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峰秀色对《1924》的笔记(6)
- 书名: 1924
- 作者: [美] 彼得·罗斯·兰奇
- 副标题: 改变希特勒命运的一年
- 页数: 320
- 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出版年: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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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发现使命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里，德国经历着国家巨变，社会动乱，整体时局每况愈下。P2 魏玛共和国——那是德国首次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一次尝试——根基不稳，更换了7个首相，经历了9届政府内阁。P3 20世纪20年代初期，急剧崩溃的经济形势迫使一些社会群体渴望铁腕人物回归，甚至渴望恢复君主制。……1923年……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已达到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的惊人程度。P3 势不两立的激烈政治纷争使德国国内四分五裂。左翼极端主义者（共产党）和右翼极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一些种族主义派别）相互争夺生存空间，……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右翼团体总共实施政治谋杀350次，进一步加剧了魏玛共和国初期那种“对暴力表现出道义的冷漠”的社会氛围。 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甚明朗，这也加重了国内的不满情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上西里西亚地区划归波兰。…… 动乱不安的形势促成了适合开展革命、暴动和暴力活动的社会氛围。……对法国入侵者进行消极抵抗。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德国各地“暴发了绝食抗议活动，迫使德国警察和军队向饥肠辘辘的德国人开枪镇压。 一战结束后，德国很快遣散了大批军队，致使劳动力市场上又涌进50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没有工作机会。……一项技能：对敌作战。 引自 第一章发现使命 / 1 -
知识改变命运
巴伐利亚是仅次于普鲁士的第二大州，是魏玛共和国的眼中钉，德国的暴动之都。虽然巴伐利亚自称“自由州”，但是1918年以后却经历了起义动乱的时局。那一年由一位胡子蓬乱，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左翼示威游行，一夜之间就把巴伐利亚国的统治者赶出了王宫。艾斯纳在三个月之内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失败后，被杀害在慕尼黑的一条人行道上。大混乱局面接踵而至。使慕尼黑中产阶级感到惊恐的是，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掌握政权居然可达三个星期，只是后来被从巴伐利亚外面派来的右翼自由军部队采取暴力行动瓦解推翻。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较量。 从那以后，巴伐利亚铁了心地倒向右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潜在的革命者，比如希特勒及其反民主的纳粹党徒。 由于柏林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占有优势地位，慕尼黑也就成为支持德国、仇恨犹太人的各个种族主义运动派别流连忘返的地方。1920年推行强硬路线的保守派新政府宣布巴伐利亚将成为“秩序的堡垒”，成为和平体面的独特宜居之地。在左派运动席卷德国其余地方的困境中，这对于各个右翼派别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巴伐利亚与以往那样，仍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那时年轻的希特勒20岁。……在经过他所说的一年“静心观察”之后，希特勒把议会民主制斥为一种具有致命缺陷的政体，只能导致左翼人士的暴民式统治。 历史学家罗曼·托佩尔的话来说，希特勒只是把反犹太主义立场“当作现实政治环境中稳操胜券的一种筹码”。 1914年8月……希特勒成了巴伐利亚第十六预备队步兵团的一名徒步传令兵，在西线战场的泥泞战壕里度过了四年艰苦岁月。……他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其中包括在比利时的伊普尔和法国的马恩肖的残酷战斗。……希特勒利用放松歇息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据他自己说，他在背包里放了一本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别人经常看到他在仔细阅读历史书籍，或者背记历史事件日期。