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峰秀色对《暴風雨的記憶》的笔记(8)

《中学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同年二月二日、二月十人、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六日和四月一日分别出版 第二至六期。这六期先后在解放军一二O一印刷厂（第一、二期）、西四印刷厂（第三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第四、五期）和西便门印刷厂（第六期）印刷。第一期印数是三万份，其他几期印数在三万到六万份之间。陈列这六期，还在景山胶印厂影印了一万五千份创刊号，另外还出版了以《出身论》为主要内容的特刊，先后付印两次，总数约六万份。除第四期为六版（售价三分），其余每期都是四版（售价二分）。全加在一起，总印数共三十万多，销售总额在六千元以上。

2014-01-26 15:43:13 回应

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都有——有填“军阀”的，大概是武装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像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长知道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

2014-01-26 15:54:56 回应

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采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2014-01-26 16:11:41 回应

当时四中有一个学术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簿熙永、秦晓和李三友等。……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小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的理智派。……我校有个徐小岩，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

2014-01-26 16:36:59 回应

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培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2014-01-26 16:48:40 回应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

2014-01-27 09:26:27 回应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一九六五年调到四中。据说在髌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2014-02-11 09:33:44 回应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老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竟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2014-02-11 09:37:07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