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centric™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笔记(4)

极权主义的起源
  • 书名: 极权主义的起源
  •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 页数: 654
  •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出版年: 2008-6
  • 第20页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有一定疆域与宪政法治之一定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使国家逐步丧失在它治理的疆域里保障公民权与超越人种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所谓“帝国主义”在亚非的殖民经验中,孕育出“种族主义”,藉此合理化他们对殖民地的征服,同时,“种族主义”让他们确立以人之生物属性为本的政治共同体理念,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权。除此之外,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执行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时,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隐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们作为的取向即是破坏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则,这种帝国主义殖民经验塑造出另一种态度与理念:否定或隐藏自己的认同身份,以及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服务历史与生物之必然性的潜藏的势力,此种心态与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成为?20?世纪中叶极权主义运动的动力资源。
    低估纯粹种族主义在美国南部各州政府的角色将会是一种严重错误,不过,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很大一块地区一百多年来一向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这将会是更严重的谬误。十九世纪反犹主义运动真正直接的结果不是纳粹主义(Nazism),相反倒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至少根据它的西方意识形态形式来看,它是一种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是对反犹主义的"回答",这并非说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反犹主义制造出来的。
    对先期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犹主义之间的区别及联系的最佳描述或许就是那个关于"锡安长老们的草案"(Protocoles?of?the?Elders?of?Zion)的荒谬可笑的故事。纳粹利用用这一伪说作为征服全世界的教科书,这当然不是反犹主义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只有这一段历史才能解释为何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却好象颇有道理,被反犹太宣传一开始就利用。
    唯一的例外是葡萄牙,当欧洲其它殖民霸权国都不得不放弃殖民地时,它有奇怪的能力去继续战斗,这也许应归因于它的民族落后性而不是萨拉扎尔(Salazar)的专制统治:不光出于一代人经历的两次屠杀性大战后的虚弱与疲惫,也出于已开发的诸民族国家的道德顾忌和政治理解力,使他们反对使用极端手段,而是使用有可能击破印度的非暴力力抵抗运动的“行政屠杀”(administrative?massacres)(卡西尔[A.Carthil1]语);而反对继续实行对“臣属种族的统治”(government?of?subject?races)(克洛默[Cromer]勋爵语),是因为非常恐惧会造成使君主国自食其果的影响。当法国——幸好当时戴高高乐的权威尚未受损——最终敢于放弃阿尔及利亚这块“属于法国一部分”的领地时,历史趋势就永远不可能回头了。
    2013-09-17 01:56:10 回应
  • 第250页
    关于反犹主义的一切笔记。
    
    更进一步说,如果现代社会的暴民——即各个阶级中失去地位者(déclassés)——逐步增多,而产生出领袖,他们并末被犹太人是否重要到应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焦点上来考虑的问题所困扰,而是反复在犹太人身上看到“历史的关键”和一切罪恶的中心原因,那么犹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先前历史必然包含暴民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迹象。我将在第三章里论述犹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犹太人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大量例子可资说明,犹太银行家的效忠对象如何迅速地从一个政府转变到另一个政府,即使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后亦是如此。1848年,法国的罗斯希尔德家族几乎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就从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政府转向为新的、短命的法兰西共和国服务,后来又转向拿破仑三世。同样的过程重复发生在第二帝国垮台之后和第三共和国建立之时,尽管转向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在德国1918年革命之后,这种突然的轻易转变象征地一方面发生在那些战争堡垒的金融政策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沃尔特.拉德诺不断变换的政治野心上。
    近代阶级体系是沿着民族路线成长的,所以某些民族开始等同于某些阶级。
    国家机器本身极力和社会之间保持同样的绝对距离,超越一切民族之上实施统治,就像民族国家统治各个阶级一样。犹太人的结果是,犹太民族不能和其它民族融合,它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正如它在民族国家内未能和其它阶级融合,或者自己变成一个阶级。就像犹太人因为和国家的关系特殊,他们在民族国家内与社会中一切阶级不同,
