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比蕊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新）》的笔记(1)

贴上标签的句子

谁无感情投入，谁就无权干涉对方的生活和自由，唯有这种关系才能给双方带来快乐。
没有比同情心更重的了。哪怕我们自身的痛苦，也比不上同别人一起感受的痛苦沉重。为了别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痛苦会随着想象而加剧，在千百次的回荡反射中越来越深重。
重、必然和价值是三个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必然者为重，重者才有价值。
人们知道，胸膛中不停敲打的是心脏，鼻子仅仅是为肺输送氧气、突出在体外的一个管道口，脸部不过是标志身体各种机能的仪表盘，标着吃、看、听、呼吸和思考。
的确，他们彼此相爱，这足以证明错不在他们本身，不在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易变的情绪，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协调性，因为他强大，而她却是软弱的。
弗兰茨认为限于书本之间的生活是不现实的。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他同肩并进的男女接触，渴望听到他们的呼喊。他没有觉悟到，他以为不现实的（图书馆里离群的工作），其实是他的现实生活，而被他视作现实的游行不过只是一场戏，一支舞，一个节目，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梦。
对于萨比娜而言，要活在真实中，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除非与世隔绝。一旦有旁人见证我们的行为，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都得适应旁观我们的目光，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无一是真了。有公众在场，考虑公众，就是活在谎言中。
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追求的终极永远是朦胧的。期盼家人的年轻女子期盼的是她完全不了解的东西。追逐荣誉的年轻人根本不识荣誉为何物。赋予我们的行为以意义的，我们往往对其全然不知。
世界在变成一个集中营。

从那以后，她明白了集中营绝无特别之处，没有什么值得让人惊讶的，而是某种命定的、根本性的东西，来到世上，就是来到它的中间，不拼尽全力，就不可能从中逃出去。
要逃避痛苦，最常见的，就是躲进未来。
她转过身，想问问人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长椅会飘落在河水里？可是，人们从她身旁经过，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在这座短命的城市里，一条河一个世纪复一个世纪的流淌而过，他们根本就无所谓。
“我”的独特性恰恰隐藏在人类无法想象的那一部分。我们能够想象的，仅仅是众人身上一致、相同之处。个别的“我”，区别于普遍，因此预先猜不出，估不了，需要在他者身上揭示它，发掘它，征服它。

他迷恋的不是女人，而是每个女人身上无法想象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使一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
记者终于切入问题的关键。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因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被捕。
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隐喻中包含了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生的基本可能性，在作家的想象中，它只是还未被发现，或人们还未论及它的实质。

小说人物并非产生于我的履历表中的任何一种情景。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实现的可能性。
人只能活一回，我们无法验证决定的对错，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上天不会赋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

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的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情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在一个多种流派并存、多种势力互相抵消、互相制约的社会里，多少还可以摆脱媚俗的专横；个人可以维护自己的个性，艺术家可以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是在某个政治运动独霸整个权力的地方，人们便一下置身于J权的媚俗之王国。
我说“j权”，那是因为有损于媚俗的一切，必被清出生活：任何个人主义的表现（因为任何的不协调，就是啐在笑吟吟、博爱之脸面上的一口痰）、任何怀疑（因为一个人往往从怀疑一个最小的细节开始，最终会怀疑生活本身）、任何嘲笑（因为在媚俗之王国，一切都要严肃对待），甚至是抛弃家庭的母亲，爱男人胜于爱女人的男人，都是有损媚俗的行为，因为这就威胁着那句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多生多育。”
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蔑视，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
他很清楚这种请愿运动帮不了犯人，其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的就能释放那些犯人，而是为了明白仍然有人无所畏惧。他所做的也近乎是在演戏，但他没有别的可能。在行动和演戏之间，他别无选择。他惟有一种选择：要么演戏，要么什么也不干。在某些情况下，人注定要演戏。
人类真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来。
人们都倾向于把强者看成是有罪的，把弱者看成是无辜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