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美人儿对《悼念忆：师友回忆录（精装珍藏版）》的笔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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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我的先生们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生死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死也并不是没有差别。有的人死了，对国家、对世界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只是在他们亲族的回忆里还会再生存一个时期，终于也就渐渐被遗忘了。
他（西克灵）也是先研究梵文，然后才转到吐火罗语去的。
从中国的新疆发掘出了无量珍贵的用各种文字的残卷并将其运到柏林去。
我在1942年的春天到柏林去看西克灵
在那以前，我就听说，只要有三个学生以上，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人很沉静，不大说话。问他问题，他却解释无遗。
因为又接触了一个新环境，整天糊里糊涂的，连回忆的余裕都没有了。最近，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于是又回忆到以前的许多事情。西谛先生
我登上飞机回国时，同一架飞机中就放着西谛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当时我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
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象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
我们当时差不多都才20岁左右 ，阅世未深，尚无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每个人都努力发一些怪论，『语不惊人死不休』。
现在想来，好象是别人干的事，然而确实是自己干的事，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
在当时的社会上，封建思想弥漫，论资排辈好象是天经地义。一个青年要想出头，那是非常困难的。
西谛先生对年经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
当时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清华、燕京，宛如一个村镇，进城要长途跋涉。
郑先生走路就像一只大骆驼。
一向不同书贾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
没有钱就用别的书来对换。
所有这一切我们都都觉的很好玩，很可爱。这更增加我们对他的敬爱。
一直到1946年的夏天，我才从国外回到上海。去国十一年，漂洋万里，到了那繁华的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几十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有另一面：疾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
他同别人抬杠而不知是抬杠
他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应该选他为『抬杠协会主席』，简称之为『杠协主席』
普天同庆，朗日重辉。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孟实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象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都清清楚楚。
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
他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按孟实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祖国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
想不到几十年前的师生现在成了『同棚』。
在那种阴森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我实在非常吃惊，而且替他捏一把汗。
从中可以看出，孟实先生对自己的前途没有绝望，对我们的事业也没有绝望，他执着于生命，坚决要活下去。
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在大图书馆前散步。
他文笔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间少有的，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他喜欢读孟实先生写的自我批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孟实先生之章感人之深。
我并没有流泪，但是在写这篇短文时，却几次泪如泉涌。
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为胡适说几句话
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听过『国父』的话，他打出孙中山先生的牌子，其目的只在于欺骗群众。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作『小骂大帮忙』。
他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
回忆吴宓先生
他（吴宓）在美国时，邂逅了陈寅恪先生。
我离开清华以后，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
以他那种特立独行的性格，他绝不会投机说谎，绝不会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规律的。
雨僧先生受到的苦难，我有意不去仔细打听，不知道反而能减轻良心上的负担。
也算是我献给雨僧先生的心香一瓣吧。忆念胡也频先生
绿柳红荷；
但是花木却依然青翠茂密，浓绿扑人眉宇。
明丽耀目
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
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的不亦乐乎。
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人阵中。
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绝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
（夫人）丁玲的出现 ，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
