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在读的书(116)

从历朝历代的常规兵制到战争爆发时的临时调遣，从史书上的重大战役到著名的军事将领，尤其是湘军、淮军。研究过后，便会发现：凡是能成大事能建奇功的军队，都是统帅个人的私家部队，而不是朝廷的官军。从古时的杨家将、岳家军到湘军和淮军，都可证实。建立功勋时的湘军淮军，实际上就是曾家军、李家军。好比打猎，猎犬的作用，平时追赶野兽，危急时则能救援主人，通常的猎人都买未成年的良犬来训育。 但好猎人却是从自家母狗所生的狗崽中，挑选好的来培育，故更忠心护主。带现有的兵，如同养半大的狗，带自己从无到有组建的军队，好比养自家生的狗。但带兵与养狗又不相同。家生狗谁家都可以养，但自己组建军队，朝廷绝不会允许。非常时期虽可例外，但粮饱的筹集却又大不容易。曾国藩打着朝廷的名义招兵买马，这支军队实际上是他的家养犬了。

张佩纶因马尾之役被革职充军，在西北荒原一住四年才获赦回籍。李鸿章赏识他的才华，家里刚好有一个寡居的女儿，便将四十岁的鳏夫张佩纶招为女婿，并留在身边做幕僚。一个当年视李鸿章为浊流的清流骨干，如今却成了靠李鸿章栖身的上门女婿，不要说昔日友朋耻笑，想必张佩纶自己心里也绝好受。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则张的违心曲己，也正好说明一种世情：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清高”只能建筑在舒适的生存基础上，失去了这个基础，要再保持“清高”则十分不易。张佩纶的命真的不好。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大受攻击，张佩纶也因此受到牵连，不少人指斥他应负“参谋失误”之责。张佩纶成天躲在家里，忍气吞声地接受各方谴责而不敢作声。

箕子，本名胥余，是殷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后人称为箕子。箕子是商周之际淇河流域伟大的智者，被称为“中华文化第一子”“儒家前驱”。他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并称“殷末三仁”。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后受到周武王正式册封，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这在《史记·宋微子世家》《尚书大传·洪范》《三国遗事》等书中有相关的记载。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后，方被卫氏朝鲜替代。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地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以至于箕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大量史书和出土文物、地面古迹皆可证实。

谭嗣同同治四年出生在北京，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户部做山西司员外郎。谭嗣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徐氏为父亲的发妻。他出生的那年，父亲纳妾卢氏，卢氏比丈夫小二十三岁。在父亲谭继洵的眼里，十八岁的小妾远比四十出头的发妻漂亮动人，他的爱心几乎全部转到卢氏的身上，而卢氏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自私女人。从此，原本和谐的家庭埋下了多事种子。 嗣同七岁那年，因嫡庶不和，徐氏离开北京。嗣同年幼，成了卢氏经常打骂的对象，幼年的精神创伤形成了谭嗣同特立独行的性格。创伤为谭嗣同特立独行的性格奠下了基础。 光绪二年春天，北京流行白喉，出嫁不久的二姐染上此病，随后，母亲徐氏和长兄也染上了，五天之内，三人先后去世。十二岁的谭嗣同也感染上了。他在床上昏死三天三夜，竟然苏醒过来，留下一条命，父亲因而又给他取了个“复生”的名。……

1、孔子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给自己的学生分类，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三等来广泛地评论天下众人。德行为选人四个标准的首要标准，生而知之为三等人的上等。光大德行，则进入道义之门；以志向气度为本，则为才能智力之根。听其言观其行，则假象后面的真相就无法逃遁。认识一个人要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内心，就知道他真实的举止行动了。言必从始听到终，行必从头看到尾，那么表里的真实情况就可以知道了。2、征，即指外在表现。九征，指人的九种性情的外在表现，这就是精神、感情、筋腱、骨骼、气息、脸色、仪表、容貌、语言。这九种表现是由人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这就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五常”。“九征”与“五常”的关系，是表里关系，表里是否和诸以及和谐的程度，都影响着人才品第的高低。

吕端，字易直，幽州安次（现廊坊安次区）人。仪表俊秀，处事宽厚忠恕，善交朋友，讲义气，轻钱财，好布施。吕端处事理政才华出众，逐渐为宋太宗所喜爱和重用，有用吕端为相的想法。有人反对，其理由是吕端这个人平时唯唯诺诺，很少提出自己的主见，是个糊涂人，当宰相恐怕这种性格不行。太宗根据自己多年体察，立即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后来的糊涂，大事不糊涂。”后来的事情证明了宋太宗的判断。西夏李继迁造反，宋出兵攻夏，逮住了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本来想把她杀了，询问同为宰相的寇准，寇准也没有反对。被吕端得知，立即奏本反对。他引用了项羽欲杀刘邦之父却对刘邦毫无威胁的故事劝谏。宋太宗采纳了昌端的意见。后来李继迁死了，他的儿子李德明念在宋朝善待他奶奶的情分上，归顺了宋朝。此种事情，不胜枚举，吕端临大事从不糊涂。

王闿运受曾纪泽之托，几度寒暑、数易其稿的写成《湘军志》。因其意在立信史，故对湘军许多重要将领多有微词，又对曾国荃焚烧天王府的做法颇为不满，因而对老九的战功只轻描淡写，并未着意渲染。 尽管文人们对《湘军志》评价甚高，但以曾老九为首的一批湘军将领却大为不满，甚至骂它是谤书。书生王闿运如何是位高权重的武人们的对手，最后，《湘军志》落得个焚书毁版的下场。为了消除《湘军志》的影响，曾国荃请王定安另写一部为湘军将领，特别是为他本人歌功颂德的《湘军记》。王定安完全按老九要求，历时三年，精心炮制出一部二十二万字的大作。曾国荃看后非常高兴，亲自为之作序，称赞王定安“少负异才，不谐于俗，由州县历监司，所至树立卓卓。齮齕于时，偃蹇湖山，行见以著述老，人多惜之。然鼎丞不穷。夫名位煊赫一时，而文章则千载事也。”

