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试读:真假弗洛伊德

在我童年时期的维也纳,若弗洛伊德不是那么有名的话,我就不会注意到有关他的迷思与真相之间那显著的差异。 我的双亲和弗洛伊德有多年的交情。弗洛伊德大约比我父亲大20岁,因此父亲在阿尔卑斯湖边的小路遇见弗洛伊德时,总会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弗洛伊德家的避暑别墅就在湖畔,和施瓦兹瓦尔德家为邻),弗洛伊德也会向父亲回礼。母亲当年念医学院时,对精神医学很感兴趣,曾在苏黎世一家心理治疗诊所工作过一年。那家诊所的负责人布洛伊勒医师(Bleuler)①就是弗洛伊德相当尊敬的一个人。 母亲在出嫁前,就常买弗洛伊德的书。我手中有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初版,那本书原本是母亲收藏的。当年初版只卖出了351本。母亲还有《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Zur 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一书的修订版,印行年代是1907年,书中包含有名的“弗洛伊德语误”(the“FreudiansliPs”)。这两本书仍夹着母亲的书签,上面的签名仍是娘家姓氏。母亲婚前曾上过弗洛伊德的课,不知是在大学,还是在精神科医学会,显然地,母亲是在场惟一的女性。她津津乐道,自己的出现总是让讨论“性”和“性问题”的弗洛伊德大为尴尬。 有人介绍我给弗洛伊德时,我才八九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妮亚办的一家“合作餐厅”就在伯格斯(Berggasse),弗洛伊德家的公寓就在隔壁。在维也纳闹饥荒的那几年,弗洛伊德和家人有时会在那儿吃午饭,我们家也是,还会在同一张桌子用餐呢。弗洛伊德认识我的父母,因此我就被介绍给他,并和他握手。 但是,我和弗洛伊德仅接触过这一次。小时候,不知握过多少大人的手,而我所以特别记得弗洛伊德,是因为后来父母对我说:“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天,你刚刚遇见的人是奥地利,嗯,或许该说是在欧洲最重要的人了。”那时该是在大战结束前,因为听了这话,我问道:“比皇帝更重要吗?”父亲回答:“是的,比皇帝更加重要。”这件事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因此我还记得,即使那时的我只是个小孩子。 重要的是:我的父母都不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事实上,母亲还常常批评他这个人和他的理论,但是他们仍认为他是“在欧洲最重要的人”。 关于弗洛伊德,有三件事是大家深信不疑的,至少在以英语为主的国家是如此。第一,他一生穷困,为生活所苦,几近赤贫;第二,他因反犹太的情结而痛苦万分,而且因身为犹太人,无法得到他应得的大学教职和学术界的认可;第三则是,他为当时的维也纳医学界所轻视。 这三件事,可说是纯然的“迷思”。其实,少年时代的弗洛伊德家境不错;此外,作为一个年轻医师的他,一开始执业就赚了不少。没有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歧视他,一直到晚年,希特勒入侵,才使他流亡国外。而且,他是奥国医学史上最早得到学术界正式认可的人才。如果依照原来a聊严厉的标准,他是门儿都没有。总之,维也纳医学界并未忽略他,只是将他“排拒”在外。弗洛伊德之所以被拒,是因为他严重破坏了医学伦理。而他的理论被抗拒的原因,则是——看来冠冕堂皇,却只道出一半的真理;与其说他的理论是医学或是治疗法,不如说是“诗”。 关于弗洛伊德和他在维也纳的生活,这些迷思要不是他自己深信不移,对他本人或其精神分析理论,可说是微不足道而且不相关。其实,这些迷思就是他捏造、宣扬开的。特别是在他的书信中,无不一再强调。透过书信,这个骄傲、自律而重隐私的人把他的忧虑发泄出来。换言之,这些迷思对他本人而言非常重要。为什么呢? 弗洛伊德非常刻苦,从不发怨言,最厌恶自怜自艾,哀声叹气在他看来最为可耻。即使肉体遭受极大的痛苦,他也不吭一声。不管是他自身或是家庭生活的苦,他都极能忍受。然而,他却不断地抱怨那种“想像的折磨”——比如生活穷困、受到反犹人士的歧视以及被其他维也纳医师轻视等。 就其他方面而言,弗洛伊德可谓坦白得可以,特别是对他自己。他在自我检视时,几近残酷——对普通人来说是无伤大雅的嗜好,他则恨之入骨,巴不得连根拔除。令人无法想像的是,弗洛伊德会这样捏造并宣扬有关自己的神话与迷思;更让人不解的是,弗洛伊德难道不知道那些声明与抱怨,都不是“事实”,而是子虚乌有?在维也纳,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点,纷纷谈论弗洛伊德的这种“怪癖”。 我们可以用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来分析他,并得到答案:这些迷思也是他说溜嘴的“语误”。即使他自我剖析、高度坦诚,并自律甚严,也无法面对一些深层的现实与创痛。