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ing V1.4.1对《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笔记(9)

第一章描述了本书的缘起和要解释的核心问题：政治制度的发展是艰难而痛苦的，需要漫长的时间，并且在遇到危机时会轻易衰败。

国家的诞生需要若干因素的汇合。

- 资源丰富（除了维持生活，仍有盈余）：可以是自然的，更多时候源于农业的兴起和技术进步；

- 社会规模足够大，能维持初级的社会分工和执政精英；

- 环境的束缚；

- 值得放弃自由的强大动机（外部的武力威胁，宗教领袖的魅力权威）。

东周的中国，每一项制度革新都与战争的需求直接相连：

兵役制，军官继而推广至文官的官僚体系建设，土地改革，人口注册制度，非家族化的等级行政部门，统一的度量衡，更好的通信和基建……

中国为何能在汉隋三百年的混乱后再次统一？

1. 中国国家制度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其许多的继承者在各自的边界内仍尽量复制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

2. 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创造的除了强大国家，还有共同文化，形成了一整套价值观。

印度没有经历漫长的战争，以开发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权力没有集中于国王，而是平分在祭司和武士阶层中，他们互相依赖，以求生存（国王之存在是为了保护瓦尔纳制度，而不是反过来）。

印度虽然没有发展成像中国那样的现代国家，但发展出了限制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法治雏形，这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国王居然会与地方法庭进行纯市场性的竞争，并最终以较为公正（不偏向地方）的口碑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进而使国王法庭成为事实上的全国性法律系统，然后才能在工作中建立起普通法这一法学基础，替代之前的惯例法。

西欧从家族至上的观念摆脱出来是因为教会的力量，而教会居然是出于纯经济的考量才这么做的——通过鼓励女性拥有自己的财产，或通过禁止纳妾破坏大家族遗产的传承等等，天主教会获得了巨大的捐赠增长，而财政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它的政治权力。

日耳曼、挪威、斯拉夫等等在部落皈依基督教后，仅仅数代之内其亲戚架构就濒于解散，转为更加现代，偏向个人的结构。

法治的产生源于教会（不管是欧洲的天主教教会、中东的穆斯林教法还是印度的印度教传统）。

而西欧的教会获得了自治（格里高利开除亨利四世教籍，以及之后一系列叙任权斗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教会机构的发展，其机构和规则得以确立。

光荣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使征税合法，从此以后，征税全凭同意。公众知道征税是为了更重要的目标，比如国防，而不是被浪费或是被贪污。纳税人支持英国接下来连续二十年接连不断的两场战争。

而专制法国的征税必须依赖强力，在同一时期征税从未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到15%，真正到手的往往更低（而英国最高将近30%）。同时，最负担得起征税的精英反而纷纷争取免税特权，这意味着最重的税赋被社会最弱成员担负——在路易十四过世的1715年，人口几乎是英国四倍的法国财政破产。

在之后，英国政府还被允许在透明的公共债务市场上借贷资金，使得国家愈加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