胡先生这个才不过二十多岁的真正的革命家，却没有多少斗争 经验，专凭一股革命锐气，革命斗志超过革命经验，宛如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一样，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把活动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确实值得尊敬。但是，勇则勇矣，面对强大的掌握大权的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
到了今天，我已由一个不至二十岁的中学生变成皤然一翁，心里面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我当时只有15岁，既不懂人生，也不懂哲学。
同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既感到光明又感到幸福的时刻。
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边流连瞻谒，我从印度空军飞机驾驶员手中接过几片菩提树叶，而芝生先生则用口袋装了一点金刚论坛上的黄土。
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在所有的团员和工作人员中，最活跃的是郑振铎先生。他身躯魁梧，说话声音洪亮。虽然已经渐入老境，但不失其赤子之心。
最后觉得郑先生喜抬杠，而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抬杠圣境，圆融无碍。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杠协会长。在他的领导之下，团中杠业发达，皆大欢喜。
郑先生同芝生先生年龄相若，而风格迥异。
有一次，理发师正给芝生先生刮脸，郑先生站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块。这时候，郑先生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哄笑。然而芝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可见先生的大度包容的气概。
熟悉而不亵渎、亲切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共同生活了半年。
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倘若能活到108岁，他仍然是要继续修订的。
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回忆陈寅恪先生
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地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
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
我同一群学生去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 上，盘旋曲折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以论代史
常识瘠薄
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
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
到了这里（德国哥廷根大学），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
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
（二战时）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
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心情。
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
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
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翻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了。
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眼疾，几近失明 ，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
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换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及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两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丹兴衰的政治问题，可异难得解人。
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
时光如电，人事沧桑。
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
『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的离开了人世，将近二十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
风木之悲
清夜扪心自问：自己患了老来疯了吗？
在国内的有4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与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恐怕永远会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
我这个寅恪先生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
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扫傅斯年先生墓
但是，他那把双手插在西装坎肩的口袋里的独特的姿势，却至今历历在目。
山东人特有的直爽的性格……『傅大炮』。
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在贪赃枉法方面，各有千秋，手段不同，殊途同归。
他心中有一张年轻有为的学者的名单。
孟真先生有其金刚怒目的一面，也有其菩萨慈眉的一面。
傅斯年担任校长的台湾大学就是北大分校，这个说法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
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
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不复存在。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