我们就是从弗洛伊德那儿学到,这种“语误”绝非无关紧要。如果有一本“弗洛伊德正传”的话,里面的他该是个严厉而惟一的神——如奥林匹斯山的宙斯,或是《旧约》中的耶和华。从他的“语误”来看,他则是永远不得解脱的普罗米修斯。在弗洛伊德所有的作品当中,最常提及的神话人物就是普罗米修斯。 弗洛伊德家虽非维也纳人说的“巨富”,然而也算是生活无优的中产阶级。他出生于1856年,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那时的维也纳刚快速地发展成都会。他们家位于旧市区外,是个四五层楼高的“深宅大院”,里面有点阴暗,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家具,只有一个浴室,不过还是相当宽敞。而且像那种“中产阶级”家中总有两三个仆人,每周另有女清洁工来家中清扫,还有裁缝每个月来缝制新衣。他们常在维也纳近郊的温泉或山上消暑;星期天全家人到维也纳森林散步;孩子都上中学;家中藏书甚丰,音乐声不断;此外,他们每星期都上剧院。   这就是弗洛伊德一家人过的生活。他的弟弟亚力山大曾为商业部出版了一本有关铁路运费关税的参考书籍,当时主事的商业部长就是我父亲。这个弟弟就对弗洛伊德的说法表示愤怒,不知道哥哥何以坚持自己“家境清寒”,这样对死去的父亲简直是种污辱,因为他实在是让家人衣食无缺的好家长,而且培养每一个兄弟上大学。弗洛伊德年轻时,有三四年以上在巴黎求学,甚至在完成医学和专业训练后,还靠家人资助,过着相当舒服的日子,口袋里总有钱可以买书、听歌剧或看戏。当然,他们不是有马车代步的“有钱人家”,但是弗洛伊德一家到维也纳附近的温泉胜地巴登(Baden)或弗斯楼(Voeslau)过暑假时,总会租一辆马车。而且,弗洛伊德从巴黎学成归国开始执业后,因为治疗精神官能症的技巧显著,求诊的病人一直络绎不绝。 他也很早就得到学术界正式的认可。在奥地利,医师只要能得到“教授”的头衔,好比拥有自行印钞票的执照,收费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多达原来的三四倍。正因如此,不到60岁的奥地利医师,很少有人可以荣获这个头衔,然而弗洛伊德不到50岁就拿到了。这个头衔本来是特别留给大医院的主任,以弥补他们不开业损失的利润,并奖励他们的义诊。即使弗洛伊德未曾在大医院行医,而且只收自费的病人,他还是被尊为“教授”。 至于他一再地诉说自己因为是犹太人而受到歧视,比如大学医学院提供他神经医学讲座的教职时,他得到的不是“正教授”的头衔,而只是“副教授”。事实上,大学医学院的讲座规定是法律制定的,有任何更改,必须征得国会的同意。在医学院所谓的“正教授”资格都属于比较“旧”的学科,也就是18世纪设立的,如内科医学、产科学和外科,其他科别的讲座都只是“副教授”。在大学医院具有领导地位的教授,例如神经科提供给弗洛伊德的职务,过了一两年就可升格为“正教授”。其实,弗洛伊德进入大学医院的时候,就比任何一个维也纳医师都早。因此,若是弗洛伊德不谢绝这个机会,早就拿到“正教授”的头衔了。然而,他却敬谢不敏,后来还抱怨身为犹太人的他受到歧视! 在18世纪末期,不管一般维也纳的小店主或是工匠多么反犹太,法律也好,政府机构以及“受过教育”的人也好,特别是维也纳的医学界,都反对这种歧视行为。在弗洛伊德行医时,约是从1880年到20世纪初,维也纳医学界多数的领导人都是犹太人,即使不信犹太教,也是具有犹太血统的。根据奥匈帝国史学权威麦卡特尼(C. A. McCartney)的研究,1881年弗洛伊德开始执业的时候,维也纳六成以上的医师都是犹太人;到了1900年,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学讲座、各大医院主任、军方外科总医师、皇帝御医,以及为皇族接生的产科医师,几乎都是犹太人。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声称因为自己身为犹太人才不能得到神经医学正教授的资格,实在有违事实。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跟他执业、在医学上的地位,以及是不是为维也纳医学界所接纳,根本没有关系,特别是这个医学界本已是犹太人的天下。 事实上,维也纳医学界发现弗洛伊德令人无法苟同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医学界相当“犹太”。第一波反对弗洛伊德的声浪就是精神分析的信仰者所发出的,他们宣称弗洛伊德破坏犹太的医学伦理,说他不仅不肯办义诊,还口口声声地说精神分析不可免费,如果不收取相当的费用,病人从治疗中得到的好处就很有限。对大多数秉持犹太传统的维也纳医师,弗洛伊德简直是“不道德”。当然有很多医师是以赚钱为目的,包括一些人称“吸血鬼”(“Renex”)的犹太医师。在不得不注重那些“吸血鬼”的医术时,一般医师还是会把病人转介给他们。但是大家还是认为这些“吸血鬼”是可耻的。然而,即使是最可怕的“吸血鬼”在大学医院当主任的同时,还是会照顾贫苦的病人;尽管贪婪,依然大力宣扬医学伦理和无私的奉献。 弗洛伊德就不一样。他耻笑这种做法,直接向最崇高的犹太医学伦理挑战。他把行医当做是一种“交易”。更糟的是,维也纳医师开始猜想:说不定弗洛伊德是对的。