30他偶尔还以附近的农舍为题材画一些素描。 1919年6月，希特勒原本闲散的日子发生了重大变化。……几乎无所事事的二等兵希特勒被新成立的情报与宣传部门指挥官卡尔·麦尔上尉招至门下，成为一名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和陆军内部间谍。 麦尔上尉将希特勒和其他几名士兵送到慕尼黑大学，学习为期一周的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其中一位大学教员名叫戈特弗里德·弗德尔，自诩为经济学专家，他所讲的那套理论深深吸引了希特勒。他把德国的不幸归咎于“贪婪的资本”——那是“犹太人金融资本”的代称。他谴责“资本奴隶制”，声称德国已经沦为国际（犹太人）“股票市场资本主义”的奴隶。这种观点对希特勒的平民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立场很有影响。 1919年8月，就在希特勒结束慕尼黑大学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班学习之后两个月，一次特殊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希特勒同其他几名毕业学员一起被派到离慕尼黑40英里的一个国防军兵营（当时被称为莱希费尔德兵营），向那里的官兵宣传灌输民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思想。……在莱希费尔德兵营，希特勒成了明星。 在莱希费尔德兵营，希特勒认识到了他对别人的影响力。他发现了自己的个人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嗓音，这后来成为他政治生命中的一种可谓决定性的力量。“我能够演讲！”……在喧闹的慕尼黑政坛上，他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现在，他就要一鸣惊人，终成大器。 麦尔上尉委派希特勒执行一项新的陆军特工任务：前去监视刚成立不久的一个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这个小小的“党派”在狂热的右翼富有组织——“极北之地”（Thule Society）的鼓励下建立起来。但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只拥有少数成员的讨论小组。它的早期领导者是对现实不满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铁路机工安东·德雷克斯勒，以及在政治上表现活跃的体育新闻记者卡尔·哈勒。 9月里的一个夜晚，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城区一个不起眼的酒吧举行聚会，只吸引了80多名与会者到场。当时在执行小间谍秘密任务（身着便服，而不是国防军军服）的希特勒对德国工人党形成的最初印象是：“既不好，也不坏，它只不过是在一个人人都想建立党派的时代成立不久的另一个团体。”在聚会就要结束时，其中一个与会者站起来发表意见，表示支持巴伐利亚从德国联邦中分裂出去。闻听此言，希特勒禁不住怒火中烧。就像在未来的日子里经常表现的那样，当时希特勒鲁莽冲动的本能又占了上风。他把需要隐瞒真实身份的密探角色忘到九霄云外，立刻成为一位充满激情的舌辩之士。希特勒一展尖酸刻薄的语言风格，快速道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猛烈抨击分裂主义，坚决捍卫德国和奥地利统一的大德国概念。他干脆利落地把另一个人的观点批得体无完肤。据他自己说，他将那个可怜的家伙像落汤鸡似的赶出了会场。 他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德雷克斯勒送给他的那本小册子。那篇有些拖沓的文章从反犹太主义立场出发，谴责犹太人对德国人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猛烈抨击“大资本”，主张消除工人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别。作者的以上论点立即引起希特勒的共鸣。……就在希特勒尚未来得及决定是否接受德雷克斯勒希望他回去看一看的邀请时，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通知说他已经是德国工人党成员了。希特勒随后用两天时间“痛苦地”思索着他所说的那个“可笑的”小俱乐部，……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有了党派依属身份，有了演讲平台，有了自己的政治基地。几年之后，他又将其打造成了20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精神方面扮演着启发激励希特勒的角色者另有其人。他就是生活清苦，享有很高声望的知识分子迪特里希·埃卡特。希特勒通过德国工人党遇到了埃卡特，他后来对希特勒产生了深刻影响。埃卡特被视为德国工人党独一无二的智囊人物，是一位放荡不羁的诗人，有时兼做新闻记者。他曾经翻译过亨利克·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并将其搬上舞台，一时名利双收。埃卡特是一位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出版一种反犹周刊，名为《浅易德语周刊》（Auf Gut Deutsch）。埃卡特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高额头，完全秃顶，在慕尼黑文学艺术家聚居地施瓦滨区的咖啡馆文化圈中堪称一位崭露头角的人物。 引自 第一章发现使命 / 1 知识改变命运。