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忆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
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
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
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
他（胡适之）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
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
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绝无半点勉强。
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
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了。铁证如山。
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中肠』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在目。
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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
梁任公先生思维活跃，极富创新能力，但是驳杂多变，不成体系。王静安先生早期 颇具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的素质，但是，到了晚年，则一头钻入考据探讨中，不复有任何思想色彩。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个词儿是（陈寅恪）先生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话。
陈寅恪先生把他（王静安）的死因不说成是殉清，而是珣中国文化
包括许多留学国外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都是自觉自愿的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认真严肃地参加造神运动。
他们绝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完全是一片赤诚。
一个学者的基本人生态度怎么能够同他的学术思想截然分开呢？忆恩师董秋芳先生
然而年岁越老，对先生的怀念也就越浓烈。
苦心参悟
我是个平凡的人，受到赞赏，这本是不虞之誉，我却感到喜悦和兴奋。
冬芬先生是鲁迅先生忠实的学生和追随者。
他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为了拾遗补阙，其真正目的是在盗取天火以济人世之穷。寅恪先生二三事
曾赴英国动过手术，亦未好转，终致失明 。此事与在越南丢掉两箱重要图书不无关系。
表现得最朴素、最真实、最详尽的还是其在致傅斯年的许多封信中
在许多国家留学，专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具体地讲，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和佛典翻译问题等。
似得失未必相偿追忆哈隆教授
我被德国学术交换处分配到哥廷根，而乔冠华则被分配到吐平根。
院子极大，有几株高大的古橡树矗立期间，上摩青天，气象万千。
哥廷根是德国的科学重镇，有一个科学院，院士们都是教授中之佼佼者。
此时章士钊的妻子吴弱男（曾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正带着三个儿子游学欧洲，只有次子章用留在哥廷根学习数学。
他（章用留）母亲说，他平常不同中国留学生来往，认识我了以后，仿佛变了一个人，经常找我来闲聊，彼此如坐春风。
其余的留学生中有安徽大地主的子弟，有上海财阀的子女，平时财大气粗。第二辑 同学少年
忆章用
人的记忆也是怪东西，在每一天，不，简直是每一刹那，自己所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中，在风起云涌的思潮中，有后来想起来认为是极重大的事情 ，但在当时看过想过后不久就忘却了，费很大的力量才能再回忆起来。
为了照顾儿子，她在这个离故乡几万里的寂寞的小城里陪儿子一住就是七八年，只是这一件，就足以打动天下失掉了母亲的孩子们的心，让他们在无人处流泪，何况我又是这样多愁善感？又何况还是在这异邦的深秋呢？我因而常常想到在故乡里萋萋的秋草下长眠的母亲，到俊之家里去的次数也就多起来。
哥廷根的秋天是美的，美到神秘的境地，令人说不出，也根本想不到去说。有没有谁见过未来派的画？这小城东面的一片山木在秋天就是一幅未来派的画。你抬眼就能看到一片耀眼的绚烂只说黄色，就数不清有多少层级，从淡黄一直到接近棕色的深黄，参差地抹在这一片秋林的梢上，里面杂了冬青树的浓绿，这里那里还点缀上一星星的鲜红，给这惨淡的秋色涂上一片凄艳。就在这林子里，俊之常陪我去散步。我们不知道曾留下多少游踪。林子里这样静，我们甚至能听到叶子辞树的声音。倘若我们站下来，叶子也就会飘落到我们身上。等到我们理会的时候，我们的头上、肩上已忆经满是落叶了。间或前面树丛里影子似的一闪，是一匹被我们惊走的小鹿，接着我们就会听到窸窣的干叶声，渐远，渐远。
他（章留用）虽然念的是数学，但因为家学渊源，对中国旧文学很有根底，作旧诗更是经过名师的指导，对哲学似乎比对数学的兴趣还要大。
而且自己对许多文学上的派别和几个诗人还有一套看法。平时难得解人，所以一直闷在心里，现在居然有人肯听，于是我就一下子倾出来。
往往是看到桦树的白皮上已经涂上了淡红的夕阳，才知道是应该下山的时候。
但他的孤高并不是矫揉造作的，他也并没有意思去装假名士。章伯母告诉我，他在家里，也总是一个人在思索着什么，有时坐在那里，眼睛愣愣的，半天不动。
他根本不谈家常，只有谈到学问，他才有兴趣。但老人家的兴趣却同他的相反，所以平常即使母子相对也只有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了。
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根本没有兴致想到这些琐碎的事情。
既然吃饭这事情非解决不行，他也就来解决；至于怎样解决，那又有什么重要呢？反正只要解决过，他就能再继续他的工作，他这样就很满意了。
但我从小就有一个偏见，我最不能忍受四平八稳、处事接物面面俱到的人物。我觉得，人不应该像牛羊一样，看上去都差不多，人应该有个性。
妥协平稳。
我觉得目前用朋友几个钱完成学业实在是无伤大雅的，但他却一概不听。
我无论发表什么意见，哪怕是极浅薄的，从他那里我都能得到共鸣。
然而他现在却撒手离开这个世界走了，把寂寞留给我，回忆对我而言成了一个异常沉重的负担。
死人活在活人的记忆里。怀念衍梁
愣头青
其幼稚程度同我恐怕也在伯仲之间。
我们这些小『土匪』们失去了支柱，只好变得安分守己起来。
大家都会想到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当一个『后死者』是幸运的——谁不愿意长寿呢？但任务也是艰巨的。
据说老年人都爱回忆过去，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并不是老年人独有的爱好，而是在沉重的回忆的压力下不得不尔。