然而,就心理障碍或精神治疗而言,坚持高收费有“疗效”而且“无私”,实在是大害。 更让人困惑的是,弗洛伊德坚决主张医师和病人之间不可有任何情感。做医师的当然都知道对折磨、死亡、痛苦,必须习以为常,而且要无动于衷。因此,医师不治疗自己家人是很合理的。然而,医疗信念的中心思想就是——关爱和照顾是适用于任何病症的处方。当然,没有爱心,也可治好骨折,但是有爱心更佳,而且受病痛折磨的“人”最需要一位有爱心的医师。弗洛伊德却要医师摒除同情心,不可对病人发生兴趣。他还说,关爱对病人有害无益,因为这样病人会变得更依赖,阻碍疗效。所以,不要把病人当作是自己的兄弟,而应将他们视为“物体”相待。 如此,原本救人一命的医师就有可能沦为“工匠”。对维也纳所有的医师来说,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这和他们当初行医的使命相悖,等于是公然侮辱他们的自尊和专业。更令人难堪的是,许多人由此产生怀疑,至少从精神分析的层面而言,弗洛伊德或许是对的。   维也纳一位犹太资深外科医师哈耶克(Marcus Hajek),不但是大学医院的耳鼻喉科主任,而且拥有“正教授”的头衔。有一天,他在我家吃晚饭时说道:“但是,假如弗洛伊德说的没错,精神分析就是一种麻醉药了。当医师的不管其中的危险性,故意让病人上瘾的话,不但是犯罪的行为,也有违医者神圣的职责。” 把精神分析当作是治疗和科学方法来讨论,比探讨其伦理价值的来得多。弗洛伊德是属于维也纳“现代医学”的第二代。所谓的“现代医学”,历经一个世纪以上缓慢的孕育过程,最后终于在维也纳开花结果,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出生的前几年。到了弗洛伊德那一代已意识到,医学所能成就的和“前科学时代”的医学,也就是莫里哀(Moliere)戏剧里那些可鄙的庸医所为,可谓有着天壤之别。“现代医学”不仅能做诊断、治疗,且是一门可学、可教的学问。那一代的“现代医学”成果非凡,比方说细菌学的研究发展,使得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能力大为提升;借助麻醉进行外科手术,由于消毒和无菌的进步,使得病人在接受手术后,不至因感染而死亡。 约在1700年,由于荷兰的布尔哈夫医师(Boerhave)②以及英国的西德纳姆医师(Sydenham)③的出现,医学才不再是江湖郎中的信口开河,并脱离了以往空洞的理论与臆测。疾病都是特别的,有其特殊的缘由、症状与治疗方法。细菌学的大胜利就是由弗洛伊德那一代的医学所缔造的,正因为他们证明了每一种感染都是很特别的,因为某种特殊的病菌、由独特的带原者传播,如跳蚤或蚊子,并以某种方式对特别的组织产生作用。在现代医学史上,一旦忘记布尔哈夫和西德纳姆给我们的教训,如主张顺势疗法的哈内曼(Hahnemann)学派又很快地就会被人讥笑为“无稽之谈”(弗洛伊德出生时,哈内曼刚好过世)。然而,精神分析学派却认为所有的精神失调都可依循一个通则;许多执业者(虽然不包括弗洛伊德本人)并宣称,精神病是“情感的”而非“肉体的”疾病,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表现出潜意识里的性压抑而来。 有人告诉我,在1900年左右,维也纳医学会曾在派对中演出一出讽刺短剧,模仿莫里哀的剧作《想像的病》(Le Malad Imaginaire)。其中有个庸医说道:“如果病人爱上母亲,是因为患了精神病;反之,若他恨母亲,也是同样的精神病。不管是什么病,原因都一样;不管原因为何,都是一样的病。治疗方式也相同:21个小时的心理治疗,收费奥币50克朗(Kronen)。”⑤ 当然,这是对精神分析的嬉笑辱骂,却又一针见血,弄得哄堂大笑。有一位精神分析医师就告诉我,那天他就在场,那时的他还是位医学生,不但不以为忤,甚至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对任何熟悉医学史的人来说,如果精神分析的方法令人质疑,那么效果呢?医学会领导人物看过太多的病例,知道医学并非纯然理性,有些是神奇而无法解释的。因此,精神分析就着重于效果的发表并强调对比试验。维也纳医师要求精神分析的效果时,不禁感到困惑。弗洛伊德本人是精神治疗大师,这点不容否定,但是精神分析的效果如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首先,弗洛伊德和他的信徒拒绝为“效果”下定义。所谓的“效果”是回复到原来的能力?还是焦虑的解除?精神分析真能“治愈”一个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有些病人终身无法痊愈,或是必须一再地回去接受心理治疗?是否是慢性症状的减轻?如果病人对“治疗”上瘾,这样好吗?不管如何定义,治疗的结果要如何测试呢?每一个在维也纳执业的医师都看过“精神异常”的病人。这样的病人,特别是青少年,很多毋需接受治疗,自然而然就好了,至少症状消失了,或是有很大的改善。因此,精神失调自行痊愈的比例大约为何?而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病情改善的话,到底改善多少?以上问题所需资料皆不够。