希特勒本人后来常说，埃卡特很快成为其思想发展道路上的“北极星”，确立了他的反犹太主义信念，将他引荐给慕尼黑的波希米亚式自由社交圈和上流社会社交圈。埃卡特带着希特勒这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第一次乘飞机飞往柏林，并将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引荐给社会名流，其中就有大名鼎鼎、腰缠万贯的钢琴生产商埃德温·贝希施泰因。贝希施泰因后来成为一位热情的资金赞助者。更重要的是把希特勒引荐给了他的太太海伦娜。当希特勒被关进兰茨贝格监狱时，她经常亲自去探望他（“真希望他是我的儿子。”她曾经这样说道）。 他的思想观点还带有逻辑分析特色和极端主义特点，这使他写给杰姆里希的回信与众不同。希特勒反对“带有感情色彩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因为他表示那样的立场是纯粹的个人情绪化立场，只能导致集体迫害，因此在政治上毫无意义。他选择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理性的反犹太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可以在制定政策上发挥作用。他声称，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只是种族立场。犹太种族就好像生活在大多数种族文化机体上的一个蚂蟥，因为犹太种族的整个存在理由就是“围着小金牛跳舞”，为的是积累财富。……他写道，对于这种威胁所做出的理性反应必定是“展开全面的合法斗争，取消犹太人的特权”。 引自 第一章发现使命 / 1 -
小结（1914-1919的希特勒）
历史环境
1.结束德国皇权体制，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根基不稳，对社会的渗透不强，无法形成强权政治体系去领导整个德国。各种小党派风起云涌，极左和极右团体暴力对抗，左右政治。
2.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工人失业严重，从一战卸甲归田的500万士兵进入劳动力市场，无法消化，让本就高失业率困扰的德国雪上加霜。
3。巴伐利亚成为右翼势力的大本营。
4.国际环境上，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受到法国、波兰的刮分以及经济掠夺，引起德国人的愤怒，抵抗力量遭到残酷镇压。
思想方面
20岁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过着流浪汉式的，穷困潦倒的生活，但不断看报关注时政，仇视左翼人士和派别，排斥议会民主。赞成反犹主义。
即便是在四年的一战期间当传令兵，也不忘学习书报知识。
1919年6月，希特勒作为谍报人员送到慕尼黑大学短期培训，期间认同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反犹主义的经济阴谋论，
1919年8月，以间谍任务监视德国工人党的聚会，参与演讲，认同党魁德雷克斯勒的反犹主张，“主张消除工人与中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结识精神导师——诗人兼记者身份的文学艺术家：迪特里希·埃卡特。并加入德国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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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人物粉墨登场，金主施恩
920年秋季，希特勒对着满场听众发表狂热演讲《为什么我们是反犹太主义者？》，被现场2000多名听众的喝彩欢呼声打断了50多次。 在希特勒的倡导建议下，德国工人党的名称扩展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语缩写为NSDAP.希特勒在该党原来的名称上加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语，旨在超越最初仅仅针对工人阶级的建党宗旨，希望引起更多阶层的共鸣。他力图从民族主义角度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内涵，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际概念。他不接受共产党人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希望树立全国性的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观念，捍卫私有财产，猛烈抨击“垄断资本”（经常被作为替罪羊）所造成的各种破坏性后果。在希特勒心目中，“国家（的）”与“社会（的）”是两个相同的公有社会概念。希特勒解释说：“‘国家’首先意味着在行动中体现出对（德国）人民的无限热爱。……‘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要为社会利益而效力，时刻可以为它献出生命。” 希特勒非常反对同另外一个党派合并，在1921年7月他愤然离开领导层会议的会场，并在三天后提交了一份辞呈。