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俊对《乌托邦十讲》的笔记(5)

乌托邦人轻现实重理想，轻物质重精神。他们衣着简朴实用，一年到头也只有两件:一件干活穿的粗皮衣，一件平日的毛外套;既无缤纷的色彩，也没有奢华的装饰;他们的生活节制有序，从不铺张浪费，避免一切奢华无用的器物。令人惊奇的是，鲜花这种既有颜色又不实用的东西却被乌托邦人所推崇，花园位于城市的中心，是他们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连“乌托邦”的故事也是希斯拉德在莫尔家中的花园里讲述的。 这些描述其实不只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花园的偏爱，在更广的历史时段上，它还体现了人类对花园这个非自然之自然的需要和期许。（169）

第三自然

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巴尔托洛梅奥.塔尔吉奥( Bartolomeo Taegio)根据花园的特质称之为“第三自然”。他在1541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自然与艺术融为一体时，就被提升到了一种创造性的级别，达到等同于艺术本身的高度，而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第三自然。 与花园相对的所谓第一自然，是指人类未曾涉足的、纯净的、保持原有形态的地域，例如山川、海洋、沙漠等;第二自然则是指景观、田地、原野、耕地等，也就是被人类所干预改造的地方。 同第一自然的粗糙和为改造自然的单纯实用追求(第二自然) 不同，花园反映的是一 种对美与和谐的追求。它超脱出了前两者的单一，并提升为-种唯有人类才具有的审美特质。第一自然所具有的只有真，而不是美，唯通过艺术之加工才能使自然在人眼中变得美丽。花园的意义是要让期待更美好世界的理想保持生机，它既表现了人类对曾实现过的事物的怀念，也表达了人对尚未实现之物的渴望。虽然花园并不那么自然，到处充满了人为的痕迹，但它又无疑满足了植根于人性之中的最深需要，即传播、沟通以及为后代留下某些思想和感受的需要，花园的建造是进行文化表达的最精致手段之一，它是人们在视觉层面上对“幸福”的比喻，是更美好世界的预兆。 另一方面，人在改造第一-自然、建筑花园的同时，也被花园所“改造"和“建筑"。花园里有鲜花也有罂粟，有绿叶也有大麻。一方面花园是我们的理想和乌托邦，另一方面它也能把我们塑造成一个逃避现实的痛君子。人在欣赏花园的同时也被化园诱惑着，迷醉于花园的人可能会因此逃避现实，这一点尤其需要花园欣赏者的注意。 建造花园的人更了解花园，他们正是认清了花园的两面，或更准确地说是认清了欣赏者的两面，才敢于继续为人们建造花园。因为纵然花园有两面性，但善用它则会令人幸福，如古波斯谚语所云:“建造花园的人会与光明为友，没有任何一座花园在黑暗中诞生。（176） 花园与人生 人为什么会喜欢并建造花园?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有很多，但最简单的一个是:因为花园让人感到幸福和舒适，“ 人类总是执着于将一方土地变成伊甸园，这一现象反映了人类对宁静、祥和以及平衡的需要，因为人类总是处于死亡的命运与对永生的渴望的永恒矛盾之中”。在现实的艰涩和困苦中，花园就是一个短暂安抚和告慰我们精神生活的乌托邦。在《乌托邦》中，花园代表着美好生活，是理想城邦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在现代反鸟托邦的故事里，花园的缺席也格外显眼。而反乌托邦的批评本身是另一种乌托邦，反乌托邦中花园的缺席恰恰彰显了花园与幸福生活直接相关。 其实花园不仅代表了一种世界观和社会构想，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理想和道德模式的追求。 首先，花园是极好的、美丽的、幸福的现实理想空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所有乌托邦和乐园的原型。

其次，园艺培养了许多同美好生活相关的美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从来不是现成的，而是靠劳作实现出来的。 第三，园艺和哲学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恢复了人们对世界的信心，使人由内而外焕发新生，自身也获得能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身体就是花园，而我们的意志担当了花园里的园丁(《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 最后，在花园中可以学到的重要的一课就是学会等待。要收获就必须先播种，要开花就必须先发芽。花园能让我们摆脱现在的市场逻辑，不再贪求过多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清楚知道什么才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回到自己曾经遗忘的乐园。而这，也就是重新找回那个所有人都遗忘的苏格拉底问题:人应如何在世生活?（178）