精神分析学家,始自弗洛伊德,都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似乎所有的精神治疗方法效果都差不多,或者都没有什么效果。到了1910年才有人出来挑战弗洛伊德学派,阿德勒(Alfred Adler)⑥是一个,还有荣格(Carl Jung)⑦,以及德国的孔斯坦(Oarkar Kohnstamm)——今天“人文”,心理学的先驱,一位受人敬重、成功的心理治疗学家,他的方式和弗洛伊德学派完全相反,主张心理治疗师该融入病人的生活和问题中。 此外,还有各种信仰治疗法和意识疗法:精神派、催眠师、有一只“魔箱”的人,更不用说卢尔德(Lourdes)朝圣⑧和哈西德派(Hassidic)的神秘教士⑨了。 关于精神治疗效果的研究,约略形成于1920年,显示结果都差不多:精神治疗或许有神奇的效果,但数据不够完全,且不能证明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或与另一种的差异为何。这代表双重意义: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对某些人有用的特殊疗法,并不能用来治疗所有的精神问题;二是治疗成果言过其实。不管结论为何,都不是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学派能接受的,因为这等于全然否定弗洛伊德的理论。 记得有一天晚上,比勒(Karl Buehler)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⑩在我家餐桌上谈论到一项有关精神治疗效果的重要研究。布勒是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略微倾向弗洛伊德学派(他的夫人夏洛特就是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医师),而摩根斯坦当时还是个学生,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成为统计理论的权威。比勒说道,效果可以显示,对许多心理疾病而言,精神分析是有力而特殊的一种治疗法。并且说,我们该好好研究精神分析可以适用的范畴。   摩根斯坦回答说:“不对。如果看统计数字的话,要不是这个病人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心理疾病,就是病情之所以改善是由于病人对方法信赖产生的信心,而非方法本身所致。” “不管怎么说,”另一位在座的眼科手术医师说,“弗洛伊德精神治疗法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没有医师可以凭着良心来推荐或运用。” 对维也纳所有的医师来说,最困惑的就是不知道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说的是“治疗病人”,还是“文艺批评”。前一分钟他们才试着去治疗某一种特别的疾病,比方说害怕过马路或是阳萎,下一分钟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字汇以及分析方式来看《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se)或是《李尔王》(King Lear)。医师大都心悦诚服地认为:“对小说艺术而言,精神分析居功厥伟,”正如托玛斯·曼(Thomas Mann)在弗洛伊德80岁大寿的讲演中所言。对文化、文学、宗教以及艺术,弗洛伊德是最有影响力、想像力、慧眼独具的批评家;以上姑且不提的话,许多人都一致认为,他为长久以来紧闭的灵魂开了一扇窗。由于这点,他足被誉为“奥地利最重要的人物”。 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像牛顿的物理学、康德的形而上学,或者是歌德的美学,可以成为一种治疗法吗?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声称,精神分析确实是一种疗法,但这点却是一般维也纳医师所不能接受的。 只要有人暗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诗”,而不是“科学”,他就觉得受到莫大的伤害。即使是他亲自邀请托玛斯·曼在他生日时演讲的,却又深深厌恶他的“赞美”。当然,不管精神分析是否是真正的科学,弗洛伊德还是伟大的艺术家。也许,他是本世纪最卓越的德语散文作家——他所写的,是那么清晰、简明与精确,如不可言传的上乘诗作。在没有特别指明患者为谁的病史记录中,他以两段文字就把一个人的全貌勾勒出来,比许多长篇小说,如托玛斯·曼写的,还要高明。他所创造的语汇,不管是“肛门的”,还是“口欲的”,或是“自我”与“超我”,都是伟大的“诗的想像”。然而,这种种却使得弗洛伊德那“科学的医学”更不自在,且在听别人盛赞他是“诗人”、“艺术家”时,让他本人和他的信徒勃然大怒。 在我童年时,这些都是大人不断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我想,稍早的时候,约从1890年到1910年,更是如此。那期间弗洛伊德的巨著问世了,他已是一流的神经医学专家,在临床治疗上,特别在诊治女病人方面,有了不起的成果,也是所谓“风潮”的领导人。