但话虽这样说，如果说对生死绝不介意，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怀念乔木
因循未果
怀念真感情深
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胡乔木）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
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乔森（乔冠华，后来号『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
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绝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
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
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
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
儿子告诉我，乔木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去看他。我只好服从他的安排 。要说心里不惦念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六十多年的老友，世界上没有几个了。
我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同我最后决别了。
看来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友的手了。但是，他神态是安详的，神志是清醒的，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
《留德十年》出版以后，我应当到他的坟上焚烧一本，算是送给他那在天之灵。然而，遵照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都已撒到他革命的地方了，连一个骨灰盒都没有留 下。他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然而，对我这后死者来说，却是极难排遣的。我面对这一本小书，泪眼模糊，魂断神销。
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已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
在人世间，后死者的处境其实并不美妙，年岁越大，先他而走的亲友越多，怀念与悲思在他心里的积淀也就越来越厚，厚到令人难以承受的程度。悼组缃
我又能在池塘边上看到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临荷塘，那一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
这样的辩论向来不会有结果的。不过是每个人淋漓尽致地发表了意见以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又谈起别的问题来了。
我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忆念，在寂寞中、在沉默中，等待着，等待着。
时光是超乎物外的，它根本不管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从无始至无终，始终是狂奔不息。
难得浮生一夕乐。
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那一点『几稀』吗？
悼念的文章是极为稀见的。然而最近几年来，这类文章却逐渐多了起来。最初我没有理会，一旦理会到了，不禁心惊胆战。
一个常常要写悼念文章的人，距离别人为自己写悼念文章，大概也为期不远了。一想到这一点，即使自己真能『不喜亦不惧』，难道就能无动于衷吗？
我耳不聋，眼稍昏，抬腿就是十里八里。追忆李长之
认识他时，我只有八九岁，地点在济南一师附小。
不爱念书，专好打架。
秋妹和我常开玩笑，问不认识的字是用筷子夹呢，还是用笤帚扫；前者表示不多，后者则表示极多。
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闲书看得不够。
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细胞图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教员改正的许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
上面法文教员华兰德老小姐用红笔改得满篇红色，熠熠闪着红光。
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
红荷映日，翠盖蔽天，绿柳垂烟，鸣蝉噪夏，一片暑天风光。
他（杨丙辰）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剧男角为主要业务。他则以每天到中山公园闲坐喝茶为主要活动。夫妇感情极好，没有儿女。杨（丙辰）先生的思想及为复杂，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
荷香入鼻，更令人心旷神怡。抬头见白塔，塔顶直入晴空，塔影则映在水面上，随波荡漾。祖国风光，实在迷人。
激动万端，很想跪下来，吻一下祖国的土地。
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欧米茄金表，得到八两黄金，换成法币，一半寄济南家中，一半留着自己吃饭用。
长之的办公桌，白天是要用的。因此，我一起『床』，就必须离开那里。但是，我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有出门到处漫游，这就给了我一个接近祖国事物和风光的机会。这就是温暖的来源。
那里绿草如茵，古柳成行。
反正是绿叶蔽天，浓荫匝地，『依旧烟笼十里堤』的气势俨然犹在。
言必有过，动辄得咎。几乎每个人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赤诚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即使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几乎没有人心怀不满的，总是深挖自己的灵魂，搜寻自己的缺点，结果是一种中国式的原罪感压倒了一切。
虽然仍有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无声无影地戴在头上，但他已经感觉轻松多了。有一天，他到燕园来看我，嘴里说着『我以前真不敢来呀！』
我生平最大的缺点——说不定还是优点哩——就是不喜欢串门子。
五个手指已经弯曲僵硬如鸡爪，不能伸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不清。但是，我的泪水却向肚子里直流，我们相对无言了。悼念周一良
鲁迅先生也说，死大概会有点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是会过得去的。
汤（用彤）先生对我说：『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