伴随着后现代和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崛起，反乌托邦喧宾夺主，取代乌托邦成了主角，使得公众开始把代表正面和理想的“乌托邦”解读成虚假和欺骗的代名词。最终导致了对这两个概念的颠倒理解。毕竟，“坏孩子” 总是更让人印象深刻。

其实，之所以衍生出反乌托邦、优托邦、敌托邦这些概念，根本还是在于乌托邦本身的复杂性。乌托邦在创立时，显然是出于对某些美好愿望的向往，但它的问题也在于其脱离现实性。因而，乌托邦真正的不完满不在于美好的理想，而是在于难以实现。同样，反乌托邦、敌托邦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太过倚重于现实，而丢失了理想。彻底的现实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放弃希望的虚无主义。

反乌托邦隐藏的另一个观点在于极端地排斥整体，强调个人。在他们看来，人的幸福与集体不但无关，甚至是冲突的。古典时期通常认为一个人的幸 福与提升是同整体一致的，只有少数人，如哲人，才会出现这种个人与城邦的张力，如《理想国》中的情况。但即便如此，哲人同样尊重城邦，并且哲人本身的提升也依赖城邦。反乌托邦却立足于现代思想中的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因而，凡是对个人自由有所限制的一切体制、法律、教育都成为他的敌人。在这样的视角下，人与人之间就是“ 彼此的冲突”“他人即地狱”。实际上，重视个人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个体很多行为是非理性或者说是有害于自己的。比如莫尔所提到的“骄狂”，它是人性中的一-大隐患，如果不克服它的负面作用，就可能导致个体乃至人类的覆灭。乌托邦的确不够美好，但个体同样是有缺陷的，而改正缺陷，正是乌托邦的意义所在。

但是，《乌托邦》绝不是一个宣扬极权主义的作品，它只是被塑造成了个人对立面的“1984” 。实际上，有这种遭遇的不仅仅是《乌托邦》，连更古老的《理想国》也难逃厄运。比如阿伦特、波普尔等人，就把柏拉图视为极权思想的来源。这种树立一个假想靶子的方式很能迷感不了解原著的人们，但真正阅读过这些书的读者定然不会如此缺乏判断。且不说柏拉图、莫尔本人从未在书中讲过自己的观点，即便后来的柏拉图主义也绝非这类简单的极权主义。

第一种是反对“理想”(好)的现实主义，质疑“共同体”的可能,主张个人与集体的冲突;

第二种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反对的是“空想的”“乌有的” ，缺乏科学现实的社会变革模式。

如果简单地从个人和共同体的角度去看整个思想史，那么后现代就是一 个独尊个人主义的时代;近代是个人逐渐压制共同体的时代;中世纪是共同体压过个人的时代;而古希腊罗马时期是一个个人 与共同体充满张力又相对平衡的时代。 现代思想有很多特质，这里我们就现实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思想做一一个梳理。 列奥.施特劳斯曾经总结了现代性的三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马基雅维利，他是和托马斯.莫尔同一时期的意大利人，其最著名或最臭名昭著的作品就是《君主论》(当然，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自身也是多面的，但是这里暂不去讲他的复杂面相，而只就他给思想史所带来的影响去分析，那么就是抛弃理想的现实主义)。他在书中明白地批评了古代作家以理想中的观念去看待常人，而不考虑其有缺憾的本性。他把现实与理想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其实在《乌托邦》中也能看到，即第一部讲的就是现实，第二部讲的就是理想)，主张以更为现实的视角来考察人，即从政者无须接受关于善恶好坏的道德束缚，而是要运用诡计和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意图。所以，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成为现实主义的代名词。但是这里要注意，无论“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这类称呼都是现代才有的。在柏拉图那里，不大可能会把理想与现实完全分开，变成两个主义或两个极端，而是会融合在一起考虑问题。也就是说，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这种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把同一个问题分成了两个对立的方面，只强调区别的现代性思想。我们说近代是孕育个体思想的萌芽时期，例如从哲学角度来说，黑格尔将笛卡尔视为近代哲学之父。因为笛卡尔为近代树立了主体形而上学思想。我们知道，实体(substance) 概念是古代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核心概念，但是唯有在笛卡尔这里，他将主体(subject)的自我揭示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存在。这是个意义深远的揭示。过去，“我”(ego)充其量可以作为表述中的主词，但不具有实在性，并不是一个可不依托于他物的实体。但是，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将自我实体化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者。对于“我的存在”，上帝也不能欺骗我，让我以为自已存在而实际不存在。就是这样一个不依赖于他物的实体性自我的确立，为此后埋下了个体不断张扬的思想基础。 我们再看另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政治科学之父的托马斯.霍布斯。他和笛卡尔是同代人，也和马基雅维利一样是第一次浪潮中的人物。如果说笛卡尔是在哲学层面奠定了主体主义思想，那么霍布斯则是在政治科学上奠定了个体主义的思想。 霍布斯最有名的作品是《利维坦》。从该书的插画可以发现，那位--手拿剑、-手持杖的无比强大的君主，身体是由无数的小人构成的。这表明，霍布斯虽然是个王权的维护者，但他政治科学的基础却是每- -个个体。 在霍布斯的思想中，强调个体并不是要取消集体，或者说，在他看来，他是要重新处理集体问题，将集体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在他看来，人并非生来就是在集体社会中的，后者是由个体自己递交契约才形成的，其目的是保护每一个递交契约者的人身安全。