然而,问题却一再地浮现:弗洛伊德的道德问题、精神分析的医学伦理与效果、精神分析效果的衡量标准,以及宇宙哲学是否适用于临床治疗等。 于真万确的是;没有人忽略弗洛伊德。大家都很郑重地讨论他,然后决定加以排拒。 精神分析的起源,常被解释为对“维多利亚时期性压抑”的反动,特别在美国被视为如此。在美国或许是有这种“压抑”,但在英国,除了短短的几年,是否有这种现象则令人存疑。就奥地利而言,不管是在弗洛伊德年少时,或是他执业的时代,都没有所谓的“性压抑”。反之,在19世纪末期的维也纳,性是极其自由、开放的。约翰·斯特劳斯(Johann Strauss)的歌剧《蝙蝠》(Die Fledermaus)就象征弗洛伊德时代的维也纳。1874年首演时,弗洛伊德正是18岁的少年。这出歌剧公然描写交换爱人和公然的性——妻子一看丈夫不在,就投向前任男友的怀抱中;女仆偷偷潜入化妆舞会,找个有钱的“老爹”,做他的情妇,并要求他资助其舞台生涯;另一个要角,也就是舞会的举办人奥洛夫斯基王子(Prince Orlofsky)则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在咏叹调中鼓励所有的客人“爱其所爱”——在场的成人观众认为这简直是“同性恋解放运动”(gay liberation)! 这样的情节在今天看来,可能算不上“限制级”,也绝不是老少皆宜的家庭同乐节目。此外,歌剧的场景是在严谨的奥皇避暑胜地,而不是什么光怪陆离的幻境。然而,对于这一切,却没有人感到骇然。 在维也纳的19世纪末期,有一位非常受到欢迎的剧作家施尼茨勒(Artur Schnitzler),就是弗洛伊德从前在医学院的同学。他最为人知,而且最叫座的剧本《轮旋曲》(La Rande)被形容为一出“音乐床上戏”,舞台上简直是赤裸裸的性行为! 当然,在那个时代,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是不被许可的(与其说这是出自道德规范,不如说是对意外怀孕的恐惧)。女人多半早婚,但是婚后就可做自己爱做的事,只要“谨慎”点就可以了;男人的婚前性行为则没有特别的限制。这并非“双重标准”,而是因为男人要先有经济根基,以养家活口,不得不晚婚,因此没有人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须坚持贞洁甚或禁欲。 然而,许多中产阶级的妇女之所以会有性方面的焦虑,特别是弗洛伊德早期诊治的那些女犹太病人,正是由于维也纳的性开放,以及到处弥漫的性气氛。那些女人多半出身自犹太市镇的贫民区,好比弗洛伊德家的祖先,原本来自摩拉维亚的犹太小市镇(现已为捷克的一部分)。在这种小贫民区里,性的确是受到压抑的,对男女来说皆是。婚姻全凭媒的之言,在新郎、新娘还小的时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成人”,就举行婚礼,在此之前,这对新人都还没有见过面呢。   婚后,女人便过着非常封闭的家庭生活,除了家人外,几乎没有机会和外界接触,更别说是别的男人。他们在宗教聚会、家庭或是在社区里都尽量不谈到与性有关的事。在这种“无性”气氛中成长的年轻犹太女性,一下子投身到维也纳这个“性的大染缸”中,看到不断的舞会、华尔兹和性的竞争,知道自己不时得表现得“性感”以吸引男性——这一切使得她们为性生活和性的角色所苦,变得神经质。 弗洛伊德本人不曾提过维也纳的“性压抑”问题。这个名词是很久以后在偶然间出现的,而且是美国人所造的。没有一个维也纳人相信有“性压抑”这回事。 很明显的,弗洛伊德并不主张“性自由”。“父权是本世纪性解放之因”——这种说法很多人认为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若他本人有知,必定加以驳斥。弗洛伊德是清教徒,他怀疑性说不定对人类有害,虽然性本身是无可避免的。至于男人使女人变成“性的物体”,这种看法在弗洛伊德眼中,可能是个差劲的笑话。犹太人有个古传说谈到亚当的第二个太太丽丽丝(Lilith)很邪恶。这点他相当清楚,并认为这传说代表某种真理。丽丽丝从夏娃那儿夺走亚当,使女人成为高等动物中惟一可以随时交者,其他高等动物的雌性每个月则只有几天会“发情”,其“性生活”都有相当实际的目的。总之,根据弗洛伊德学派,造成性压抑与精神异常的“性驱力”是与文化和传统习俗无关的。这种性驱力是被架构于成人与孩童的关系,而非某个社会两性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弗洛伊德留下的文献中,主题经常是性焦虑、性挫折和性功能的失调。但是有一种精神官能症却是19世纪末的维也纳未曾记录过的,事实上这时在整个欧洲也未提起过,那就是:金钱引起的精神官能症。在弗洛伊德的时代,维也纳受到压抑的念头并不是性,而是钱。金钱主导一切,但也是一般人避讳不谈的。 在19世纪初期,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小说所呈现的,钱是可公开谈论的。她的小说一开头就告诉读者每个人的年收入是多少。75年后,也就是弗洛伊德长大成人时,大家无时不刻不想到金钱与财富,却从未互相讨论。狄更斯(nckens)谈到钱,也是很公开的,正如他说到性、私生子、奸情、罪恶的渊薮以及年轻女子成为妓女的教训等。