德雷克斯勒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在震惊之余意识到，他们要失去的不仅仅是本党最具吸引力的人物，而且还有他们的摇钱树。 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牌果然奏效。一周后，德雷克斯勒与本党其他领导人恳求希特勒重新回到纳粹党，对他让步，满足他“拥有独裁权力”，实行一人领导全党体制的极端要求。希特勒发动了一次内部政变，大获全胜。上述决定也标志着该党迈向元首制的一次战略性转变。这种原封不动的领导制度后来一直在纳粹党内部以及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的纳粹德国贯彻实施。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元首讲过的话被视为第一重要，不可改变，绝对可靠。这样便消除了任何内部民主权力或集体负责的可能性。各种建议和提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讨论或争论，而是经常直接反映给希特勒，回馈之后便是定论，不可更改。发生在1921年夏季的这次权力交替标志着希特勒开始把纳粹党改造为元首党——元首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的党。这也是迈向希特勒个人崇拜的第一步。单身未婚，专心致志，执着不移，胸怀自己的使命感，希特勒除了政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 如同大多数活动在慕尼黑市的政治团体一样——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纳粹也建立了自己的“会场保卫组织”，其成员都是一些携带武器的粗野之人，……这个武装保卫组织最初被称为纳粹党的“运动体操队”（Sport and Gymnastics Section），后来几经更改变成了冲锋队（Sturmabteilung），德语缩写为SA. 戈林曾是一战时期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22架敌机，获得德国最高奖章“功勋奖章”。战后他在丹麦和瑞典干了几年私人飞行员和特技表演飞行员，然后返回德国，一直在寻找新的冒险机会。虽然后来被慕尼黑大学录取，但是爱好奢华、生活上大手大脚的戈林却对政治更感兴趣。他认为自己能在这方面出人头地，引人注目。对慕尼黑政界多次考察掂量之后，戈林最终选择了纳粹党。这倒不是因为该党纲领和政治立场对他有多大吸引力，而是因为他觉得，在一个小党内部他可以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物。历史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 也曾经是一战时期飞行员的另一位慕尼黑大学学生鲁道夫·赫斯已经看出了希特勒的意图。赫斯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市一个富裕的德国商人家庭。他深受以地缘政治理论而闻名的卡尔·豪斯霍费尔教授的影响。希特勒则通过赫斯的介绍，将豪斯霍费尔的受众融入他所制定的生存空间政策当中，为二战时间入侵俄罗斯提供借口。……是极北之地成员。另一位成员将极北之地描述为富有的“知识分子俱乐部，专门研究日耳曼人历史”。在纳粹党内，赫斯的角色是希特勒的私人助理与秘书——这个角色后来使他成为希特勒在狱中最亲密的伙伴，再后来又使他成为纳粹党副元首。 希特勒的智囊团还包括马克斯·阿曼。此人是位退役军人，一战期间曾是二等兵希特勒在西线的中士指挥官。阿曼是位“粗人”，喜欢在啤酒馆里打架斗殴，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全权代理出版权威。希特勒任命他为《人民观察家报》业务经理和自己的著作出版人。《我的奋斗》一书让他们两人赚取了数百万马克。阿曼还担任第三帝国时期控制新闻界的铁腕强硬机构帝国新闻协会会长。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爱沙尼亚裔德国人，接受过俄罗斯教育，自视文采过人，后来成为纳粹党信徒，担任《人民观察家报》主编。希特勒读过罗森堡所写的反犹太主义论文《犹太人的历史足迹》，并深受其影响。 马克斯·埃尔温·冯·舒伯纳-里希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波罗的海沿岸文化背景的德国人。他为希特勒身边那一伙粗鲁浅陋的干将们增添了一丝温文雅致特色，既使希特勒多了一位谋士，又通过俄罗斯富有的境外移居者们的人脉关系为希特勒增加了资金来源的渠道。罗森堡和舒伯纳-里希特对希特勒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越发坚定地认为“有一伙犹太文学家”——比如列夫·托洛斯基和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屠杀俄罗斯“三千万”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幕后推手。……后来罗森堡在制定第三帝国非常严酷的种族法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希特勒的个人喜好，正如他在政治上热衷于说服打动广大民众而非精英阶层一样，常常倾向于社会下层。希特勒在业余时间里参加慕尼黑市内各处的咖啡馆聚会时，经常带着他那位从前当过屠户的贴身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还有克里斯蒂安·韦伯，此人身体超重，以前做过酒吧保镖和马贩子。