我在北大教授中虽然还没有达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个地方去，我是持有优待证的。那个地方早已洒扫庭除，等待我的光临了。忆念张天麟
扞格不入
他正在北京大学德文系读书，投在杨丙辰先生麾下。虎文绝不是阿谀奉承，做走狗，拍马屁那样的人物；但是，他对接近权势者和长者并取得他们的欢心，似乎有特异功能。
1942年，德国与汪精卫伪政权建交。
我和当时同住在哥廷根的张维，陆士嘉夫妇共同商议，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日伪使馆打交道，宣布了无国籍，从此就变成了天空中的飞鸟一样，任人射杀，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
我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士公使馆虎文，他利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把我们都接进了瑞士。
要的数目是多多益善，态度则是无理取闹。使馆搞不清留学生的底细，不敢得罪。
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会了同国民党的驻外机构打交道，要诀是蛮横，他们吃这一套。
俗话说：『孩儿见了娘，无事哭三场。』
（国民党政府）武官怕死，文官要钱
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全身抽筋。小小的抽筋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其痛苦的程度，我们每个人也都感受过。第三辑 老友飘零
悼念姜椿芳
朱光潜先生曾对我讲过，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的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他还热心提倡中国的优秀剧种昆曲
我个人认为，过分计较大可不必，装出豁达的样子也有点可笑。
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我从来不相信轮回转生。既然如此，一个人就应该在这短暂的只有一次的生命中努力做一些对别人有益也无愧于自己的良心的事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能做到这一步，一生再短暂，也算是对得起这仅有的一次生命了。悼念许国璋先生
以后在清华，虽云专修德语，实际上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来进行，因此我对英语也不敢说是外行，又因此对国璋的英语造诣也具有能了解的资格。
我们俩都在外国待过多年，绝不是什么土包子 ，但是我们都不赞成久出不归，甚至置国格与人格于不顾，厚颜无耻地赖在那个蔑视自己甚至侮辱自己的国家里不走。
一个黄脸皮的中国人，那几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除外，在民诱歧视风浓烈的美国，除了在唐人街鬼混或者同中国人来往外，美国社会是很难打进去。有一些中国人可以毕生不说英文，依然能过日子。
诚于中，形于外。
我周旋在男女老少五六百人的人流中，眼前仿佛是一个春天的乐园，每一个人的笑容都幻化成一朵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当我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心中一时激动，眼泪真欲夺眶而出，片刻沉默，简直说不出话来。此情此景，至今记忆犹新。
素心人悼念邓广铭先生
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气力。『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
但是，恭三是有福的。他的最小的女儿邓小南，女承父业，接过了恭三研究宋史的衣钵，走上了研究宋史的道路。
99岁的白寿，或者100岁的期颐，努一把力，还是有希望的。可是死生之事大矣，是不能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含恨同他告别了。
以后不久，我同恭三等一批也是书呆子的人，迎来了解放。
朗润园六幢公寓楼落成，我们相继搬了进来。
『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却也是茂林修竹，翠湖青山，夏天红荷映日，冬日雪压苍松。
他（恭三）每天上午十一点前必到历史系办公室去取《参考消息》。他说，他故意把《参考消息》订在系里，以便每天往还，借以散步，锻炼身体，两耄耋老人每天在湖边相遇，这也可算是燕园后湖一景吧。
（中行先生）乔迁新居，虽然还时通音问，究亦不能在清晨湖畔，合十微笑了。我心头感到空荡荡的，大发思古之幽情。
人生就是如此，无所用其愧恨。
感情中要承担所有沉重的负担。悼念赵朴老
我诚敬的对班禅大师说：『这是托大师的洪福！』他笑着说：『我跟你一样！』可见班禅大师是一位多么平易近人的活佛。
（陈）邦织女士手持一幅朴老刚写好的字送给我。这真是喜从天降，我哪里会想到在异乡做客时竟能获得朴老的墨宝呢？
尼泊尔人尊文殊为保护神。在中国，文殊菩萨的圣地是五台山，因此尼泊尔朋友也视五台山为圣山。
他（赵朴老）那真正体现了佛教基本精神慈悲为怀的人格的魅力，却在无形中净化了我的灵魂。我缺少慧根，毕生同佛教研究打交道，却不能成为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是，我对佛教的最基本的教义万有无常却异常信服。
我只能像一般俗人一样悲痛不已。忆老友于道泉
他（于道泉）为了学习西藏文和蒙古文干脆搬进了雍和宫，同蒙古喇嘛住在一起，因此得了一个绰号『于喇嘛』。
读的书中就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同时他在研究『鬼学』，他相信有鬼。
此时此刻，世界万有不存在了，芸芸众生不存在了，是非得失不存在了，飞黄腾达不存在了，在茫茫的宇宙中，只有他眼前的这一个问题、这一件事物。
蝇营狗苟痛悼钟敬文先生
我们各走各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在勤恳地耕耘着，不相闻问，事实上也没有互相闻问的因缘。
自我们相交以来，他对此事（文革）没有说过半句抱怨的话，使我在心中暗暗的钦佩。我一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由几千年历史环境所决定，爱国成性。祖国是我们的母亲，不管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母亲总是母亲，我们总是无怨无悔，爱国如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一直到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其意义，而且更应当发扬光大。在这方面，钟老是我们的表率。
我却倾向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这种研究摸得着，看得清，是踏踏实实的学问。
由于钟老的缘故，我对北师大的事情也积极起来。每次有会，招之即来，来之必说。主要原因是想见上钟老一面。一面之晤，让我像充了电一般，回校后久久兴奋不已，读书写作更加勤奋。
他（钟老）正在医生严密『控制』下，不许会见老朋友，怕他兴奋激动，到了今年年初，我也因病进了医院，也处在大夫的严密『控制』下。
写这篇短文，几次潸然泪下。痛悼克家