特罗洛普(Trollope)只比狄更斯小三岁,更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他谈到性时,也相当露骨,不像是个“传统的维多利亚人”。然而,他的小说大部分还是谈到钱的问题,比方说笔下的主角(如《钻石》(The Eustace Diamonds)中的非正统派女主角)在钱方面遇到问题,但又无法启口。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可说是和弗洛伊德差不多同时代的小说家,在他的作品里,谈到金钱以及那种鬼鬼祟祟和紧张的气氛,犹如美、欧之间的对峙。 在弗洛伊德生长时代的维也纳,没有家长会跟子女讨论自己的收入情况,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到这件事。然而,钱这个念头还是在彼此的心中萦绕不去。我们现在知道了——在一个经济飞快成长的社会,都有这种现象。 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可谓相当死板。一个人的收入是一桩无法改变的事实,除非靠着婚姻,或是某个有钱的姑姑正好在某个时候死了。财富是无法通过个人的努力获致的。70年后,经济发展使得个人收入有了相当的改变。同时,所有的社会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早期,也出现了所谓的“赢家”与“输家”。少数几个人获利极巨,财富满盈,还有一群人(仍是少数)勉强可以算是富足——正如弗洛伊德年轻时的家境。我想,他们的经济情况已是水准以上。大多数的人突然间发现可以抱着更大的希望,远离贫苦的小镇生活。然而,他们的收入不是没有提高,就是远远落后原本所期望的。 第一个谈到“期望的浪潮”的是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这种现象在他提出的150年前就浮现了。最古典的例子则是萨克雷的(Thackeray)小说《浮华世界》(VanityFair),比史蒂文森提出那个名词时早了一个世纪多,而且是以“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度”为背景,也就是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而非亚洲或南美洲。 在19世纪末,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像奥地利那么神速,特别是捷克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亦即弗洛伊德家族的出身地。许多犹太中产阶级家庭都从那儿移居至维也纳。因此,绕着金钱打转的秘密与压抑——通常又称为“穷人的精神官能症”——就愈来愈流行,成为我小时候老一辈的中产阶级的通病。(年轻人比较不会有此倾向,那时奥地利的经济发展已趋于停滞,还有萎缩的情况。年轻人已经一无所有了,因此根本不担忧有朝一日是否会变得穷困。)“穷人精神官能症”所显现的,就是常常害怕有一天会身无分文,老是担心赚得不够,不能达到社会、家人甚至邻人对自己的期待。此外,动不动就提到钱,还斩钉截铁地说自己对钱“一点兴趣都没有”。 显然,弗洛伊德也有这种“穷人精神官能症”。从他早年寄自巴黎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可见端倪。即使他对自己极度坦白,却也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他说自己职业所得不合理,老是活在经济的压力与焦虑之中。这些错误的说法显示出那种他无法面对、只好逃避的焦虑。借由“语误”(Freudian slip)——他自创的心理机制名称——压抑着这种病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没有从自己的病人察觉出这种异常,也没有在病史中记载过。这个事实对他来说过于痛苦,因此他不得不将之转为“非事实”(nonfact)。 至于弗洛伊德说到他是反犹风潮下的牺牲者,这种抱怨同样地也被掩饰了,同时也显露出另一桩弗洛伊德无法面对的事实:他对非犹太人的无法容忍。 在中欧,特别是奥地利,弗洛伊德那一代的犹太人全心全意地,几乎带着复仇的情绪,企图变成德国国家主义者——不管是在文化吸收、自我认同、政治的结盟与倾向,都表露无遗。在文化上,没有人比弗洛伊德更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个德国人。然而,精神分析清一色是犹太人的天下,至少没有非犹的奥地利人或中欧人。弗洛伊德尽力在吸引他们,但是等到他们一加入,又将之排拒在外。 在精神分析的“英雄时代”,约从1890年至1914年,弗洛伊德驳斥每一个非犹的追随者或同事。他们多半是奥地利人、德国人或是以德语为主的人,甚或是来自中欧的男性。他弃绝荣格(Carl Jung),迫使荣格和他决裂就是一个实例。他惟一能容忍的非犹者,就是外国人,要不然就是像法国波拿巴公主(Pincess Bonaparte)那样的女人——在弗洛伊德的世界里,女人当然是没有同等地位的。 