18有时为希特勒当司机，经常陪着他逛咖啡馆的那个伙伴皮肤浅黑，英俊帅气，名叫埃米尔·莫里斯，原来是德国北部的一位钟表匠（后来发现他有犹太血统，被从希特勒的核心集团中清理出去）。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早就看出希特勒可以成为一座供他挖掘的金矿，于是便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党。 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他的父亲是一位德裔美国艺术图书出版商。他本人在哈佛大学读过书，……1922年11月，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一位老朋友——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他亲自去听一次希特勒本人发表的演讲。……结果被深深地震撼了…… 不久便加入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由于他既有闲暇时间，又有经济条件，因此成为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主要随行伙伴。……希特勒在靠近弯弯曲曲的伊萨尔河的蒂尔斯大街上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小职员一样生活在那里”。覆盖着油毡的地板上铺着几块破旧的地毯。但是在希特勒同房东共用的宽敞前厅里摆放着一架立式钢琴，可算是前厅里唯一的亮点。汉夫施丹格尔钢琴弹奏水平高超，有时就在前厅里弹奏一些曲目，对希特勒的个人品位有所了解。 ……汉夫施丹格尔同希特勒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位神通广大的出版商后来设法将1000美元借给了纳粹党。在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德国，这可是一笔巨款。《人民观察家报》有关人员用这笔款购买了宽幅轮转式印刷机，因此这份报纸就能够以更宽的幅面、更具吸引力的版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汉夫施丹格尔还把希特勒介绍给上流社会，邀请他共赴晚宴，同潜在的支持者和捐赠者们建立联系，其中便有著名的艺术家族弗里茨·奥古斯特·冯·考尔巴赫家族。 除了钢琴生产商的妻子海伦娜·贝希施泰因以外，对希特勒痴迷的女士中还有一位由迪特里希·埃卡特介绍的富有的夫人，名叫爱尔沙·布鲁克曼。……爱尔沙·布鲁克曼贵为罗马尼亚公主，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沙龙女主人。……希施泰因和布鲁克曼两位女士常常设法将丈夫的现金送给希特勒，有时甚至采取拐弯抹角的方式把财产转到希特勒的名下。……希特勒从未公开地与女士有染，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天依然未婚，但是他对许多女士有着近乎神秘的吸引力。 迪特里希·埃卡特是剧本《培尔·金特》的译者，做过希特勒的顾问，很懂得从各方面享受生活。 引自 第二章 特权集团 / 21 -
壮大 演讲 忙碌 （1923年）
1月11日法国入侵鲁尔地区，柏林政府开展了灾难性的消极抵抗运动，促使法国部队对当地搞破坏活动的人进行血腥报复。 纳粹党第一届“全国”党代会预计于1月27日至29日在慕尼黑召开。希特勒同巴伐利亚当局因对大会计划持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严重对抗冲击。希特勒宣布在一天之内举行12次游行和集会，每次都由他本人亲自发表演说。纳粹党同其他主要敌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可能爆发严重冲突，这使得维持社会秩序的军方与警方指挥官们深感震惊。……担心的就是希特勒有可能效仿墨索里尼不久前的做法，举行暴动。因此他们禁止希特勒举行12次集会。……希特勒扬言，如不取消禁令，在军方或警方企图使用武力阻止游行的情况下，他就要“出现在第一排游行队伍中，用身体挡住射过来的第一阵子弹”。……在希特勒做出“郑重承诺”的基础上，洛索、塞瑟尔和警察局长诺尔茨做出了让步。 希特勒面对国家的武装力量依然不屈不挠并能赢得胜利，一时众人皆知。洛索和塞瑟尔做出让步是希特勒在舆论宣传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这对于那些军人而言则显得有些尴尬。 希特勒的强硬姿态引起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的注意。……1923年3月，泽克特听取别人意见，决定同那位曾使洛索和塞瑟尔大伤脑筋的老兵暴发户亲自见上一面。…… 到那时为止，希特勒作为一名抵抗资产阶级政客的强硬人物已经名声在外。按当地标准来衡量，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增长迅猛，仅在1923年便从20000人猛增到55000人。每次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演讲做广告宣传时，墙头海报上总要写上“超大规模集会”这个词语。确实名不虚传。希 特勒在演讲上经常预言一些世界大灾难，然后提出中肯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直截了当地打动民众情感。 这些听众们急于想听到对于他们日益加剧的苦难所做的轻率解释，希特勒也清楚应该把责任推给谁。