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试读：牛群渡口旁的骚乱

    天啊，那帮该死的英国人。腰缠万贯，牛气冲天，就因为是牛津出身呗！你知道吗，德达鲁斯，你才真正有牛津派头呢。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年    早在我第一次去牛津之前，我就品尝过这种特别的、又苦又甜的橙子果酱的味道了。从1874年起，弗兰克·库珀的牛津果酱就从它的产地畅销到了大英帝国的每张早餐桌上。还有牛津运动（一场宗教运动）、牛津鞋（特制的鞋）和牛津包（肥大的法兰绒裤子）也是按照它们的产地命名的；牛津兰和牛津灰这两种色调也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画框形状叫牛津画框；如果谁需要一个人造膝关节，就会得到一个牛津膝关节。更不必提那代表性的牛津英语和傲慢的牛津口音了。    当你从埃尔斯菲尔德或从李特尔莫尔的山上下来，你的确能见到那著名的牛津美景，那“如梦似幻的尖塔”的景观。这个城市坐落一个盆地里，但每个来这里上大学的人，不管他从哪里来，都是到牛津高就（go up to Oxford）。这个小小的介词up显示了像库珀橙子果酱一样和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的优越性。    牛津的保护神是弗雷德斯维莎圣女，她是8世纪中叶的一位英国公主。据说，为了逃避一位纠缠不休的追求者，她一直逃到泰晤士河边，骑在牛背上渡过河去，并在逃脱的河岸上修庙祈祷。今天的基督教主教座堂就坐落在从前的圣弗雷德斯维莎修道院的原址，这座城市也就是围着它发展起来的。这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则中世纪神话和一个圣女传说，而且已被爱德华·伯恩-琼斯精美绝伦地绘在主教座堂里。    根据民间传说，牛津是因为牛群可以从此处涉水过河而命名的。可哪里是牛群的第一座渡口呢？在莫德林大桥还是在辛克赛渡口呢？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更有可能在今天的福利桥附近，即城南的中世纪的大渡口。公元912年的《盎格鲁-萨克逊编年史》里首次称它为Oxnaforda，位于一处容易赶牛过河的浅滩，恰好位于英国中部的中心位置，处于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贸易通道的交会处。泰晤士河和查韦尔河的卵石滩为人们提供了干燥的定居地，而周围的河流起到保护和防御作用。但是直到盎格鲁-萨克逊人才在那里定居下来，因为罗马人不愿意生活在沼泽地里。    现在除了北面，牛津三面都被河谷草地包围，是辽阔绿野中的一座城市，而它周边的草地都有着富有诗意的名字，如音乐草地、天使草地、莫德林幼林等。但这些草地经常被洪水淹没，从前遭受淹没的次数远比今天多得多。这里的气候潮湿、多雾，总体而言相当恶劣，但对罗伯特·伯顿这样的多愁善感者是十分理想的。牛津的名人传记里充满了感冒、沮丧、无法定义的神经官能症等词汇。旅游欧洲的美国人赫尔曼·梅威尔1857年指出了其中的细微区别， “不知是在牛津的回廊里还是在罗马患上了风湿病。帕姆菲利·多利亚有染上瘟疫的危险，而在牛津有能治病的丽人。”另外，除了慢性的伤风，科林·戴克斯特如此形容这些“牛津病”：“这种难以摆脱的痛苦让它的牺牲品飘浮在幻觉之中，以为他们在学识和观点上是不可替代的。”    《英国土地志》是诺曼人1086年的土地册，里面记载牛津有1 018座房子，为英国当时的第六大城市，排在伦敦、约克、诺里奇、林肯和温切斯特的后面。城墙包围着一个不足50公顷的四方形的城市。它还记录了西门商业中心和东门旅店，也只有这些名称还会让人想起那些早就被拆除了的城门。王宫比乌蒙特宫殿除了一个比乌蒙特街的街名，也没有留下多少建筑的遗迹。这条街的最西端曾经坐落着亨利一世宫殿，他的孙子理查德·洛温赫茨就是在这里降生的，大约就在今天的汽车站所在的地方。牛津当时是从一个乡下小城逐渐扩张起来的，它曾经是科茨沃尔德的织布和毛纺工业中心。织布工和制革工组成了行会，它们在谷市街上的生意一片兴隆。亨利二世1155年宣布，允许牛津的这个商业行会拥有经商特权，让这座远比其大学古老的城市的居民充满了信心。因为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确切知道，第一批经院哲学家们是什么时间以及如何来到这个牛群的渡口的。    这些英国的教师和学生，或是从巴黎游学归来，或是被巴黎大学赶走的，也有可能是被亨利二世召回故乡的。这事发生在1167年左右，是个相当模糊的开端，无论如何，它不同于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大学，它们都是得到了国王或教皇的许可的。在寻找合适的创建之父时，牛津的这所高校表现出了丰富的想像力：他们想到了艾尔弗雷德国王，甚至罗马的布鲁图斯，据说还有一些希腊哲学家跟随他来到牛津。可为什么偏偏选择牛津呢？为什么这所大学诞生在乡下而不是在大都市呢？