从各个方面来看属于弗洛伊德那个圈子里的人——他们所受的德国文化教养动不动就搬出德国诗人与作家、德国大学预科里的人文主义,强烈的瓦格纳主义(Wagnerianism)以及德国人文教育下的美学传统(其品味皆源自于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可见他们根本无法退去强烈的犹太气质。他们开的玩笑也是犹太式的——笑话最可以表现出内心的真实,这个信念也是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非犹太人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忍受,乖僻、陌生,甚至望而生厌,不得不去之而后快。 然而,这一点至少对弗洛伊德自己而言,是这位大师无法正视的。他必须找个理由来归罪别人,因此又产生另一种“语误”——众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乃至压迫。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瓦格纳·尧雷格(Wagner Jaureg)与另一家医院神经精神部门的主任想要参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会。前者是著名的精神科医师,也是维也纳大学神经精神科的主任,后者的职位本来该由弗洛伊德担任的,弗洛伊德却拒绝了该院的邀请。这两位都不是犹太人,因此被公然拒于门外。但是根据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是这两个人排斥他的,因他是犹太人而不认可他的努力。 弗洛伊德需要一种“语误”来自圆其说,事实上,是他自己无法去除自身的犹太成分。那样做的痛苦是他无法面对并接受的。他只好在最后的巨著《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中,把摩西变成一个非犹太的埃及人。 在弗洛伊德的“语误”中,最为重要且透露最多真相的要算是——维也纳的医界故意“忽略”他。他必须压抑自己不去承认他们把他排拒在外的事实,因此只能假装大家不讨论他的事、不怀疑他,也不排拒他,只是把他“忽略”了。我怀疑,弗洛伊德心中和很多人一样,对精神分析的方法有所怀疑。但是,他无法深究这些疑点。如果这些疑点提出讨论的话,等于是强迫自己放弃自己的主要成就:他那极其“科学”与理性的理论,已超越了理性主义,进入“潜意识”的境界,也就是到这梦与幻想的内在空间,如托玛斯·曼所言,已走入“虚构故事”的非科学经验,亦即“小说”这种文体当中。 弗洛伊德领悟到,启蒙时代盛行的理性主义不能解释感情的动力,尽管现代医学是其最伟大的成果。此外,他无法放弃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科学观。到死时,他仍坚持精神分析是极“科学的”,相信心理的运作可以用理性和科学的名词来解释,亦即用化学或电流的现象或物理学的定律来说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旨在使科学理性的世界和非理性的内在经验合而为一,这可是了不起的努力;也代表超理性的弗洛伊德(启蒙主义之子人与梦想者弗洛伊德(灵魂深处的诗人)合为一体。这种合成使得精神分析异常重要,而又格外脆弱,为精神分析本身带来冲击,也使之合乎时代需要。19世纪的思想体系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至深,如马克思、弗洛伊德与凯恩斯。这三者的相同点在于结合科学与神奇,强调逻辑与实证研究,并导向“理性的信念”(credo quia absurdum)。 弗洛伊德很清楚自己的立足点相当狭窄。再过去一寸就落入荣格(Jung)的东方神秘主义,进入神话乃至民族经验、易经八卦、巫师和女妖的世界;也有可能掉进另一个弟子赖克(Otto Retch)所划的“宇宙能匣柜”(“orgone box”)里;若往另一方向再走一寸,就是阿德勒的“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借由这种过度的转换作用,原来的“自卑情结”便为希腊英雄般的“自我膨胀”所取代。因此,弗洛伊德一定要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要不然他那一套就成了宗教治疗师的魔法,或是18世纪超理性主义者徒劳无功的手法,如颅相学或是带着电击棒的催眠师。所以,在弗洛伊德的陈述中,临床治疗的科学方法和“宇宙哲学”缺一不可。 我们今天知道弗洛伊德所要维持的那种平衡是多么岌岌可危,因为那种平衡到今天已被破坏了。就其科学而理性地对大脑作用的探讨而言,弗洛伊德所预言的一大脑和其疾病与身体其他部位一样,会受制于化学治疗、饮食、手术和电流治疗等,这些已经可以证明了。然而,弗洛伊德所处理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感情”,现在因应的方法并不能假装是属于科学领域的,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清楚地来说,该是“迷信”。例如超越的冥想、意识精神摊升,或是精神动力学[]的技巧。