希特勒指责那些在背后捅刀的平民，特别是犹太人，称他们在1918年“出卖”了那些“前线战士”，使德国输掉了那场战争。他又将当前的德国政府和魏玛共和国宪法斥为非法。左翼共产党人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顽固不化的君主主义者形成了德国政治中的两个极端阵营。在魏玛共和国众多反对这两个极端政治阵营的人士中，希特勒无疑是反对呼声最高的一位。他高谈两种相近的政治概念：“大首都”和“国际主义者”（意指所有那些提倡社会主义国际兄弟情谊的左翼人士）。他谴责法国和英国，嘲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那些没有实现的“十四点原则”是大骗局。他将战前的德国描绘得一片美好，同眼下的“耻辱与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总能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认为：“政治煽动必须采用简单易行的手法。” 希特勒善于感染激励听众，比其他政治家更能使听众产生感情共鸣。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所采用的煽动手法，也在于他能够透过当时的政治问题看出背后的重大主题以及听众的各种心愿。他不仅可以同听众中的佼佼者一起谴责法国占领军、通货膨胀、失业和不可靠的政府，而且还触及涉及面更广的大问题：“伟大崇高感”。这种感觉在那些对自己无力控制的事情感到困惑，而且遭受其打击的人们当中常能引起共鸣。“德国民众的振兴问题不是经济复苏问题，”希特勒在党内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而是使民众重新获得一种内在情感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再次使国家强大起来，并由此获得经济福祉。”10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众的利益和潜力大做文章。他依靠的不仅仅是坚挺的马克与公平的工资。他谴责《凡尔赛条约》的种种暴行，怒气冲冲地抱怨有人“利用高利贷盘剥人民”，热情称颂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此时听众们觉得希特勒是在谈论他们自己，而不是在空洞地说教。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错误，无论将“战争的唯一罪责”推到整个德国头上有什么好处，但德国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而言并不觉得自己不如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他们的自尊被摧毁了，遭到了冒犯，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却使他们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感觉自己是一个强大而高尚的民族。希特勒颇有心机地将纳粹事业标榜为“自由运动”。这一高明的攻心策略将希特勒的演讲变成了大众娱乐活动，而且带有宗教热诚的色彩，就好像宗教复兴运动者在帐篷里开会一样。超大规模集会的宣传海报上甚至还印有体现着消极宗教倾向的语句：“犹太人禁止入内。” 希特勒在演讲时不仅仅诉诸情感，他也时常发表各种见解，令听众点头称是。他将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思想理论杂糅在一起，颇为自得。其中既包含着匕首般的锐利气势，又体现出令人惊叹的历史记忆。希特勒写道：“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如何打掉敌人手中的武器。”希特勒特别乐于向他的对手以及那些折磨他的人讲道说理。他指出，政治家们“经常向那些赞同他们观点的听众发表演讲。但是那样做没抓住重点。最重要的是运用宣传和启发手段说服那些观点不同的人。”希特勒已经懂得争取那些独立人士的重要性。 他懂得保持神秘的重要性，因此禁止任何人为他拍照。1922年当希特勒的未来朋友兼御用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未经授权试图在大街上给希特勒拍照时，遭到了这位纳粹领导人保镖们的袭击，照片底片也被曝光。一年后，在1923年9月，全世界才通过美联社记者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目睹了希特勒的真容。 1923年希特勒的行程安排紧张匆忙。他在整个慕尼黑到处发表演讲，去过皇家啤酒馆、市民啤酒馆、雄狮啤酒馆和克朗马戏院，甚至还在纽伦堡、拜罗伊特、奥格斯堡和雷根斯堡（全都在巴伐利亚州）等地举行的城外纳粹集会上发表过演讲。他在边境对面的奥地利萨尔茨堡也发表过一次演讲。希特勒这位不知疲倦的名嘴正在成为有史以来出场次数最高的政治演讲家，一生中写下的词句数量足以同最勤奋的作家相匹敌。他日益强调、讲述着他的中心主题——犹太人。 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一天，希特勒同汉夫施丹格尔在看完那部大受欢迎的电影《弗里德里希王》（Fridericus Rex，内容是歌颂腓特烈大帝）后慢慢地往家走。……希特勒一边走一边对汉夫施丹格尔这样说，“即使我们在莱茵兰地区的城市有几十个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又算得了什么？