无人能对此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牛津大学早在1214年之前，就举行过非正式的讲座，是一种经院哲学家们的教学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修道院学校。奥古斯丁教、本笃会、多米尼加教、方济各会、西妥教团、加尔默罗会，中世纪的所有重要教会在牛津大学都有修士。牛津大学的首任校长（1224年左右）是位方济各会修士，也就是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作为经院哲学派神学家，他发展出一种科学方法，将贵族的逻辑学和天主教的正统观念融合在一起, 也将光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现象引进了一种不再仅仅带有玄学色彩的理论。格罗斯泰特之后，一批伟大的方济各会学者相继来到牛津，例如罗杰·培根、约翰·顿斯·斯科图斯、奥卡姆。主要是这些光驱们，再加上默顿学院的一群研究数学的哲学家，使得牛津大学很早就被视为领先的欧洲大学之一。“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这是阿宾顿的圣埃德蒙给他的学生们的教诲。圣埃德蒙过着一种隐士的生活，曾担任过坎特伯雷大主教，1247年被奉为圣者，并在牛津大学立了一尊圣像。    开始时大多数学生生活在所谓的学堂里，这是学院的前身。这些住处或者寄宿舍都是私人性质的，是教师们在城里租来安顿学生进行授课的地方。只有大主教或王室男性们创办的学院才成了拥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的合法机构。和寄宿舍不同的是，这些学院有长期的经济资助，作为交换，它们要为资助人的灵魂祈祷。这种科学和追思死者的并存确保了被捐助者的自给自足、自主管理，对大学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恒久的影响。就这样，一度曾经达到120多个的学堂渐渐地被学院所吞并了，只有圣埃德蒙学堂一直存在到今天。    12世纪末前后，这些学习和教育团体合并成一所大学，最初，其字面意思只是指一种教授者和学习者的总体。它们形成一种经院哲学的行会，和别的行会一样，为它的成员提供法律保护和特权，最初也包括房租约束。牛津大学跟巴黎大学和博洛纳大学同属于欧洲最早的3所大学，布拉格大学直到 1348年才成立，而德国最早的海德堡大学于1386年建立。牛津大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欧洲大学的制度。牛津人一直有权选举他们的校长，这保证了大学在教会和王权之间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只有各学院的自律自治才能限制大学。这种邦联式合议制度，这种分散自立的结构，至今都是牛津（和剑桥）的特色。比如说，注册入学的权利仍然掌握在各学院手里，而不在大学管理者的手里。    牛津的名气很快就将全欧洲的大学生和学者吸引过来了。他们大部分住在老城的北部和东部，在圣玛丽大学教堂附近。在那里他们形成了拉丁语区，所有的居民讲拉丁语，还穿一种学袍，就是经院哲学阶级的长袍。市镇及其商店主要集中在城市西部，位于谷物市场和城堡之间，这种分界至今都能感觉出来。    现在他们来了，开始只是一些转租的房客，但后来就像候鸟一般，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往返逗留，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建筑并形成奇怪的传统。而这个城市用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这种繁忙的景象，好像牛津大学是他们巢里令人讨厌的杜鹃①。同时，当地人也从那些不受欢迎的外来者身上获得好处，饭店老板以及商人、面包师傅、鞋匠、裁缝、石匠，一整套服务行业随大学一起发展起来。但大学城的居民和全体师生的共生现象总是会导致某种紧张关系，有直接对抗、仇恨，还有强烈的攻击。1355年，牛津发生了一场大骚乱，就在神圣的修士节那天。    1355年2月10日是个星期二，那天，几名大学生在斯温德尔斯托克客栈里骂葡萄酒质量不好，顿时酒杯横飞。接着，酒馆的斗殴演变成街头大战。这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但是随后的两天，城里的暴民横扫大学生居住区，抢劫凶杀。后来有63名学生倒在了血泊中。国王判处对这座城市进行罚款，分500年付清。从此以后，在每年的修士节那天，牛津市长就领着62名市民前去大学赔礼道歉。在圣玛丽大学教堂里举行的弥撒上，他们将当年的罚金交给大学副校长，也就是为每个被打死的大学生一个银币。这种象征性罚款直到1825年才结束。1955年2月10日市民和学校师生达成了明确的和解：市长成为大学的荣誉博士，副校长成了城市的荣誉市民。    由于学生们的种种特权，穿学袍的那些人显然从一开始就不被城里人喜欢。早在1214年的文件里就保证了大学要比城区享有更多的权益。大学教师当时全是神职人员，他们不受民事法庭管制，而是受教会法庭管。