虽然这样形成的集体(霍布斯称其为“利维坦”)很强大，胜过一切人，没有它，个体生存就难以保证，但是这样强大的利维坦，其构建的出发点是个体，不是国家诞生个体，而是个体创生国家。 可以说，在霍布斯这里，个体和集体虽然仍保持了必要的存在，但是显然个体与集体的地位已经不同于以往，再往后发展，就是国家作为压迫个人的暴力应该被取消(如洛克就主张限制政府拥有过大的权力,以服务而非统治作为其职能)，社会乃至家庭，倘若阻碍了个人权利，也可以加以取消....最后，确定下来的就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个人了。但当抽去-切非个人的外物后，个人其实也死了，我们发现那些用以支撑个人内在内容的理性、道德、信仰、家庭等东西全都被这个个体否定掉了，后现代就进人了这样-一个“等待戈多”(“戈多”实为God的谐音)的空洞时代。1因而，《乌托邦》作为古今转折时期的一部作品，它同时表征了理想和现实、个体与集体的两面性。区别于一般的学术论文，其讨论问题的方式不是单面的，而是对话的，是不同观点在其中的碰撞。《 乌托邦》在文体结构上就像《理想国》一样是回忆体(《理想国》本身是苏格拉底在第二天讲给同伴的一个回忆，《乌托邦)也是莫尔回忆-年前同希斯拉德和彼得。贾尔斯进行的谈话)，它是作为书中人物出现的莫尔的回忆中所出现的对话。《乌托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既包含了我们今天所批评的乌托邦的那些缺憾，比如集权、专制等，同时又对这些缺憾提出了质疑，并明确给出批评和建议。因而，无论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不能概括“乌托邦”的面相。在这一一点上，乌托邦有将现代性推往极端化的责任，但也并不能将现代性所概括的缺点和恶果归咎于它。

我们这里的真正关注点不是时间，而是四线段的划分，事实上，这种划分不是时间维度的划分，而是思想史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对时间做了深刻的分析，时间本质上是由运动决定的,即空间的转变才产生了时间。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运动，那么时间就不存在。所以当我们说一个时代从古代变为现代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将一个时间段进行划分，而是指古今思想和观念发生了一种转变，比如中国的近现代，在时间上它就与西方的近现代时间是不对应的。如今大学里都有一门必修的公共课，名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将中国的近代定义为1840年开始，而中国的现代始于1919年。其划分根据，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如果单纯从时间线看，这两场运动都是均匀时间点上的一次运动，但它们的意义则不同，是扭转了国人观念的两次重大运动，因而，中国的近现代时间点的规定，本质上依循着的是对历史的重大影响与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标准的。所以我们说，“近代”和“现代”看似是时间的一 种概念，但本质上并不是时间，而是思想的转变。 明确了这点，我们就会知道，正如古与今在《乌托邦》所创作的文艺复兴时期有-次大的转变一样，后现代与近现代本质上也有一次思想转变。以下我们就从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来看这种转变。

可以继续看张新刚的《友爱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