如果能确保德国的未来，就是死10万人也无所谓。”“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汉夫施丹格尔写道。 希特勒在按着仓促的活动安排四处忙碌的同时，还特意抽出时间同汉夫施丹格尔一起驱车前往柏林，打算在短期内筹集资金。这次外出险些使希特勒极具破坏性的全盘扩张计划毁于一旦。汉夫施丹格尔开着一辆老旧的赛尔夫汽车，行驶到“红色萨克森州”莱比锡市附近时被共产党人设立的路障拦住了。希特勒早就以共产党人的大敌而著称。如果那些武装人员认出来眼前这位留着大胡须[3]的小个子男人就是希特勒的话，希特勒最终有可能被捕，或者结果更惨。但是汉夫施丹格尔反应机敏，很会演戏。他拥有美国公民和德国公民双重身份，当时亮出了美国护照，用德语“装出一种恶狠狠的说话语调”（他后来这样写道）。他自称是重要的国际商人，把一语不发坐在后排的同伴称为他的“我的人”（仆人）。最后那些共产党人挥手示意让他们接着往前开车。 引自 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 / 35 -
暴动的孕酿（1923年11月7日前）
第四章 1923年秋季，德国形势十分危险，战争一触即发。威廉·古诺首相领导的政府刚刚倒台，它所推行的消极抵抗政策遭到惨败。取而代之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立场为中间偏左的政府。通货膨胀继续狂胀失控，居然达到一美元兑换数万亿德国马克。 9月2日，还在纽伦堡时，希特勒冲锋队就同两个立场强硬的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兵合一处。其中一个是由兽医学教授弗里德里希·韦伯领导的高地联盟（Bund Oberland），另一个是恩斯特·罗姆领导的海军战旗组织。……战斗联盟成立后便直言不讳地要求废除“可耻的”《凡尔赛条约》，推翻柏林政府。不久，希特勒就被任命为战斗联盟的政治领导人。 在这盘棋展开对决的有三股力量：希特勒的队伍，包括准军事组织；巴伐利亚执政三雄——政治强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控制着国防军的巴伐利亚师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柏林国民政府，包括德国军队，不过其效忠对象常常不能确定。 在整个10月里，希特勒的团队与执政三雄之间的争斗仍在继续。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各方政治领导人争斗不休，战斗联盟准军事组织，国防军的老牌部队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之间却展开了高级别合作。为了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比如将法国入侵者从鲁尔地区赶出去（他们考虑过采取这一行动），遏制那些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州从事煽动民众活动的赤色分子，向柏林进军，他们知道必须相互配合，协调行动。 除了前面提到的共享武器装备这种情况以外，希特勒手下的武装人员还经常在国防军兵营接受训练，有时甚至还穿上国防军军装。战斗联盟所使用的武器存放在官方军火库。准军事组织的部队闲暇时同正规军一起操练。 11月1日，由韦伯在自己的公寓里安排的一次会晤中，希特勒对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总指挥塞瑟尔说：“时机已到。经济困苦使我们的人民感到绝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然他们就会站到共产党人一边。” 希特勒承受的采取行动的外部压力几乎到了无法抵御的程度。几个月以来，准军事组织和冲锋队的武装人员一直在准备参与军事行动——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接受思想灌输，让他们满怀希望在“驱逐柏林那帮当权派”、恢复德国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 经过四年痛骂柏林的“十一月罪犯”，经过不断地预言即将临头的国家厄运，希特勒基本上再也拿不出任何可以夸夸其谈、高调渲染的话题内容了。由于严格禁止纳粹党参加选举（因为他反对议会制），除了啤酒馆里的争论以外，……纳粹党既无法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也无法拥有当选代表。这种政治僵局以及那种焦躁不安的个性，在希特勒心里触发了烈火般的行动冲动。 每当遇到高风险局面时，希特勒的本能反应几乎总是奋不顾身，知险而进。……他曾经说过：“我要战斗到底，永不迷失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一定要成为德国解放伟大运动的先驱者。” ============================================== 巴伐利亚执政三雄： 巴伐利亚首席专员——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 国防军的洛索将军 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塞瑟尔上尉 引自 第四章 炎热的秋季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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