那位牛津经院哲学大学的校长很快就充分利用这一特权，作为最高权威，他不仅仅制定大学生们的纪律，而且校长法庭使大学在中世纪取得了生杀予夺的司法权。18世纪时就有一位学院工作人员被判处了死刑，只因为他偷了布拉塞诺斯学院的酒。对商品的监督、对方圆20里内的戏剧节目进行审批，这些事务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大学的特权。直到1977年，它才彻底地放弃了它自己的法律机构，副校长法庭。    牛津大学是一个具有修道院特征的机构，和剑桥十分类似，而且它中世纪的丰富学识传承了僧侣制度的精神。我们今天还能从细微的细节上分辨出修道院的痕迹，即教会之根，无论从黑色的长袍、拉丁文的习俗和头衔，还是从耶稣学院、三一学院、众灵学院、基督圣体学院这些名称上。莫德林学院的基石砌在礼拜堂的祭坛里，那是一个古老的坚定永恒的象征。在早期的意大利大学，医学和法学特别发达，而在牛津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神学。约翰·威克利夫不是平白无故地将牛津称做“贵族的葡萄园”的，因为作为神学家和教会批评家，他一直生活在牛津，直到1381年被禁止授课。他将《圣经》译成英国通俗语言，使得普通人都能直接触及上帝的旨意，但这在当时可是一种异端行为。14世纪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中就有6位默顿学院的毕业生。英国圣公会的现任总主教罗恩·威廉斯，也是在牛津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学校授课的。牛津由大主教创办的学院比剑桥多，牛津培养出的大主教和院长的数目也要大得多。神学院的讲座也能产生政治权力，王室的许多首相和部长都是从教会上层中选取的。作为优秀的教职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大储备库，牛津大学成了国家机关，而其大学的历史成了英国历史的一面镜子。    16世纪初，牛津约有3 000居民，但它仍然是座小城市。文艺复兴时期，它发展成了知识分子活跃的中心，同巴黎、帕多瓦和萨拉曼卡的大学处于同等地位。当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1499年访问牛津时，他也感受到了这种新精神。他在牛津待了3个月，参加过讨论会和学院节日，只有“众人的妒忌”、学究式的高傲，牛津普遍而固有的弊病会困扰他。后来伊拉斯谟在剑桥住了下来，虽然他一直以来更倾向于牛津，至少牛津人更相信如此。后来，教育全人类的人文主义理想使这些学院世俗化了，从图书馆一直到教学大纲都在灌输这种人文思想。这时，不再强调中世纪的神性、上帝的博学，而是更强调人文主义；不再尊崇经院哲学的经典，而是推行以修辞学为主、以学习古典名著为基础的文学教育。由此牛津诞生了人文写作系，牛津人称它的传统考试科目为大学科（Greats）。古典语文学和历史成了这所大学的必修专业，而且为了能在非洲、印度、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就，希腊语和拉丁语成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理想语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理解罗马帝国，就能统治大英帝国。     牛津的改革是激进的。自中世纪以来，圣弗莱茨维德修道院、奥斯奈修道院、戈德斯托夫修道院、雷夫莱修道院曾经像一串念珠散布在城市周围，而现在这些珍珠早已坠落于尘埃。当信奉新教的改革者们也想取缔学院、抢掠它们的捐赠品时，亨利八世拒绝接受，他说：“先生们，我告诉你们，我认为全英国再没有比我们的大学更好的地方了。只有在它的维护下，即使我们死了、腐烂掉了，我们的王国都会得到妥善的管理。”这样，虽然各教派损失了它们的学院，但学院本身并没有消亡—格洛斯特学堂变成了伍斯特学院，德勒姆学院成了三一学院。当时尚未竣工的沃尔西红衣主教学院是所有学院中最大的学院，在红衣主教被推翻后，国王将它重新扩建，也就是基督教堂学院，自1546年起成为新的大主教所在地牛津的中心。亨利八世同时还在剑桥新建了三一学院，以此表明他多么重视这两所大学的合议制度。他也要求它的神学家们帮助他将英国圣公会立为国教。不久，当他的女儿玛丽登上王位，想让这个国家重新变成天主教国家时，牛津大学的神学家们扮演了一个模范性的然而不很光彩的角色。    1555年，两名改革先驱—休·拉蒂默和尼古拉斯·里德利被从伦敦塔押送往牛津。在那里，而不是在伦敦，他们被当做异教徒送上了大学的正统教会法庭。审判在神学院进行，那是一种传统的公审，最后他们在巴利奥尔学院对面的一个柴堆上受刑。拉蒂默临终的话是改革派经常引用的豪言壮语： “振作起来，里德利老师，享受这一时刻。我们今天将点燃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拉蒂默很快就死了，因为挂在他脖子上的火药很快就爆炸了，而里德利的柴堆只是慢慢地燃烧（“我烧不起来!”他当时喊道）。不到半年后，玛丽这个极端的天主教徒也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送上了牛津的柴堆。    