小说是长篇章回小说的缩小。”
本节以不长的篇幅说清楚了中国古代小说在短篇、中篇、长篇上的发生与发展史。
这里我的问题是,上文中出现了文言中篇、白话中篇、文言短篇、白话短篇和白话长篇,是否存在文言长篇?在石昌渝的叙述里,可以发现到,《三国志平话》被算作了长篇白话小说。——自答:实际上,《三国演义》的主体语言就是文言,只是说,其语言由于太过浅近,而易于被当作白话。比如,其中就有很多“某某曰”。(2022.4.17)
另外,目前似乎读得过细了些?或许可以少记一些,读得快一些。下次可以从两节读起,然后再作笔记,笔记作得少一些。
在第四节《结构的类型》中,作者石昌渝讲述了小说的几种结构类型。一个是单体式结构、联缀式结构(以小说故事的整体框架为着眼点),一个是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以小说情节的内部冲突为着眼点)。
那么,对以上几个概念作一个简单的基于我的认识的阐释——不再对照书本:单体式结构,即故事只有一个的小说的结构,其自始至终都在敷衍一则故事,故谓单体式结构。联缀式结构,即以好几个故事连缀成一部的小说的结构,其中的故事是可增可减的,如《儒林外史》,现代的如夏目漱石的《梦十夜》等,都属于这样一种结构。线性结构,即情节是线性发展的小说的结构。网状结构,即情节以复数的线索共同发展的小说的结构。
此外,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情节的成分:“情节通常包括概述和场景两个部分。概述是场景之间的连接剂,用来衔接前后两个场景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用来进行场景描写之外的背景介绍,或者是追忆,或者是旁顾,有时也用作陈述和评论;而场景则是在时空确定的具体环境中人物的行为动作。场景就像舞台剧的一个场面,其中有环境的描叙。但主要由人物的言语和行动构成,它是现实生活场面的再现,是小说中最接近戏剧的部分,也是小说中最令人信服的真实感的部分。情节的基本单元就是场景,它相当于电影中的镜头,一部电影是由许多镜头组接而成,一部小说也是由许多场景组结而成。一个场景中不管只有一个人物还是有许多人物,如果它只包孕着一种矛盾,那么无论全部情节写了多少矛盾,它的结构也是线性的。”
情节的成分在第五节《叙事的模式》中,作者石昌渝讲述了三种得以观察叙事模式的层面:其一,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其二,是主观叙述(即读者可以在阅览过程中见到一个横亘在其与故事之间的作者的叙述),还是客观叙述;其三,是全知视角(在此,小说的作者无所不知),还是限知视角(小说的叙述通过特定的人物展开,叙述内容、观察内容无法超出这个人物的视野和认知范围)。
2022年3月10日(周四)及3月12日(周六)及3月13日(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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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55-155页
2022.3.15(周二)
今阅是书第2章《小说文体的孕育》的第一节《神话传说与小说的关系》。
这一节非常关键。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小说的母体是史传”。小说在内容上,继承了很多神话的内容。但在神话和小说之间却横亘着巨大的史传实体。在欧洲,神话直接发展为了叙事文学;但在中国,神话却经历了神话历史化的过程。其原因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批思想家(儒家和道家——墨家则是信神的)对天神的排斥和敬而远之,以及他们“史贵于文”的观念。“对于事实的过分依赖,束缚了作家想象的驰骋。一直到明代中叶,小说观念才有根本的突破。”“但是,从叙事传统来看,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未必不是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不论是在处理巨大题材的时空上,还是在叙事结构和方式上,还是在语言运用的技巧上,都为小说艺术准备了条件。”
这一节很重要,很有必要有时间的时候把前面内容及本节再仔细读一遍。目前读下来,这本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
2022.3.18(周五)
今阅是书第2章《小说文体的孕育》的第2节《史传中的小说文体因素》及第3节《诸子散文与小说》。
2022.3.29(周二)
今阅是书第3章《史传与小说之间》的第1节《杂史杂传》。此节同样富有启发性。
2022.4.8(周五)
今首先阅第3章《史传与小说之间》的第2节《古小说》和第3节《古小说的分化和演进》。
鉴于从第2章《小说文体的孕育》的第2节《史传中的小说文体因素》伊始,便未作笔记,在此简单论述一下以上章节的主要内容。这里大致上是讲述了中国小说从史传传统脱离而出的一个进程。石淐渝先生提出了“古小说”之概念。何谓“古小说”?即志人小说、志怪小说;笔记小说、野史笔记。以上内容实则依旧需要温故知新。是书非常适合作为重复阅读的经典教科书。但其中的进化论观点可以不必完全采纳。在此,让我们引用一段原文:
古小说,即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志人、志怪小说为主体的笔记体文字,到唐代即分化成几种不同的文体。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这一支发展到新时期仍保持原有的实录性质和文章体例,它已褪去或淡化了宗教色彩,更具有文学价值,这一类作品叫做笔记小说。古小说中的志人小说和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的劄记随笔之类的文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体文字,这类作品叫做野史笔记。∕笔记小说与野史笔记同是笔记文体,它们都是随笔记录和不拘体例的简短散文,但笔记小说偏重于记叙故事,具文学色彩,野史笔记偏重于记载史料,具史学色彩。 引自 一 笔记小说和野史笔记 此外,笔记小说和野史笔记合称为“杂俎”。
又阅第4章《传奇小说》的第1节《传奇小说的兴起》。此节讲述了传奇小说的发生:
志怪小说的一支演进为传奇小说,传奇小说则并非仅仅来源于志怪小说,它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杂史杂传。志怪小说与杂史杂传只存在题材、篇幅和体例的差别,就其本性而言,它们都是史传的分支。志怪小说是神仙鬼怪的传记和山川洞穴的历史杂记,除去宗教的功利动机外,它们何尝不是杂事杂传的一部分?其中一些作品,传统目录学家们也是归在史部之中的。史传的传统始终制约着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 引自 第一节 传奇小说的兴起 在此,石昌渝先生指出,传奇小说的来源有二,一为志怪小说,二为杂事杂传。再将笔者自以为关键的文字摘录于下:
士大夫讲说和写作传奇小说是一种高雅的消遣。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和现代传播媒体的古代,客厅里、旅舍中、航船上、冬炉前,征异奇话一定是打发闲暇时光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唐代传奇是贵族士大夫的“沙龙”文学。 引自 第一节 传奇小说的兴起 又见此段:
一种文学样式的兴盛,有其文体内在的根据,也有其外在的社会的条件,此外在文学这个领域内的各种样式的发展状态及相互影响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多属于上层社会,且不论他们的出身和官职,仅就文化修养而言,他们大多具有较高水准。他们并不是传奇小说的专业作家,当时也不存在这样的专业作家,他们除了写传奇小说外,很多人也写诗,写散文,有的还写史,因此,唐代的诗歌和散文,在艺术上的较深层次上影响着传奇小说。史传本属于历史学范畴,但古代文史不分家。唐代的史传文学有很大的发展,杂史、杂传和野史笔记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而传奇小说的作者很多是自觉地用史笔写小说,这一点下文将要详述,传奇小说的某些集子与野史笔记本来就很难一刀断开,传奇小说的发展与同时并行的史传文学有着更加亲密的共荣关系。 引自 第一节 传奇小说的兴起 2022年3月15日(周二)及3月18日(周五)及3月29日(周二)及4月8日(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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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155-176页
今阅是书第4章《传奇小说》的第2节《概述和场景——史传叙事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及第3节《诗赋的插入》。
在第2节《概述和场景——史传叙事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中,石昌渝先生首先讲述了唐代传奇小说在发展上的三个时期:以沈既济《任氏传》为标志(德宗建中二年,西元781年),在此之前是前期,前期是传奇小说的发展期,此时期的作品多少带有南北朝志怪小说的胎记;此时期是传奇小说进入成熟和鼎盛的时期;此后是后期,后期的作品渐渐失去奇特瑰丽的想象、汪洋恣肆的气势和华丽丰赡的辞句,而渐渐向史乘(=史籍)靠拢。
这里,作者论述到了唐代传奇小说与史传在叙事方式上的深刻关联:
陈述一个事件,在基本的层面上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讲述式,一种是呈现式。讲述式常见于民间口传文学,可以用第一人称,但大多数用第三人称,事件中或许有人物,但人物没有对话、宾白,一切都由叙述者来讲述。呈现式有叙述者的讲述,但事件中的人物各有适如其人的对话和独白,人物的交谈和人物的独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对于这个时空的描摹,就是场景。这样,呈现式的叙事就包括两个成分,一是概况叙述,叙述者或者直接由作者担任,或者由作者找一个代言人来担任,概况叙述介绍人物事件的背景,把所有场景之间的时空空白填补起来,也就是联结所有的场景,使之成为连续的而又有一定节奏的情节,概况叙述有时还对人物事件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评论。另一个成分是场景,场景是在一个具体的空间里持续进行着的事件,场景是由人物的行动和人物的对话构成的,它很像戏剧的一幕。中国古代史传有客观的记事记言的传统,叙事方式一般采用呈现式。 引自 第二节 概述和场景——史传叙事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又说:
唐代传奇小说的优秀之作受元和诗风的影响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情感和想象的加入,使小说的精神面貌迥异于史传,不只是描写的细腻和文辞的华丽,更重要的是摈弃了史家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而采取爱憎分明的强烈的主观态度,这个感情倾向不仅表现在概述中,而且渗透在场景描写中。史传的文字是冷峻的(也包藏着作者的态度),小说的文字是热烈的。∕概述将故事中的每个场景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情节。传奇小说的概述所执行的基本任务如背景的介绍,场景之间的时空衔接,情节节奏的调节等等,与史传的概述没有什么差别,但传奇小说的概述要比史传多样,其功能也要多一些。 引自 第二节 概述和场景——史传叙事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整理一下,则大致如下:
叙事的两种方式及呈现式叙事的两个成分在第3节《诗赋的插入》中,作者讲述了诗赋在传奇中的插入是如何来的。在此,作者从史传及志怪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增多的韵文开始说起,讲述了传奇小说在叙事中插入韵文之事发生的缘由。而且,传奇小说在叙事中插入韵文已变成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了。