    所以,尽管宫廷犹太人在政治史和导致反犹主义两点上产生了重大作用,社会历史仍然很容易忽视他们,除非是因为他们与犹太知识分子有共同的心理迹象和行为模式,毕竟这些知识分子通常都是商人的儿子。那些著名的犹太人想控制犹太民族,因此不希望脱离它。而犹太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他们想离开自己的民族,被社会接纳;他们都有一种共同感觉,即他们是犹太人中的特例,这同他们对环境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特例的犹太人”中的富人自认是在犹太民族的共同命运之外,而政府认为他们特别有用;“受过教育”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犹太人,也是人类中的特冽而得到社会承认。
    无论是否极端地发生变化,同化对于犹太人的生存绝不是一种真正的威胁。无论他们受欢迎或被拒绝,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并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第一代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仍然真诚地想丢弃犹太人的身份,波尔纳曾十分尖刻地写道:“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有些人污辱我,有些人称赞我,有些人原谅我,但是都因为想到我是犹太人。”他们经受十八世纪思想的熏陶,渴望有一个既无基督徒又无犹太人的国家;他们献身于科学和艺术,却发现各国政府给一个犹太银行家以特权和荣誉,却让犹太知识分子挨饿,因此心理受到极大伤害。在十九世纪初,改宗的原因是害怕与犹太群众混同,后来却为每日的面包而必须改宗。这种丢弃个性才能获得报酬的情形迫使整整一代犹太人苦涩地和政府与社会对抗。“人类的新人种”如果是名副其实的话,都变成了反叛者,既然当时一些最反动的政府都得到犹太银行家的金融支持,于是他们对自己民族的正统代表反对尤烈。若非根据富裕犹太人和犹太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冲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波尔纳的反犹批判。
    天主教政治家们最早明白,今后的权力政治必定以殖民主义野心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因此,他们最早将反犹主义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宣称说犹太人都是英国特务,由此将对抗他们的作为认作是和“恐英病”(Anglophobia)对抗。
    正因为他们在居住的土地上发挥的政治作用太小,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他们才会盲目崇拜法律上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他们获得永久安全的保证。当德雷富斯事件的发生警告他们,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就更深入地走向同化,使犹太民族分化解体,而就更加深政治智能的贫匮。他们迅速地与社会同化,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政治热情都消融在沉重的社会势利、大生意、以及未知的利润机会之下。他们希望摆脱受人厌恶的局面,于是转而形成一种反对自己同胞中的穷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倾向。他们使用异教社会对付他们的手法,同样痛苦地使自己脱离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如表现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计划,犹太人解散而从中世纪逃生,但这并不是现代政治的真实。他们不懂,德雷富斯事件中,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因为这一事件所带来的远远超出社会反犹主义。
    2013-09-22 02:29:14 回应
  • 第160页
    “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对立,是鄂兰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而这个观点也牵涉了她所揭示的自由理念,正如上述,鄂兰认为除开任何政治的生活以外,就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一位崇尚自由主义的人会认为从政治生活解放,而自由地c沉潜于个人私有的存在(既鄂兰所谓的“私人领域”),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但对鄂兰而言,真正的自由是“公众的自由”(public freedom),也就是说自由地参与政治活动的高贵生活中,才是真正的自由。
      缘此,人的活动只要是倾注于“私人领域”的,不论是个人利益的追求、宗教的沉思与救赎、超升的体认、哲学的思辨,甚至是艺术的创作,都不是发挥人潜在创造力的最高贵的行动;人唯有在“公众领域”里,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活的领域中,才能发挥他最高贵的行动能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鄂兰是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景观作为人底政治活动的典范。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里,市民于公众的领域之中,以平等的身份彼此面对着;在这个公共的场合中,他们充满光辉地展露其行为与言辞。公众剧场的演员的动机在于勇敢地走入为争取艺术桂寇的竞争行列中,他们希望能被同代的人以羡慕的眼光注视其才华,俾能永垂史册。政治生活的价值既立于此;个人最高贵的潜能也唯有从政治的活动中才得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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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权主义起源》第二部分帝国主义部分的译者是蔡英文,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都会误会是台湾民进党那个,其实这个蔡英文是男的蔡英文,一个出色的英文翻译。
    2013-09-22 02:36:22 回应
  • 第139页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以一幅征服者的姿态展现的地方,就会激励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及掌握自主权的渴望,此种情况将会摧挫缔造帝国的企图。早期英国的“帝国缔造者”相信藉征服手段来达到永久统治,然而却连把其近邻——爱尔兰——纳入大英帝国或大不列颠国协这一广大的结构中也办不到。反而唤起了爱尔兰民族的抗拒精神,然而,却未激烈地激起英国本身的“昏睡的帝国主义天才”
    2013-09-27 23:13:40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