伊丽莎白一世也推行大学教育政策，她比她的同父异母姐姐有节制得多，但坚定的性格绝不亚于玛丽。这下牛津和剑桥又重新开始长期垄断英国的教育了。同时这也带来一些弊端：天主教徒、犹太人、贵格会教徒、浸礼会信徒、无神论者、各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们一直到19世纪末都被排除在校门之外。每个大学生都必须对着1571年颁布的《三十九条信纲》宣誓，因为这代表着英国的信仰立场—在牛津注册入学时就要宣誓，而剑桥是要等到毕业考试之前。直到1854年，这一不可靠的举动才被废除。但是直到1871年，几乎所有的学院职位和教授席位都将持不同信仰者排除在外。    市民和师生之间自古以来就沿承的纠纷在内战时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内战时，大学支持国王，而市民支持议会。整整4年，牛津都成了保皇派的根椐地。1642年秋天，查理一世被赶出伦敦，带着他的朝臣和军队搬进他在牛津大学的总部。国王向几家学院征收钱财，将它们的银子用做战争经费。就这样，新学院成了火药筒，学校公园成了炮兵的据点。教师和学生们每星期必须帮军队修筑一次战壕。查理一世住在基督教堂学院，而玛丽王后住在默顿学院，两学院中间是基督圣体学院。为了让国王行动起来更方便，他们在花园围墙上开了一道门。戴维·利克是基督圣体学院的园丁，他保证说，这道木门—查理国王的专用门，“从那以后再没有打开过”。    1646年6月24日，牛津大学落到了议会军队的手里。查理国王早在4月份就戴上假胡子，化装成仆人，离开了该城。在处死查理一世两年之后，大学选举奥利弗·克伦威尔担任它的校长。牛津—“失败事业之家”，又一次选错了对象，因为君主专制复辟了。查理二世和他的父亲一样，当他访问牛津时就住在基督教堂学院里。在大学校园里，他只带他的西班牙狗溜达，还将他的情妇卡斯尔曼妮夫人安排在默顿学院。1665年，卡斯尔曼妮夫人偏偏在学院里给他生下一个儿子，这事实在出人意料，但总比当时光在伦敦就夺去了7万人性命的瘟疫好得多。在牛津—国王的行宫，英国议会在这里召开了两次会议，而 1681年的那次是议会最后一次在威斯敏斯特以外的地方召开的会议。    在所有王朝中，斯图亚特王朝对牛津的感情最深。然而1687年，大学和王室之间出现了一次典型的权力较量。詹姆士二世不顾各学院根深蒂固的自治制度，任命一位天主教徒担任莫德林学院的院长，他还要牛津向罗马看齐，让英国回归到正确的信仰。可他既不能强迫莫德林学院的院士们一致接受，又不能吓倒他们。在院士们遭解雇后，学院也拒绝了那位指定候选人。国王虽然亲自来到牛津进行指挥，然而徒劳无功而返。他在倒台前两个月让步了，而莫德林学院则点起欢乐之火，鸣钟庆祝。从此以后，学院就在每年10月25日以一顿王政复辟晚餐来欢庆这场胜利和院士们的复职。    大学从一开始就在寻求王室的保护。奥里尔学院是第一座有君主做保护伞的学院，这位君主就是爱德华二世。牛津大学也一直十分重视设立王室教授席位。可是，尽管大学离权力很近，但它不允许任何人剥夺它的自主管理权。伊丽莎白一世访问过她的“亲爱的牛津”两次；詹姆士一世赞扬它是“记忆女神最神圣的庙宇”，是“缪斯之母”；只有维多利亚女王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古老的僧侣角落”。尽管如此，维多利亚女王还是送她的长子爱德华王子去上基督教堂学院。伯蒂觉得牛津很无聊，他更喜欢剑桥。而威廉王子一个也不喜欢，所以查尔斯亲王的这位长子就读的是爱尔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    让它的子孙后代去经历牛桥的折磨早就不光是英国王室的优良传统了。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将他的女儿送去了玛格丽特夫人学堂，让他的儿子去上巴利奥尔学院（和他本人一样）。日本皇室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人是德仁皇太子，1988年，他以一篇研究泰晤士河在18世纪作为运输通道所起作用的论文获得默顿学院的历史学硕士学位。他的夫人雅子和弟弟阿亚读的也是默顿学院。从那以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就像维维安·威斯特伍德设计的长袍一样吸引着日本的精英人士。    今天的牛津和以前一样充斥着十分普遍的怨言：交通太差！噪音太强！“牛津城纯粹是个地狱。它跟纽约相比，要拥挤5倍，交通噪音要高6倍。”（W·H·奥登语）18世纪末，为了适应马车交通的增加，最后的两座城门也被拆除了。每天100多辆邮车，可以想像那是多么拥挤啊！但发展的更高形式又一次从一所学院里诞生了。1637年的某一天，一种新鲜、陌生、奇妙的气味飘过巴利奥尔学院的一个个房间：咖啡香！一位来自希腊的大学生—纳撒内尔·科诺皮奥斯，成了“我曾经看到他喝咖啡的第一人”，他的同学约翰·伊夫林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的首家咖啡店于1651年在牛津开张—高街上的天使咖啡店，大体上位于今天的大咖啡屋所在的位置。