一个老肺病，能活到99岁，才撒手人寰，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中建立首功者是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每次提到郑曼，北大教授邓广铭则赞不绝口。
诗人却浓墨重彩，仿佛手持宝剑追苍蝇，显得有点滑稽而已。因此 ，我认为这是败笔。
这一场没有结论的官司导致了我同克家成了终身挚友。
（1946年回国）就睡在克家的榻榻米上。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酒，地点就在这里，时间是1946年的中秋节。
克家天生是诗人，脑中溢满了感情，尤其重视友谊，视朋友逾亲人。好朋友进门，看他那一副手欲舞足欲蹈的样子，真令人心旷神怡。他表里如一，内外通明。
克家的两句诗，大意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第四辑 回首士林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我自己已经到了晚年，我的内心再也承受不住这一份悲痛，我也不愿意带着它离开人间。
有人戏称他（老舍）为『北京土地爷』。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
一个人除非到万不得已，否则绝不会自己抛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这个动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印度古代语法学家深通人情，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形式。死几乎都是被动的，有几个人主动的去死呢？
我猜想，老舍先生绝不会埋怨自己的祖国母亲，祖国母亲永远是可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爱的。回忆梁实秋先生
文茜和文骐留下没有走。在那极『左』的时代，有人把这一件事看得大得不得了。
我对他的回忆将永远保留在我的心中，直至我不能回忆为止。悼念沈从文先生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又窃笑自己太性急，人还没去，就写悼文，实在非常可笑。
湘西如果没有像沈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黄永玉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 terra 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平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证婚人好象是胡适之先生。
他（沈从文）那一本讲中国服饰史的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的赞扬，他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他自己也写章草，又成了一个书法家。
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奖，迷信的劲头，非常可爱
他（沈从文）依然是那样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白了就是没有留下伤痕。
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君培先生一向只承认自己是诗人，不是学者。
他的抒情诗曾爱到鲁迅先生的赞扬。可惜我对于新诗……因此，对冯先生的新诗，我不敢赞一词。
所有的散文家都不是率尔而作，他们写作都是异常认真的，简练揣摩，惨淡经营，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起头结尾，中间段落，无不精心推敲，慎重下笔。
言有尽而意无穷
没有说出来的比已经说出来的更为重要、更耐人寻味。寿作人
（江苏文艺出版社张昌华来信）：那日下午，我们应约到吴作人先生家为他拍照。他已中风，较严重。萧（淑芳）先生说他对以前的事记得清楚，对目下的事过目皆忘。有一件事，当时我十分激动，想立即告诉您的。那日，为吴先生拍过照以后，请他签名。我们把签名册送到他手中，我一页页翻过。当他见到您签的那页时，十分激动，用手指着您的签字直抖，双唇颤抖，眼睛含着泪花。他执笔非要签在您的名字旁，萧夫人怕他弄损了您的签字不好制版，请他在另一页上签，他固执不肯，样子十分生气。最后还是在另页上签了，但十分令人悲伤，也十分令人感动。悲伤的是一代美术大师连自己的名字也签不起来了（想不出），尽管萧夫人再次提醒，但他虽写不出自己的名字，倒写了一堆介乎美术线条的草字。杂乱，但十分清楚可辨的是您的『林』字。我想大概当时他完全沉浸在对您的美好回忆中。我可揣测，你们之间一定有着十分感人的友谊。而且，写着写着，他流了泪。他的签名始终没有完成，最后萧夫人用一张他病中精神状态好时签在一张二寸长纸条上的名字，我们为此十分激动、感动。
我虽然初出茅庐，但野心颇大：不收齐白石以下的作品。
往事如云、如烟，现在回忆起来，有的地方清晰，有的地方就比较模糊。我现在仿佛是面对着黄山的云海。我同作人兄在这长达八九个月中相处的回忆，就像云海中迷茫的白云，一片茫然；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在一片迷茫中又露出了黑色的山头，黑白相对照，特别引人注目。
这样的山头，最突出的有两个：一个是在印度的科钦，另一个是在缅甸的东枝。
情与景会，歌声愈唱愈高。
林泉秀美，花木扶疏，大地上一片浓碧。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在20世纪 30年代，）就是有点『洋气』，学生在校刊上常常同老师开点小玩笑，饶有风趣而无伤大雅。师不以为忤，生以此为乐。
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丝带系紧，丝带的颜色与裤子不同，往往是颇为鲜艳的，作蝴蝶结状，随着步履微微抖动翅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潇洒』。
他（叶公超）顾盼自雄，怡然自得。
郎静山先生
我原以为他（郎静山）早已成为古人——不，我连『以为』也没有『以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郎静山。对我来说，他早已成为博物馆中的人物，早已不存在了。
然而，正像《天方夜谭》中那个渔夫从海中捞出来了一个瓶子那样，瓶口一打开，里面蓦地钻出来了一个神怪。
（104岁的老人）没有戴助听器，说明他耳聪；双目炯炯有神，说明他目明。
他起坐走路，极其麻利，她（曾孙女）好象成了郎静山教授的双拐，总是被提着走，不是教授拄它，而是它拄教授。
中山装（季当天穿着）同长衫（郎当天穿着）比起来，还是超前一代的，如果真进博物馆的话，它还要排在长衫的后面。
当然是由于年纪大，我同郎静山先生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
要想谈话，是有充分的时间的，然而却无从谈起。我们来自两个世界，出自两个世纪。在一般情况下，我本来已经有资格来倚老卖老了。然而在郎老面前 ，他大我21岁，是我的父辈，我怎么还敢倚敢卖呢？他坐在那里，精神矍铄，却是一言不发。我感到尴尬，想搭讪着说两句话，然而又没有词儿。『今天天气哈哈哈』，在这里完全用不上。没有法子，只好呆坐在那里。我眼中的张中行
愧我钝根，未能早慧。