石昌渝先生又讲述了诗赋在传奇小说中的作用:
诗赋在传奇小说中有多方面的作用,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五个方面:一、男女之间传情达意;二、人物言志抒情;三、绘景状物;四、暗示情节的某种结局;五、评论。 引自 第三节 诗赋的插入 2022年4月9日(周六)于图书馆二层东馆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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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176-248页
2022.4.11(周一)
今阅是书第4章《传奇小说》的第4节《叙事类型的多样化》。
2022.4.12(周二)
今阅是书第4章《传奇小说》的第5节《传奇小说的俗化》、第6节《通俗化的传奇小说》和第7节《笔记体的传奇小说》。
首先,在本章第4节《叙事类型的多样化》中,石昌渝先生说明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叙事类型跟史传、古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叙事类型的区别:
唐代传奇小说的叙事类型在史传和古小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史传叙事基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角度,志怪小说则多用第三人称限知角度,唐代传奇小说沿袭了这两种类型,在运用中使之更加丰富和更加灵活,此外,它特别创造了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叙事方式。 引自 第四节 叙事类型的多样化 而且,唐代传奇小说在叙事方式的发展和创造上,还呈现出了对自然时序的突破:
史传文一般按自然时序,所有事件均按它们发生的先后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只有个别的例外……唐代传奇小说多半也按时间顺序叙述,但有相当数量的作品采用倒叙手法,打破自然时序,显示出作者的主观创造精神。 引自 第四节 叙事类型的多样化 但到了由唐代传奇小说改编而成的话本小说,则基本取消了倒叙:
话本小说的读者包括广大市民,通俗易懂是它文体的基本原则,按自然时序叙述当然更易于被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接受,这样改编,故事是保留了,甚至因为用白话敷衍还变得更细腻、更丰富了,但同时也损失了许多,原作倒叙所特有的况味没有了,在文体的品级上也不能说不是一种下降。 引自 第四节 叙事类型的多样化 在本章第7节《笔记小说的传奇小说》中,作者提及了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和笔记小说、野史笔记的区别:
志人小说有人伦鉴识的功用,志怪小说有证神道不诬的目的,这两个因素在唐代笔记小说和野史笔记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但都极为稀薄、极为次要,史料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是它们生命价值的主要内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因为文学不能离开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人类认识能力的状况,社会习尚和时代精神都会给文学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唐代人摹仿《世说新语》写志人,摹仿《搜神记》、《博物志》写志怪,从意旨到文风与六朝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都相去甚远,譬如成年人去画儿童画,或者有些类似,但绝无儿童画稚拙真趣,所以我们把唐人的这类作品不再称作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而统称为笔记文,记故事的叫笔记小说,记言行或考据辩证的叫野史笔记。 引自 第七节 笔记体的传奇小说 又阅是书第5章《话本小说》的第1节《“说话”与“俗讲”》和第2节《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话本小说”指源于“说话”伎艺并且仍然保持着“说话”的叙事方式的小说,主要指白话短篇小说。此外,“自唐代以后,中国小说的分体就有传奇小说、笔记小说、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四种。”
在第1节《“说话”与“俗讲”》中,石昌渝先生从唐代僧人的“俗讲”(“俗讲”的话本叫作“变文”)说起,论述了“俗讲”对“说话”艺术施加的重大影响:
俗讲是佛教与民间说唱文学结合的产物……俗讲对于佛教向下层百姓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广大没有多少文化的庶民而略知佛教教义之一二者,多半是从俗讲中获得的。俗讲另一方面又推动了说唱文学的发展,对于“说话”伎艺产生尤为深刻的影响。宋代“说话”四大家数“说经”一家与俗讲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 引自 第一节 “说话”与“俗讲’ 在此,作者论述了话本小说的来源:
“说话”中“小说”家数的规模体制和讲述方式,大体上都保留在话本小说中,可见话本小说来源于“说话”,是“说话”这种口传文学书面化的结果。 引自 第一节 “说话”与“俗讲’ 在第2节《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中,作者否定了话本小说是说话人的底本一说:
“说话”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伎艺,在这个基础上才会产生书面化的“说话”。书面化的“说话”就是话本小说。话本小说不是说话人的底本,而是摹拟“说话”的书面故事。它最初是记录“说话”加以编订,发展下去它同时也采集民间传闻进行编写,还选择一些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的某些作品加以改编。“说话”作为口头文学,它的一个特点便是口耳相传。说话人有一些是瞽者,他们只能靠耳闻心受,依赖不了底本,即使有底本,那底本也不会是今天看到的话本小说的样子,大概只是一个故事提纲和韵文套语以及表演程式的标记。“说话”行当里有专门编撰脚本的书会才人,他们为说话人提供题材,编写的脚本即如上所说,只是提纲性质的本子,与实际的表演有很大的距离,一切都要靠说话人三寸不烂之舌临场发挥。说话人的底本只是口头文学的附属物,性质仍然是口头文学,不应与书面文学的话本小说相混淆。 引自 第二节 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作者由此作了一个总结:
话本小说的规范性文体是由“三言”而得到确定的,文人进行话本小说的创作方式也是由“三言”而确定的,“三言”是话本小说文体的奠基作。“三言”以后产生了“二拍”、《型世言》和一系列话本小说专集,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不到“三言”的水平。 引自 第二节 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2022年4月11日(周一)及4月12日(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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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248-295页
今阅是书《中国小说源流论》第5章《话本小说》的第3节《入话和正话》、第4节《韵文套语》、第5节《叙述方式——说给人听》和第6节《话本小说的雅化》(第6节有2个小节:第1小节《文人的编纂》和第2小节《文人的创作》)。
在第3节《入话和正话》中,作者石昌渝讲述了话本小说的基本结构,即入话和正话。入话有几种类型:第一,一首诗、词或数首诗、词;第二,和主体故事相对应的小故事,被称作“得胜头回”或“笑耍头回”。
第4节《韵文套语》介绍了话本小说中的各种套语,套语既可以是诗、词,也可以是格言警句,还可以是一篇韵文、骈文。这里存在一个历史进程,即从原先使用现成的诗词等套语到使用作家自创的诗词等套语的转变。
第5节《叙述方式——说给人听》讲述了史传叙述(包括史传、传奇小说、笔记小说)和说话叙述(包括说话艺术、戏曲、话本小说)的不同:
话本小说之所以冠以“话本”这个姓氏,不单因为它是“说话”的血亲后代,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始终没有跳出“说话”的表达方式。且不说明代作品,即使是清初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尽管在体制上已突破传统格式,比如入话几乎与正话融为一体,摒弃套语而代之以自己创作的韵文,等等,但在叙述方式上仍然遵循“说给人听”的法则,作者始终站在故事与读者之间,扮演着说故事的角色。这与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的叙事方式不同,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的叙事方式来自史传叙事传统,中国史传叙事采用呈现式,作者不是把事件讲述出来,而是用文字安排事件重演一遍,使事件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再现出来,作者则隐藏在背后。由于这种叙事方式对现实的精确复制,它可以缩短甚至消除读者与故事世界的距离,使读者有亲临其境的幻觉。又由于作者的隐蔽,同时容易使读者相信这是客观的真实的记录,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幻觉正是史传所追求的效果。中国史传自它们诞生之日起就是供人阅读的,不同于古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史传文。普鲁塔克的史传作品继承的是史诗叙事传统,说给人听,这种史诗传统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也存在,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和《江格尔》即是,继承史诗传统的有著名的史传著作《蒙古秘史》。不过,它们不是中国史传的主要构成部分。然而话本小说的叙事方式却与古罗马的史传文和我国少数民族的史传文基本相同,足以说明它们的源头都是口头文学。∕话本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方式在本质上是想同的,它们都是非戏剧化的叙述,让读者和观众与故事世界保持距离,不致发生如实再现或亲临其境的幻觉,从而产生所谓“间离效果”。这种叙事方式在小说中和在戏曲舞台上的具体表现形态当然是不同的,话本小说是讲述式,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叙述,作者在讲述故事中可以随时中断情节,站出来直接对某个事物进行解释,或对某种事态进行评论。 引自 第五节 叙述方式――说给人听 作者同时也在此比较了话本小说的叙述和现代小说的叙述:
话本小说作者的诠释和评论自成段落,游离于情节叙述之外,而且用第二人称,毫不掩饰叙事者的存在,这是“说给人听”的叙事方式的一个个方面;这种叙事方式的另一个方面比较含蓄一些,不是一眼便可看出,须仔细观察。小说叙事包括概述和场景描写两个部分,概述交代人物故事背景,交代时间和场景的转换,概述实际上是作者在说话。现代小说的的概述,有的让小说中的角色来承担,通过某个角色的口来交代这一切,这样使得作者隐蔽得更彻底。场景描写就是对一个具体场面中人物行动和言语的描写,其中也包括描写景物,但主要是行动和言语。现代小说的场景描写为追求精确再现生活的效果,是排斥作者介入的,甚至连人物心理分析也加以排斥,一切都要像生活中那样客观地呈现出来,如同戏剧场面和电影画面。话本小说在场景描写中却要加入作者的评介,有时是揭露人物内心隐秘,有时是解释人物行为的动机,有时则是予以评论。 引自 第五节 叙述方式――说给人听 第6节《话本小说的雅化》讲述了话本小说的雅化进程,以及话本小说逐渐演进到“分则”的过程——到了明末,话本小说便开始“分则”了。作者在结尾处引孙楷第先生《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的文字如是说:
乾隆以后文人不再参与话本小说。“清朝人好读古书,好讲究考据,尤其是嘉庆以还士大夫的志趣几乎完全在穷经稽古一方面,成了一时的风气;生在经学昌明之世,学问既要朴,生活方法也不得不单纯;据当时人的见解,连词章之学还觉得可以不作,何况小说戏曲呢?学者默想到嘉道间朴学如何之盛,便知道戏曲小说在当时有不得不低微的理由了。” 引自 二 文人的创作 2022年4月15日(周五)深夜于柏拉图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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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296-379页
2022.4.16(周六)
今阅是书《中国小说源流论》第6章《章回小说》的第1节《成书方式之一——“滚雪球”式累积》,此节共有三小节:第1小节《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志演义>》、第2小节《从<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到<封神演义>》和第3小节《从<小秦王词话>、<隋书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到<隋唐演义>》。
2022.4.17(周日)
今阅是书《中国小说源流论》第6章《章回小说》的第2节《成书方式之二——聚合式累积以及联缀式结构》,此节共有三小节:第1小节《<水浒传>的成书》、第2小节《<西游记>的成书》和第3小节《联缀式结构小说》
今又阅是章第3节《从讲述型到呈现型的转变》。此节共有二小节:第1小节《<金瓶梅>文体的创新》和第2小节《学步<金瓶梅>的文人创作》。
第6章《章回小说》的内容都很重要,有时间时,要大致地整理一下其中的要点。还剩下两节内容没读。另外,虽跟上述内容关联不大,但我一直对平话在中国小说文体发生及发展史上的位置感到疑惑,现权且把网络上的解释置于此:“平话是话本体裁之一。与诗话、词话相对而言,平话是只说不唱的平铺直叙的话本。另一种解释是,平即平章之平,意即品评,因而后来又写作评话。现存的中国宋元平话多为长篇。”平话即评话,这一点石昌渝先生也提到过。又可见钟兆华先生在《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前言》中的说法:“全相平话五种,是元朝建安虞氏于至治(公元1321-1323)年间刊刻的讲史话本。”(页1)由此而言,平话即话本之一类。
2022.4.18(周一)
首先,在第6章《章回小说》的开头,石昌渝先生便说,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长篇小说,且对章回小说的发展作了分期:第一,初级阶段是平话(评话),平话即来源于说话中讲史的文本,其“写作性质基本上是对‘说话’中‘讲史’一类题材的记录整理,或将‘讲史’杂糅史抄,拼凑编辑而成”;第二,中级阶段的作品是累积型小说;第三,高级阶段的作品是独创型小说,“基本上或者完全摆脱了题材对旧有故事的依赖,完全由作家从生活中选取素材,按照自己的人生观和美学理想对素材进行提炼和编创”。(平话→累积型小说→独创型小说)
在是章第1节《成书方式之一——“滚雪球”式累积》的开头,作者对宋元平话作了说明:
宋元平话或者是对“说话”之“讲史”节目的记录整理,或者是节抄史书杂糅“讲史”部分故事编辑成书……把“讲史”记录整理成书面文学的平话,最早起于何时,现在还说不清楚,现存最早平话是元代刊本……平话是杂糅史书和传说而成。一部平话,其历史框架和人物配置往往依据史书,而某些故事则来源于传说,可能有的选自“说话”的“讲史”,有的采自戏曲和民间说唱。如果说它们是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大概也不算过分。然而各本的情况在大同中又有小异,有的文些,有的野些。 引自 第一节 成书方式之一——“滚雪球”式累积 同时,“平话的体制已具后世章回小说的雏形”,“是供人阅读的书面文学”。
作者又对平话的语言和叙述特征作了说明:
平话的叙事风格与话本小说有明显差异,它离口语较远,半文半白,插入叙述的韵文不是套语,频频引用表章、信柬、诏旨等等……“说话”中“讲史”一家与“小说”一家成为最盛的两家比肩而立,与听众的精神需求和娱乐兴趣有直接的关系。平话在处理历史事实的时候,文学意识并不强烈,情节的编织和性格的描写都没有着意去经营,或许作者根本就没有经营的艺术匠心,在艺术上是粗糙的。抄移史书的文字夹杂着录自说话人的叙述,半文半白。这类平话只是比较通俗地叙述一段历史,让粗略识字的人读得懂,使他们对事实的兴趣和对故事的兴趣都得到满足,如此而已。平话的叙述停留在历史事实和传奇故事的层面,很少去揭示历史人物的情感世界,似乎只要人是真实地,事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和动机都无须怀疑,自然也就没有加以描写和解释的必要。所以平话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历史知识的普及读物,还是一种处在发展中的小说形态。 引自 第一节 成书方式之一——“滚雪球”式累积 而对《三国志平话》的“虚实成分”则作了如下叙述:
《三国志平话》情节的骨架依从历史,但故事大多采自民间传说。它对天下一分为三的看法就代表了民间的认识,认为这是历史的报应,刘邦杀了开国功臣韩信、彭越、英布,这三人便托生为曹操、刘备、孙权,分了他刘家的天下。刘邦和吕后则托生为汉献帝和伏皇后,受尽曹操的凌辱。历史本来不尽人意,人们喜欢的刘备、诸葛亮并没有统一天下,但此书却硬要拉扯刘渊为刘禅的外孙,让刘渊灭掉司马氏的晋朝,证明历史不亏待善者。《三国志平话》的主要情节中虚构的故事不少,如张飞杀定州太守,刘、关、张往太行山落草,汉帝斩十常侍,诸葛亮乃庄农出身,庞统变狗等等,距离史实都很远。 引自 第一节 成书方式之一——“滚雪球”式累积 石昌渝先生认为,从长篇小说初级形态的平话发展到章回小说经历了一个积累过程。而章回小说的累积成书有两条路线:
平话是长篇小说的初级形态,从平话到章回小说经历了一个累积过程。章回小说的累积成书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滚雪球”,起点只是一小团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成为一个庞然大物。《三国志平话》犹如一个小雪团,它虽然小,五脏俱全,情节规模业已具备,只是内容单薄、思想肤浅和艺术粗糙。经过漫长时间若干代人的不断修改创造,它便由简单到复杂,由单薄到丰满,由幼稚到成熟,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终于成为鸿篇巨制的《三国志演义》。还有另一条路线,叫做“聚合式”,它也经过漫长岁月的累积,但它不是滚雪球,它是由题材相关的若干个早期作品聚合而成,这些早期作品有平话,也有“说话”中的“小说”。比如《水浒传》,它就没有类似《三国志平话》那样的雏形,平话中有《宣和遗事》,“说话”的“小说”中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名目,早期关于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版本,所有这些相关而又不同的故事被一位文章高手熔为一炉,于是有了不朽巨著《水浒传》。 引自 第一节 成书方式之一——“滚雪球”式累积 在这里可以发现,作者之谓平话基本等同于“说话”中的“讲史”,而话本则基本等同于“说话”中的“小说”。
2022.4.23(周六)
在是书第6章《章回小说》第1节《成书方式之一——“滚雪球”式累积》的第1小节《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志演义>》中,作者首先以《三国志演义》为例,论述了何谓“滚雪球”式累积:
由“滚雪球”累积而成的章回小说多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三国志演义》……应当指出,《三国志平话》只是根据“讲史”“说三分”的一支整理成书的。 引自 一 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志演义》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三国志平话》成书于元至治年间(西元1321-1323年);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成书于元末明初(这是主流观点),也即西元1368年左右。《三国志通俗演义》即首部章回体小说,但其章回首先是以“则”的形式出现的。至康熙年间(西元1662-1722年),出现了毛纶和毛宗岗父子删改的《三国演义》。
而在第1节《成书方式之一——“滚雪球”式累积》的结尾处,作者说道:
从宋元讲史平话到明清章回小说的累积嬗变,显示着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规律。平话是民间大众口传历史故事的书面化,多与史实相悖。明代前期和中期大量的讲史小说以熊大木、余邵鱼为代表,对平话加以改造,它们否定平话的虚妄,强调事事必须有史书根据,把讲史小说变成拙劣的史抄,既非文学又非历史。作家章回小说则又主张必要的虚构,小说意识更加明确,袁于令就说:“传奇者贵欢,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袁于令《隋史遗文序》)与正史“传信”的功能不同。明代后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吸取《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优秀作品的艺术经验,进一步发挥作家主观创造精神,这是对拘泥史实的讲史小说的否定。 引自 三 从《小秦王词话》、《唐书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到《隋唐演义》 在第2节《成书方式之二——聚合式累积以及联缀式结构》中,作者说:
聚合式累积是从宋元平话发展到章回小说的又一种方式。这样成书的章回小说,它的故事本末通常不是由一个祖本逐渐填充而丰满成形的,而是由若干个原本独立的平话或话本小说,因其故事人物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同一性以及主题的内在联系,聚合而成的。最后集大成者必定是一位大手笔。 引自 第二节 成书方式之二——聚合式累积以及联缀式结构 这里可以再次发现,石昌渝先生之谓平话(讲史话本)大致即源于“说话”之“讲史”的本子;而话本则主要即源于“说话”之“小说”的本子。
作者也对“滚雪球”和“聚合”两种累积成书的形式作了补充说明:
在世代累积型章回小说的演化过程中,没有纯粹的“滚雪球”式,也没有纯粹的聚合式,两种方式在一部作品中都会同时有所运用,我们说它是“滚雪球”式或是聚合式,只是就它成书方式的主导方面而言……累积成书是小说文体发展初级阶段的文学现象,它实现了长篇故事从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变。小说文体发展到成熟时期,这种累积成书的方式便渐渐被扬弃,代之而起的是作家独创的章回小说。然而累积成书仍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惯性力量,它推动着《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小说续书的创作,这所有的续书,都可以看作是原著的继续累积……题材累积,无论是滚雪球式还是聚合式,站在作家的立场,都只是作家对旧有作品题材进行利用和处理的方式。从作家利用旧有作品题材到作家抛开旧有作品题材、从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提炼情节,在创作选材上是一个历史性进步,长篇小说和话本小说都曾经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题材累积不等于集体创作,题材累积和题材自创也不是衡量作品思想艺术水平高低的尺度。 引自 二 《西游记》的成书 作者认为,聚合式累积成书和联缀式小说结构相联系:
联缀式结构类似连环链条,前一个要角的故事结尾会有后一个要角出现,然后笔锋一转,开始后一个要角的故事,这多少有点像田径运动的接力赛,每个要角跑完一段便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个要角,而不是一个要角跑到底……所谓联缀式结构,前已有述,是指小说所叙述的一些故事仅仅由主要行动角色加以贯串,由某个题旨把它们统摄起来,这些故事之间并不存在牢不可破的因果关系,如果把这些故事的时间空间位置加以挪移,不能说绝对,一般来说也是无伤大局的。 引自 三 联缀式结构小说 在第3节《从讲述型到呈现型的转变》中,作者说道:
古代小说有文言和白话两个流派。文言小说从来就是给人读的,也就是说它从来就是书面文学,它在表述方式上积累了今天称之为现代小说的许多因素,它不存在从讲述型转变到呈现型的问题。但文言小说受它语言媒介的局限,反映和表现生活,读者面等等都受到严重的限制,未能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构成中国小说主流的是白话小说。白话小说从勾栏瓦肆“说话”中脱胎出来。它虽然已是书面文学,但从结构类型到叙事方式,无不受到“说话给听众听”的模式的深刻影响。短篇小说完全模拟“说话”,我们称它为话本小说;长篇小说虽系文人写定,但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仍然没有完全走出“说给人听”的境界,刊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却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虽然没有脱尽“说话”的胎记,但在表达方式上完成了从让人“听”到给人“读”的转变。在文体演变史上,《金瓶梅》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引自 第三节 从讲述型到呈现型的转变 而在第1小节《<金瓶梅>文体的创新》中说:
小说结构在处理情节矛盾冲突的层面上又可分为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两种类型。线性结构是指情节由一对矛盾的冲突过程所构成,矛盾一方的欲望和行动仅受到矛盾另一方的阻碍,情节表现为线性的因果链条。线性结构适应于“说话”艺术,一张口难说两家话,它必须牺牲掉主要矛盾周围的各种次要矛盾,从而把情节环境模糊化,把人物行为动机单一化,这种单一化情节便于口述,易为耳闻。话本小说一般都是线性结构,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少数例外,长篇小说《水浒传》、《西游记》基本上也是线性结构。比如林冲的故事,矛盾冲突以高俅、高衙内为一方,林冲为另一方,高俅要为高衙内夺得林冲的妻子,而林冲要反抗这种欺凌掠夺,双方在冲突中都有别的人物的加入,如陆谦和鲁智深,但矛盾的性质和内容始终不变,情节的进展,前事是后事的因,后事是前事的果,表现为线性发展轨迹。网状结构则不同,它是指小说情节由两对以上的矛盾的冲突过程所构成,矛盾一方的欲望和行动不仅受到矛盾另一方的阻碍,而且要受到同时交错存在的其他矛盾的制约,而冲突的结果是矛盾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料到的局面。这种情节的横断面上贯穿着两种以上的矛盾,其轴心是主要矛盾,横断面像一张蜘蛛网,其他次要矛盾点都归向着轴心,也牵制着轴心。这种结构切近生活的实际情形,是小说结构的高级形态。 引自 一 《金瓶梅》文体的创新 且不同于联缀式小说结构,还有单体式小说结构:
《金瓶梅》则采用单体式结构。白话短篇小说即话本小说一般都是一篇叙一个故事,自然无须联缀,长篇小说而非讲史类又采用单体式结构的,《金瓶梅》是第一部。它叙述一个整一性故事:西门庆发迹、纵欲和暴死以及死后他家庭的报应。小说的第一要角是西门庆,但还有与他同时同地活动的其他要角,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孟玉楼、孙雪娥等等,也都是贯串主要情节的人物。有些人物在情节中来去匆匆,昙花一现,如宋惠莲,自第二十二回出场,到第二十六回自杀而退出情节,但她这段故事,不同于鲁迅所概括《儒林外史》联缀故事的特征,“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宋惠莲去了之后,她的影响仍然存在,她的丈夫来旺后来乘西门庆去世家庭忙乱之机,勾引西门庆的小老婆孙雪娥盗财私奔,可以算报仇,也可以算西门庆强占逼死宋惠莲的报应。《金瓶梅》叙述的故事是整一性的,故事的主要空间是家庭,但又不局限于家庭,由家庭辐射开去,扩大到整个社会,涉及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牵连到朝廷权贵、地方官吏、土豪士绅、僧道娼优以及帮闲棍徒各色人物,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又归向和聚焦在西门庆的家庭,小说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但情节每进一步,各种人事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主要的人和事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而且是有机的联系,它们绝不是可有可无、可增可减或者可以前后挪移的。 引自 一 《金瓶梅》文体的创新 以上,作者讲述了历代累积成书的两种类型:一个是滚雪球,一个是聚合。而小说结构则有联缀式、单体式和线性结构、网状结构。
2022年4月16日(周六)及4月17日(周日)及4月18日(周一)及4月23日(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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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379-416页
2022.5.2(周一)
今阅是书《中国小说源流论》第6章《章回小说》的第4节《传奇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合流——才子佳人小说》。其主要特征大致如下:
才子佳人小说的结构是单体式,但不是网状结构。它们将人物关系的横向网络加以剪除,使得故事背景抽象化,但它们却十分重视情节的纵向结构,务求情节千曲百折,以奇巧取胜。它们是典型的线性结构。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框架是千篇一律的,概括为上述的三句话不算过分,但情节的具象却是千姿百态,跌宕起伏,变化莫测。 引自 第四节 传奇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合流——才子佳人小说 这里说的三句话即:
有人将这种情节公式用三句话概括:“私定终身后花园,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 引自 第四节 传奇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合流——才子佳人小说 2022.5.5(周四)
今阅是书《中国小说源流论》第6章《章回小说》的第5节《<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的终结》。就此,是书已读毕。
作者石昌渝先生开头便说:
古代长篇小说发展到《金瓶梅》,完成了从讲述型到呈现型的转变,标志着长篇小说文体已达到成熟的地步。像《金瓶梅》那样,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全方位地描写社会生活,驾驭题材和把握结构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题材类型和叙事方式上模拟它的作品,如《隋炀帝艳史》、《醒世姻缘传》、《歧路灯》、《林兰香》等等都达不到它那种圆熟的、得心应手的境界。才子佳人小说也受它的影响,它们上承文言的中篇传奇小说,虽然也写家庭生活,小儿女谈情说爱是家庭范畴的故事,但它们是线性结构,作者的视野是狭窄的,它紧紧追踪爱情婚姻的线索,除此之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屑和无暇顾及,恐怕也无力顾及。《金瓶梅》的文体记录保持了一百多年,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出现《红楼梦》才算被打破。 引自 第五节 《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的终结 其又曰:
作为呈现式小说,《红楼梦》比《金瓶梅》更成熟。这两部小说都是网状结构,但《红楼梦》的人物更多,头绪更多,方面更多,结构也就更复杂和更宏伟。 引自 第五节 《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的终结 这里涉及了讲述型、呈现型和线性结构、网状结构等概念。以上概念,作者均已作说明,在此复述一遍:
陈述一个事件,在基本的层面上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讲述式,一种是呈现式。讲述式常见于民间口传文学,可以用第一人称,但大多数用第三人称,事件中或许有人物,但人物没有对话、宾白,一切都由叙述者来讲述。呈现式有叙述者的讲述,但事件中的人物各有适如其人的对话和独白,人物的交谈和人物的独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对于这个时空的描摹,就是场景。 引自 第二节 概述和场景——史传叙事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也就是说,讲述式即“一切都由叙述者来讲述”;呈现式即“事件中的人物各有适如其人的对话和独白,人物的交谈和人物的独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而线性结构,即情节是线性发展的小说的结构;网状结构,即情节以复数的线索共同发展的小说的结构。对于网状结构,这里有一个说法说得很好(即“一击空谷,八方皆应”):
作者很善于通过一点展开一个立体的空间,“一击空谷,八方皆应”,一个重要的事件总是牵连着各种矛盾和各个方面,这样一支笔就可以当作千百支笔来用。 引自 第五节 《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的终结 这里提到了“皴(因‘cūn’)染法”:
《红楼梦》的概述,一般委托作品中的人物去做,借用人物的眼和口来描叙环境,交代背景和介绍人物。一个人物难免有一个人物的观点和眼光,单据一个人物的介绍又未免片面,于是常常用几个人物来介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眼光介绍同一个对象,这被介绍的对象就获得多侧面的立体感,获得比较丰富的色彩,从而避免了片面性。一个对象,不同的观察主体一次再次去介绍它,这种手法,脂砚斋称之为“皴染法”。关于贾氏家族的情况是必须介绍的,家族的兴衰直接关系着主人公的命运,而主人公的行为又关系着家族的命运,所以,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对于人物的性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本身就是情节的一部分。一般小说介绍家庭通常由作者加以概述,但《红楼梦》却不,它借人物冷子兴之口说出,然后再借黛玉、宝钗、刘姥姥等人的感官来形象描绘,使读者对贾府有一个全貌而又形象的认识。 引自 第五节 《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的终结 何谓皴染法?即一种使不同的观察主体一次、再次地去介绍同一个对象的手法。而在字典中,则是如此介绍“皴”之意思的:“国画画山石时,勾出轮廓后,为了显示山石的纹理和阴阳面,再用淡干墨侧笔而画,叫做皴。”
此外,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故征引于下:
晚清邹弢《三借庐笔谈》记载自己与友人许伯谦争论的情形,邹弢尊林抑薛,许伯谦尊薛抑林,“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结果“两人誓不共谈《红楼》”。 引自 第五节 《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的终结 此节对《红楼梦》的分析也十分有趣,但在此不再细致论述及征引。最末则附有《索引》。
至此,已读毕是书。
书评则改日再作。
2022年5月5日(周四)于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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