在旁边的提尔公园附近，年轻的克利斯托弗·雷恩喝着他的咖啡，读着来自伦敦的最新报纸，同他的化学俱乐部的朋友们，也是后来的皇家俱乐部热情活泼的成员们进行着讨论。17世纪下半叶不仅仅是人们称做“便士大学”的咖啡屋的伟大时代—一杯咖啡卖1便士，那也是学院教育的黄金时代，牛津出现了像约翰·洛克这样的哲学家和罗伯特·胡克这样的物理学家。但学院当时就开始演变成一种俱乐部和绅士官邸的混合体了。    自从王政复辟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层社会的富家子弟来到牛津（和剑桥），以他们的方式充实了教学大纲。酗酒、赌博、嫖妓成了男人们考核自己的科目，而不是考核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历史学家埃德蒙·吉本在1752~1753年上学期间在莫德林学院度过了14个月—“我一生中最无用、收获最小的时间”，因为教授们长期以来“完全抛开了教学的假象”，他们所教的是教会的和反动的内容。吉本不得不离开这所学院，因为他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还有约翰逊博士，著名的词典学家，一年之后也离开了牛津。那是1729年，正如他的朋友博斯韦尔所写，“为贫穷所逼”，因为他没有钱。贫穷的约翰逊是一个脚穿破鞋的聪明人。    18世纪，牛津大学是一个小型的阶级社会。等级制度里也包括那些给同学当仆人来资助个人学业的贫穷学生，他们侍候那些贵族子弟，那些学院俱乐部的特权者。基督教堂学院还在1600年左右就为这些寄生虫学生单独修建了寓所。在这种气氛中，韦斯利兄弟及其朋友们有点标新立异。他们从 1729年起就在林肯学院聚会，约翰·韦斯利是那里的院士，而弟弟查尔斯是那里的学生，他们在上课时间一起阅读古典文学，星期天阅读《圣经》，去监狱拜访犯人，探望病人，从事社会公益工作。同学们称他们是“圣人俱乐部”、“圣经蠹虫”或“卫理公会教徒”，因为他们行事十分严格，而且他们信守自己的信念，生活得丰富多彩。卫理公会教徒们还以这个别名发展成了一种世界范围的运动。    牛津一直就是一座思想家和探索者、著名怀疑者和狂热改革家的城市，从14世纪的约翰·威克利夫一直到约翰·韦斯利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只要1833年7月14日在圣玛丽学院参加过立法布道的，就可以讲他亲历过牛津运动的发端。当时，诗歌教授约翰·吉卜尔宣讲了国家对信仰的背离。事件的起因是一些爱尔兰教区受到的压迫，而较大的问题则是教会要独立于国家，缅怀他们的天主教之根。这些激进思想起源于牛津，随后几年席卷全国，成为当时的大争论之一，对国内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如人们常讲的，牛津运动起始于奥里尔学院的公用室。这场运动的先驱者，3名大学教师，曾聚集在那里—约翰·基布尔，后来的乡村牧师和深受欢迎的赞美诗诗人；爱德华·普西，希伯来语教授，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还有约翰·亨利·纽曼，圣玛丽教堂的代理牧师。他们在布道时以及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总共70篇文章中宣传他们的改革思想：提倡基督教早期神学家们的理论，提倡古代教会的礼拜仪式，提倡圣礼的神圣，关心城里的穷人，而不仅是关心人们的灵魂生活。他们试图在罗马和英国教会之间找到一种中庸之道，一种新的英国天主教的虔诚感。    约翰·纽曼成了牛津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布道使圣玛丽教堂听众云集，分裂了牛津的一致信仰。亲耳聆听过约翰·纽曼布道的马修·阿诺德描写道：“在下午朦胧的光线里，穿过圣玛丽教堂的走廊，走进布道的讲坛，然后，他用语言和思想打破沉寂，犹如一种宗教的音乐—微妙、甜美、悲伤、催人神思，谁能抵制这圣灵出现时的诱惑呢？”纽曼的信徒们在言行上都追随他们的偶像，像他一样严格斋戒。1845年纽曼皈依天主教离开了牛津，这让他的弟子们也大为震惊。十几年后，前拉斐尔派的画家约翰·埃弗里特·米莱为他画了一副肖像画：面色苍白，苦行僧似的、魅力独特的形象，身着红衣主教猩红色的僧袍。    基布尔学院，在这牛津运动的诞生地，运动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体，尽管它的反叛精神早就被圣公会的幕后统治集团消耗光了。只有圣玛丽·莫德林教堂被烟雾缭绕的大弥撒拯救了下来—英国圣公会倾向于天主教的高教会派的传统礼拜仪式。耶利哥城区的运河旁坐落着牛津运动时的战舰—圣巴纳巴斯教堂，建有新拜占庭式的金光闪闪的半圆形后殿。19世纪的一幅漫画将这座教堂画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车站，还在上面标着：“圣巴纳巴斯，统统换车去罗马！”    这一反教皇的情绪有其传统根源。人们曾经将天主教徒看做是服务于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五纵队，是英国的敌人，而且是一项政治死罪。