因缘这东西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无法抗御的，我没有什么话好说。
有时候，我们（季和张）站下来谈一谈。我们不说：『今天天气，哈，哈，哈！』我们谈一点学术界的情况，谈一谈读了什么有趣的书。
我当时尚缺自知之明，颇有点傲气，只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校，居然都考取了。我正做着留洋镀金的梦，觉得清华圆梦的可能性大，所以就进了清华。
山川信美非吾土
在他（张中行）的生花妙笔下，其实并不怎样美妙的红楼沙滩，却仿佛活了起来，有了形貌，有了感情，能说话，会微笑。中行先生怀着浓烈的『思古之幽情』，信笔写来，娓娓动听。他笔下那一些当年学术界的风云人物，虽墓木久拱，却又起死回生，出入红楼，形象历历在目。
中行先生的文章，我不敢说全部读过，但是读得确也不少。这几篇谈红楼沙滩的文章，信笔写来，舒卷自如，宛如行云流水，毫无斧凿痕迹，而情趣盎然，间有幽默，令人会心一笑。读这样的文章，简直是一种享受。
腹笥丰盈。
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需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回忆汤用彤先生
如果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没有真感情，我不写回忆文章。
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一种深奥难言的原因。既然『难言』，现在就先不『言』吧。
（季羡林）在南京做了一个夏天的『流动人口』，虽然饱赏了台城古柳的清碧，玄武湖旖旎的风光，却也患上了在南京享有盛名的疟疾，颇受了点苦头。
他（汤用彤）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
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
心中陶陶然也。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在当时，一位教授听另外一位教授讲课，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
这一大本笔记，我至今尚保存着，只是『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了，有朝一日总会重见天日的。这样一来，我就自认为是锡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个夙愿。
夏夜昏黑，我经常在缕缕的马缨花香中，怡然入梦。
1952年，我们北大从城里搬到了现在的燕园中来。政府早已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只有两个副校长，其中一个是党委书记江隆基兼任，实际上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就是锡予先生一人。
当时的北大，同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样，几乎是天天搞『运动』。然而北大这样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一只无形的带头羊，却并没有出什么娄子，这与校领导的团结和江隆基同志的睿智、正直是分不开的。
但我也绝非圣贤，七情六欲，样样都有：私心杂念，一应俱全。
我不尊重要感谢的师辈和友辈，颇有地位，尽管我对我这一生并不完全满意，但是有了这样的量友，我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赵元任先生
我最早读的他是著作是他同于道泉先生合译的《仓洋嘉措情歌》。
理论越钻越细，越钻越深，而对于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则往往注意不够，换句话说就是，只讲阳春白雪，不顾下里巴人；只讲雕龙，不讲雕虫。能龙虫并雕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王力先生——顺便说一句，了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为《龙虫并雕集》。
语言是思想的外化，谈语言不谈思想是搔不着痒处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我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扎根于东西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分析，而东方则是综合。
天底下绝没有泾渭分明的事物，起码是常识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辩愈明的。
东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问题，更关注背景和关系，更多地借助经验，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更能容忍反驳意见。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倾向于使事物本身脱离背景，避开矛盾，更多地信赖逻辑。两种思维习惯各有利弊。
文化和语言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思维模式。
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
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
当前科学的发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无限可分』的方法论。人事『越来越小』的研究路子，而应改变方略，从整体去研究，把宏观和微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他们的文章中还有很多极为精彩的意见，读之如入七宝楼台，美不胜收。
我们不是要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治学传统吗？想要做到这一点，不出两途：一是忠实地、完整地、亦步亦趋地跟着先生的足迹走，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表面看上去，这似乎是真正忠诚于自己的老师了。其实，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古今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学生这样做。依稀记得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说过一句话：『学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没有前途。
汉语不断发展演变，这首先是由内因所决定的，外因的影响也绝不空忽视。在历史上，汉语受到了两次外来语言的冲击。第一次是始于汉末的佛经翻译。……这次冲击对中国思想以及文学的影响既深且远，而对汉语本身则影响不甚显著。
中国语言还不够『科学』，还有点模糊，而语言模糊又是脑筋糊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