司马头陀云： 以端方而知其忠；以倾侧知其佞，柔乱知其淫；卑劣知其贱；粗猛知其恶；瘦薄知其贫；粹美知其慈，威武知其断。分穷源大江而知出身之远近，观外城内局知力量之宏隘。况其出脉有偏正，卓展有大小，所谓砂管人丁，人丁相平，其砂者正。人盘乃收砂之作用。且砂不抬头砂不力，水不弯环水无情。外砂不及内砂力，外水不及内水亲。砂者，均以平正绦纶，弯曲回环为吉利，以昂压反窜为凶恶。如青龙必婉蜒曲折，白虎必须驯服。左边不应太弱，右边不应太强。顺着水流而下伸，叫退神；逆着水流而向上插叫送神。如没有龙峰，水必须从左边来，如果有虎峰，水必须从右边来。大凡龙山、虎山，前迎后从，罗城水口，有官鬼禽耀，关截锁镇罗列门堂，都是砂峰。

#文史知识# 所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共同记录的孔子言行的著作，由于他们接受教导时需要记录的时候很多，多达几十几百篇，以八寸为一尺的竹简记录，是为了记录简要，怀藏携带方便。汉朝兴起时《论语》就失传了，到武帝时拆毁孔子旧宅，武帝派人取视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加上齐、鲁、河间等地呈上的九篇，正好合为三十篇。到昭帝时读到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到宣帝时把古文《论语》交给太常博士。当时还说它的文字难懂，给它取名叫传，后来改用隶书抄写以便于传授和诵读。当初，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把它传授给鲁人扶师，扶卿官至荆州刺史，才开始称这部书为《论语》。现在称为《论语》的只有二十篇，是又散失了齐、鲁、河间的九篇。原本有三十篇，分散遗失，有的只剩二十一篇，篇目有多有少，文字辞句有对有错。

解释《易》的人都认为是伏義制作了八卦，周文王把它推演为六十四卦。圣王兴起时，黄河中出图，洛水中出书。伏義氏称王时，河图从黄河中出现，这就是《易》的八卦。夏禹治水时得到洛书，书从洛水中出现，这就是《尚书·洪范》中的九畴。所以伏義氏用八卦治理天下，夏禹依据《洪范》来治理洪水。上古烈山氏称王时得到河图，夏后氏继承了它而称之为《连山》；归藏氏称王时得到河图，殷朝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归藏》；伏義氏称王时得到河图，周代人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周易》。它们的卦象都是六十四个，周文王和周公根据《彖辞》十八章推究卦象，写出卦象中每一爻的爻辞。世间传授解释《易》的人，说是伏義制作八卦。事实上，切实考究《易》的本源，伏義氏得到八卦，并不是制作了八卦；周文王得到的已经是现成的六十四卦，并不是他推演成六十四卦。

《尚书》本来有一百篇，孔子曾用它们来教授学生。遇上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郡伏生抱着一百篇的《尚书》隐藏在山中。景帝时，开始设立博士官传授《尚书》。伏生从山中出来以后，景帝派晁错去跟伏生学习《尚书》二十余篇。伏生年老死去，《尚书》因此残缺不全。晁错将《尚书》传授于倪宽。到宣帝时，河内郡的女子拆除旧房子，得到失传的《易》《礼》《尚书》各一篇，把它们呈奏给朝廷。宣帝交给博士们传阅，这以后《易》《礼》《尚书》又各增加了一篇，于是《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了。到武帝的时候，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教授堂来修建宫殿，在墙壁中得到了百篇《尚书》。武帝派使臣去取来看，没有谁能读懂，于是就把它秘藏在宫中。到成帝时，征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东海郡的张霸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凭空编造出一百零二篇本。

如果和世人的意见不同，即使话说得很正确，众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呢？如果沉溺在俗言之中日子久了，就不能自拔而服从正确的言论。所以正确的言论往往为众人所反对，违背世俗标准的礼节为众人所指责。《管子》说：“君子在堂上说话能符合满堂人的心意，在室内说话能符合全室人的心意。”这样的说法很奇怪，说的话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呢？如果正确的言论说出来，全堂的人都有正确的观点，然后所有的人才会满意。如果在座的人没有正确的观点，人说的话违背了他们的理解而显得怪异，怎么能使人人都满意呢？听话的人不可能都满意，那么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说话者所说的真实内容，只有通过笔墨写出的痕迹，排列在简策上面，才能得知。所以孔子就写作《春秋》以表明政治主张。考察《春秋》所阐明的没能得以实行的政治主张，就可以知道孔子的才能。

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仁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客人说：“颜渊、子贡、子路三个人都比你贤明能干，而愿为你奔走效劳，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我既能仁爱又能残酷无情，既善辩却又言语迟钝，既勇敢又胆怯。如果用他们三个人的才能和我的这套本领交换，我是不干的。”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去处理问题的。有很高的才能和廉洁的品行，但缺乏明智以随机应变地处理问题的人，那就和愚昧而无操行的人是一个样了。说话不必追求长篇大论，应当努力使所说的话在理；做事不必好高骛远，应当力求所做的事符合原则。说话能深得道理的核心，口才即使迟钝而不善辩说。而辩已在心胸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