现在好了：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1840~1850年间英国天主教徒的数目不止翻了一倍，增加到了84.6万人左右。许多改变信仰的名人都来自牛津：像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这些作家，极度兴奋的抒情诗人和耶稣会会士G·M·霍普金斯，连罗马教皇都非常崇拜的英国天主教辩护士C·S·刘易斯。在牛津大学就读过的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是宗教改革以来被选为牛津院士的第一位天主教徒—“斯莱戈郡人”厄克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学教师之一，他所谓的罪孽让格林的学友伊夫林·沃怒不可遏，伊夫林深更半夜在学院庭院里喊叫：“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和男人睡觉！”在伊夫林的《重访布赖兹海德》里，雅斯珀尔给他的侄子查尔斯提出了那个牛津式的建议：“你要当心天主教徒们，他们全都是同性恋，讲一口难听的重音的英语。”    　直到1854年，大学才正式接收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的不信奉国教者入学牛津运动的结果。主要是取消测验活动，取消《三十九条信纲》条款，别的运动也想涌进牛津—铁路。不过它来的还是很晚，院长们直到1844年都在排斥它。当时邮车需要6个小时才能到达伦敦，所以何必让大学生们更快地接触到首都的诱惑呢？     大学也强烈反对大西部铁道公司将一个车厢生产厂迁到牛津的要求。1865年，斯温登公司获得了该项目。看上去工业革命在这座有着如梦似幻的尖塔的城市里没有燃起任何希望，虽然在1790年，像每个注重自己的名誉的英国人一样，牛津也修建了一段运河。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从经济上来看，这会促进它同考文垂和中部煤矿的联系；而对于院长们来说，这可是种大不幸。但是，这是自那个不幸的圣修士节骚乱以来，市民和学院师生之间的首次大合作。     中世纪时牛津的财富主要是织布工人们创造的。当他们搬到乡下时，这一行业带来了城市的经济损失，而从中获得好处的只有各学院，这下他们可以借机买下市中心最好的地皮了。19世纪中期，大学拥有不止30公顷的占地面积，超过一半的内城，而当地居民住在高街后面的狭窄胡同里，或住在条件恶劣的郊区。城里多次出现天花，圣埃伯贫民区里也发生过，而基督教堂学院就坐落在这个贫民区中央位置。1801~1851年，居民人数翻了一倍，增长到 25 000人，但贫穷仍然笼罩着工人聚居区。19世纪时，牛津只有一种值得一提的工业—印刷业。其中最大的一家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有750名雇员。     说起牛津大学出版社，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光辉笼罩着这个名字及其所有者和大学的徽标—三个王冠之间是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左侧盖有 7枚印章，正面印有座右铭：“上帝是我的明灯”。大主教劳德早就认识到了，用上帝的话一定可以做成好生意。1636年，他为他的大学争取到了《圣经》的经营垄断权和出版“各种书籍”的国王特许令。19世纪，《圣经》和祈祷书成了这家出版社的畅销书，还有课本、选集、百科全书、词典，尤其是传奇式的《牛津英语词典》它们被成吨地用船只运往美国，运往英属殖民地，运往大英帝国的所有角落。于是牛津图书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出版社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但印刷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如何呢？     1830年，出版社连同印刷厂搬到了耶利哥郊区的一幢漂亮的新建筑里。除了专业工人，出版社还雇有数百名孩子—因为工厂法不适用于出版社，他们才得以这么做。在这里，刚满10岁的排字童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收入5个先令，有些孩子只拿到一半。人们称他们为排字小鬼。为了不必付给他们成人工资，年满16岁后他们就被辞退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印刷厂里的情况也不比这里好。那么今天呢？牛津图书在世界各地印刷，只是不再在牛津印刷。自从1989年，这所大学关闭了它自己的失去了竞争能力的印刷厂。     19世纪早期，自从作家威廉·科贝特1821年就读牛津时轻蔑地离开了学院，离开了“它所隐含的威胁和它派出的马蜂”，对这些象牙塔里的学院的批评就越来越尖锐。1854年的大学改革改善了管理和教学计划：自然科学学科被吸收进了教学计划，而且增加了贫穷学生入学的机会。25年后，第一批女生来到了牛津。