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记》试读:重大决策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管苏联、东欧事务。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计历史旧账,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十年”: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这期间,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 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场,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也列席参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 陈云同志提出了采取什么方式传递信息的问题。信息的传递,既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见使馆人员或派人前去访问,恐怕过于正式,而当时中苏之间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接触渠道。 小平同志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当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在他启程前,我们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对我们苏欧司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特地中断休假,从莫斯科郊区别墅急忙赶回,陪同前来。 会面时,于洪亮同志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的解决。中方建议先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做起。与此同时,双方还应考虑找到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苏联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的问题。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问题上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总之,只要双方站得高,看得远,有使两大邻国恢复睦邻关系的诚意,从解决一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就可以为两国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至于交换意见的形式,双方可以协商。 伊利切夫眯着眼睛仔细听着。他资格很老,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当过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消息报》、《真理报》主编,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赫鲁晓夫下台后,他退出中央领导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长。他为人稳健,处事谨慎,说话时字斟句酌,给人的印象是过于严谨而稍欠灵活。听了我方的说帖后,他做出的回应仍是惯常的外交辞令。他说,你的想法,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主动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时,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态,好像并未完全觉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倒是当时在座的中国通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说帖中的新东西,表示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这次会见以后,于洪亮即转赴华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专程来莫斯科的,同时也 给苏方考虑和准备回答的时间。 8月18日,当于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会见伊利切夫时,伊利切夫谈话的态度有所变化,口气也缓和多了,称已将中方的想法报告了中央,苏方将做出正式答复。 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作为正式答复的备忘录,表示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苏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碍”,这与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们认为,苏方对我方信息的反应是积极的。小平同志随后找我和于洪亮去他家里,亲自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详细汇报,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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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十记
作者: 钱其琛
isbn: 7501221103
书名: 外交十记
页数: 450
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定价: 48.00元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