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闲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笔记(1)

第131页

英国人奥克肖特在这里说，一个保守性情的人“没有在未经探明的海上航行的冲动”。在132页他谈到“我们”，我们“有一个偏爱未曾尝试的东西的偏见”，“我们想要对任何事情都试一下，不管结果如何”。奥克肖特在这里把我们看作与那些在未经探明的海上航行的那些人、那些海洋探险家、贸易商和水手们同为一类。

奥克肖特对“我们”的思考将我引向伯纳德特美轮美奂的言辞：

“为了表明人的神秘叵测（deinotes），索福克勒斯《安提格涅》的悲剧合唱队给出了九种举证，其中，航海居于首位。合唱队思考了人的神秘，这种神秘体现于边界（limit）对于人而言的不存在，体现在那些埋葬波利内克斯（Polyneices）的人的鲁莽、他们对克立翁（Creon）的禁令的熟视无睹，哪怕那道禁令已经得到神的支持。以最明白的方式，航海把大自然分开的东西重新又联合在一起了。在黄金时代，航海是不存在的。那时，自给自足的初民用不着受到海外异民的污染。……只有当发现他者（others）的时候，理性言辞（logoi）方才成为可能。“他者”是柏拉图《智者篇》的主题，因此，那篇对话的陈述者不是在家的苏格拉底，而是匿名的来自他乡的陌生人。”

而奥克肖特对“理性”和“保守”的思考在古人那里也会得到回应：

“对埃及的这种理解，希罗多德最终得益于荷马。我们知道，荷马塑造的主人公之一【奥德修斯】走过了很多种族的城邦，并识别了他们的思想。奥德修斯之所以要回归故乡是因为他拥有故乡不曾具有的知识。异乡的知识校调了故乡的知识。归乡的奥德修斯为妻子复仇所体现出来的严酷正义（justice）被他的没有故乡的智慧（wisdom that has no home）所节制。在故乡以外，他只是“心灵”（metis）和“无人”（outis），只有回归故乡他才是莱修斯（Laetius）的儿子。奥德修斯在大海上航行。在阿克琉斯（Achilleus）的盾牌上，大海以大洋神（Oceanus）的样式包容了万物。按照荷马，大洋神是万物的源头（genesis），也是诸神的起源。因此，奥德修斯对智慧的寻求被智慧的源头所支持。关于万物的知识深植于万物的自然本性中。然而，知识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却违背了古代智慧的禁令，它告诫人们不要探究超出自己视野之外的东西，就像希罗多德笔下的巨吉斯（Gyges）在被国王坎道勒斯（Candaules）逼着去偷窥王后的裸体时向国王所告诫的。观看事物的自然本性犹如观看父亲的裸体。只有等到梭伦（Solon）完成雅典的立法并与雅典人民约定十年之内不得变法之后，希罗多德才让他扬帆海上去异乡远游，克洛伊索斯（Croesus）也才称赞他以“智者”和“漫游者”的美名（sophies eineken tes ses kai planes），并把他叫做哲人（philosopheon）。因此，把智慧（sophia）和漫游（plane）联系起来并不牵强附会：这是根植于哲学深处的双关语，它联结了智慧和错误。不管怎么样，“哲学”再没有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出现。”

“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当雅典的陌生人来到克里特岛用雅典的法律腐蚀或启蒙克里特人的时候提示说，从海港输入内陆的不仅仅是器皿百货。革命激进的《理想国》正是在【雅典城外的】彼来坞港（Piraeus）找到了真正的家。知识【对律法】的僭越品质在帝国形态中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修西底德说，雅典的海洋帝国和它对创新的无止境的“爱欲”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以至于它最高的雄心就是成为一座海上浮城，貌似乌有但却无处不在（nowhere and everywhere），没有根基但却拥有无比的实力。修西底德告诉我们，对雅典的年轻人而言，帝国的西西里远征表达了他们对“乌有乡”的莫名欲望，这种欲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不管雅典如何扩张它的帝国版图。修西底德提出的问题是思想的普世性与其存在于帝国实践中的政治对应物二者之间的不和谐。这一问题在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笔下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我从贺拉斯开始是因为想展示那个由希腊诗歌发现但却被后世所忘记的“起源”问题是怎样在一个非希腊的异族城邦里得到传承和再阐释，以及这个城邦又是怎样试图把那曾经使它得以成长的自由与它曾经认同乃至接受的异族智慧抹杀掉。贺拉斯文学事业的悖论特性在他的十六首“抒情诗”（epode）中得到清晰的展示。在诗里，贺拉斯以神启的诗人和先知自诩，建议罗马人举帆下海，和他一起寻找不知航海为何物的“幸运岛”。” 

雅典海洋帝国和不列颠海洋帝国的相似在孟德斯鸠那里得到了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