1877年，它也取消了院士禁止结婚的禁令及其他限制。直到这时，中世纪才在牛津大学结束了。     1900年，城市拥有近5万居民，早就超出了大学的人数，将近2 500名大学生和讲师都骑自行车上下课。这场牛津运动形成了大英帝国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自行车俱乐部，即于1877年成立的大学自行车俱乐部。俱乐部就在英国自行车密度最高的地方，宽街尽头王臂酒吧旁的十字路口。全世界或许只有越南河内街头的自行车比牛津多。一位先知先觉的市民发现了这些情况，他14岁时开始为大学生们修理自行车，1901年他在高街开了一家自行车商店，后来成为英国最成功的汽车制造商，他就是威廉·理查德·莫里斯，纳菲尔德子爵。破旧的莫里斯车库就是MG品牌的发育细胞，坐落在长墙街21号，邻近莫德林学院对面的罗特威尔德公园。     1913年，第一辆莫里斯牛津牌汽车从考利郊区的工厂里开了出来。那是有着牛鼻子模样的体积小而便宜的莫里斯汽车，其受欢迎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之后不久，每年就有10万辆车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另一位“花言巧语”的威廉·莫里斯在结束他的牛津学业后倡导工艺美术和社会主义，而他的兄弟则第一次让本城的居民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高收入。1936年这些莫里斯工厂是美国境外最大的汽车制造厂。1945年之后，牛津还生产出两种成功的汽车：莫里斯·米诺尔，战后英国的一个象征；微型奥斯汀，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人人都在开着它，从特威吉到斯诺登伯爵。在巅峰时期，考利汽车制造厂和钢铁厂的职工人数将近3万人。经过多次重组之后，当1994年宝马公司收购剩余部分时，只剩几千名职工了。但考利的生产流水线又开始生产那种日本最畅销的英国微型汽车的后代车型了。     在莫里斯汽车繁荣的那些年里，在市民和师生之外又出现了第三个牛津，约翰·贝奇曼称之为汽车城。当时牛津城变成了考利的拉丁语区，牛津大学只是这座工业城市的附属品。大学生斯蒂芬·施彭德感觉那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大学里惟一像牛津的部分是学院、教堂、教室和旧建筑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岛屿世界，它被夹在工业城的红墙般的海洋之间，卡车和汽车在这之间往来，像是希腊岛屿外新兴时代的船只。”城市居民人数在30年内增加了一倍， 1939年将近10万人，主要是来自威尔士和英国中部的外来人口。不过，大学也在膨胀：由1850年的1 300名大学生增加到1931年的4 600名，而到20世纪末增加到3倍还多。女学生、国立学校、自然科学家和毕业生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学校的飞速增长。     1934年10月，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年轻哲学家开始了那场英雄式的试验，在默顿学院的了不起的小伙子们中间推行“非思考的思考”。他叫做西奥多·维森格兰德-阿多诺，当时被纳粹党驱逐出了德国。希特勒时代，逃到牛津的人群中也包括奥地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埃尔温·施勒丁格，还有他的来自柏林的同事尼古拉斯·科尔蒂，作为克拉伦顿实验室的一位主要的实验物理学家，尼古拉斯后来参与了英国的核炸弹工程。逃亡过来的还有海德堡的思想史学家雷蒙·克利班斯基、维也纳的艺术史学家奥托·佩希特和勋贝格的学生埃贡·韦勒兹，后来担任林肯学院的拜占庭音乐专家来自汉堡的厄恩斯特·卡西雷尔、弗赖堡的爱德华·弗伦克尔—牛津古典语文学教师中的首位外国人。在这许多德国科学家逃亡过来之后，牛津叫做“欧洲最好的德国大学”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抒情诗人和散文家米歇尔·汉堡也在孩童时代随他的犹太家庭于1933年逃出柏林，在翻译赫尔德林、策兰、格拉斯等人的作品从而将德国文学译介到英国并因此而出名之前，他也在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哥特式老虎凳上忍受了几年”。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档案资料卷帙浩繁，这要归功于一位德国流亡者—巴利奥尔学院院士阿尔布雷克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他是作曲家的一位后继人。     今天，牛津有40所学院。难怪有则老笑话讲，美国游客时常会在牛津街头问路：“牛津大学在哪儿?”在大学的影响下，牛津出现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学校，例如预备学校、高等学校、一所称为秘书学校综合性科技学校、十几家语言学校、暑期学校、专科院校和私立学院，它们都想得到牛津这块招牌。另外还有像爱德华·格林辅导学校这样的填鸭式教育，在那里，大学预科生支付高额的学费，希望被训练具有牛津入学资格。在汽车生产败落之后，教育行业是牛津除旅游之外最大的经济行业，一个有着1万多名从业人员的繁荣行业。     牛津是一座图书城，是国内第二大出版中心，仅次于伦敦。医院系统也属牛津经济的传统支柱，像各学院一样具有高度专业化，另外还有高科技公司和一个扩张的服务行业。今天，牛津3/4的就业者是在服务行业谋生的。1996年夏天，我在那些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的早该废弃的观光汽车之间看到了第一批三轮人力车，是一种自行车式的出租车，这是有创意的大学生们为游客提供的一项新兴服务。同年，该城聘请了一位自己的旅游女经理，而在那之前只有一家旅行社，还没有销售部（“从没想要它，从没需要过它”）。每年约有500万游客到牛津旅游，其中一半是在从伦敦去埃文河上游的斯特拉福德的途中来此一日游的。这样，继威尼斯、佛罗伦萨、萨尔斯堡、布吕格和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之后，牛津成了欧洲的第六座一直以人口密集著称的文化中心。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在旅游旺季时参观牛津必须买门票，像弗迈尔或其他的热点游览一样限定时间。     学院和游客背后是另一个牛津—巴顿区和蓝鸟区荒凉的新楼区，位于城郊居住区，里面聚集着社会救济人员、失业者、单身母亲、退休人员、少数人种。但繁华的内城里的失败者和失落者也不容忽视。哈维尔·马里亚斯的长篇小说《万灵》里写道：“我们似乎有一种印象，好像乞丐跟大学生一样多。一方存在是另一方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牛津，作为英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人口中无家可归者的平均数目是除伦敦之外最高的。这些人漂泊简陋地生活，因为无家可归，只有落魄在牛津的街道上。这个城市像块磁铁似的吸引着他们，从中世纪开始就这样了。这里有众多的僧侣和慈善家，因而乞丐和流浪工人在此能得到施舍或一个过夜的地方，这已经演变成一个乐善好施的传统。而今天，庇护所或基督教会这些组织仍在将它发扬光大。     人们称牛津是“英国的乞丐之都”，一个募捐者的麦加。情形看起来越是糟糕，这里的人就越热心于行善，好像牛津愧对它的“失败者之家”的名声似的。1942年10月5日，一群市民聚集在圣玛丽教堂的老图书馆里，要为战争地区的挨饿者组织援助活动，特别是为希腊人，市民和师生们都参加了由一位贵格会女教徒发起的这次活动。当时有很多这种组织，但只有牛津饥饿者救济会（Oxfam）出了名。牛津饥饿者救济会在全英国拥有3万多名志愿者和近900家旧货商店，它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最重要的英国救济组织，也是最有钱的，每年的收入约在1.5亿欧元左右。     20世纪90年代，牛津的无家可归者当中也开始出现了本地人，而且住房紧缺的情况比伦敦城区更严重。市中心的全部住宅区都属于学院的管辖，而学院将它们租给学生。因而剩余的居住空间相对地就少而贵了。当时牛津城等候购买廉价福利房的名单上有将近5 000户家庭，其中有数百户住在临时住房里或住在城郊的流动房车里。谁有经济实力，谁就会搬到牛津北区、老黑丁顿区、康姆诺尔山。就连耶利哥从前的工人居住区的普通房屋也已经上涨了，而且贵了许多。比较便宜的牛津东区、考利区、伯特利区和奥斯奈区仍然相对比较偏宜。     市民和师生之间的纠纷怎么样了？自从1604年以来，在不受城市候选人数的影响下，大学可以派自己的一名议员参加伦敦的议院，而且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牛津毕业生推选。詹姆士一世也将这一特权许诺给了剑桥大学，到1945年这一特权被工党政府废除了。1974年，议院最终取消了牛津大学在牛津市议会里自设办事处的权利。而600年之后，牛津大学人第一次变得像普遍市民一样了。曾经发生在街头的市民和学生斗殴的事件销声匿迹了，至多是对有关规划的争执，而且争来争去也只是双方之间的小小较量而已。     在牛津，住房紧张、刑事案件不断、社会福利问题不比其他的英国大城市少，只是不及它们那么明显罢了，至少对于游客来说如此。然而在众灵学院的教师和考利区的巴基斯坦人之间，在巴利奥尔学院和蓝鸟街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牛津是一座栅栏和壕沟的城市：它们存在于市井和学校之间，牛津大学和其他综合性科技学校之间，各居民区之间，甚至各学院和各学派之间，大学教师、大学职员和令人同情的其他所有人之间。这一城市就生活在这些对立之中，它更坚持的似乎就是它的对立，好像既然无法结束，也就最容易忍受—通过爱丽丝在其神奇王国里战胜危险的那种诙谐幽默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