我不知道这是好或者是坏。我们和弗洛伊德那一代的人已经大不相同了,似乎可以接纳世界变成好几个不相容的宇宙。 然而,弗洛伊德还是得维持住那种平衡,不知道他是否想过这一点。弗洛伊德没有把他思考的过程记录下来让他人研究。没有一个大思想家像他一样,在呈现完工的建筑物供大家观览之前,就把脚手架小心翼翼地拆下来了。但是他知道自己还是需要把理性和非理性合成在一起。他一定了解作使只是在他的潜意识中)——他一讨论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时,他的理论就会在瞬间崩溃了:亦即方法论的问题、有关“效果”的定义、控制试验的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所得的效果都如出一辙或近似等等(包括一些极神奇的病例)、精神分析的两元性格(既是科学理论,又是治疗法),以及个性的迷思与人的哲学等等。为了自己的理论,他只好忽略以上种种问题。而且,他必须假装,特别是对他自己,表示维也纳的医师忽略精神分析,并借此对他们“视而不见”。 我认为,真实的弗洛伊德要比传统述思中的弗洛伊德,要来得有趣得多。他实在比寻常人复杂——他自己就是一名悲剧英雄。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实在是薄弱,他企图把笛卡儿的理性世界与灵魂的黑暗世界合而为一,并故意忽略所有不利的问题,然而,终究会支撑不住。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理论仍然非常迷人,透露不少玄机,而且深深地触动人性。 ●译注 ①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最有影响力的瑞士心理学家之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早期支持者,后因学术问题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以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而享有盛名。 ②布尔哈夫(Hermann Boerhaave 1668~1738):第一位临床医师教师,透过学生对日后爱丁堡、维也纳和德国的医学教育产生影响,被公认为新的医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者。 ③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 1624~1689):英国医师,公认的临床医学及流行病学的奠基人,因为强调对患者要详细观察并做出精确的记录,故被称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the English Hippocrates)。 ④哈内曼学派:由德国医师哈内曼(Samuel Hahnemann 1755~1843)创立。 ⑤根据弗洛伊德提出的俄议浦斯情结,爱上母亲或是仇恨母亲,都是同一种心理病态。 ⑥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设计了一种灵活的支持性心理治疗方法,以指导有自卑感的情绪障碍患者达到成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1911年坦率地批评弗洛伊德,与之分道扬镳,和追随者建立个体心理学体系。 ⑦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首创“分析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不同。 ⑧卢尔德: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区上庇里省的朝圣城镇,相传圣母玛丽亚曾在此现身多次。 ⑨哈西德派:犹太教的一个虔修流派,日渐广传后,信徒礼拜活动内容亦随之多样化,有的大声呼叫、纵情歌舞、狂动暴饮以达狂喜入神的状态。 ⑩摩根斯坦(1902~1977):生于德国的美国经济学家。曾在维也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 丽丽丝:又译夜妖,为犹太民间传说中的女妖,各犹太智者著作对丽丽丝的说法不一。一说,亚当和夏娃离异,娶丽丽丝这一夜长而生群魔,另说丽丽丝是其第一任妻子,因性情不合而离异。 《浮华世界》:又译《名利场》,以19世纪20年代摄政时期为背景,主角是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投机女子。 瓦格纳·尧雷格(1857~1940):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神经病学家,因通过人工诱导疟疾治疗梅毒性脑膜炎,首创休克疗法成功,获1927年诺贝尔医学奖。 宇宙能匣柜:为维也纳心理学家赖克(1897~1957)所创。他在1934年与心理分析运动绝裂后,专注于“宇宙能”的研究。他认为理疾病是“宇宙能”不足所致,故须将病人放在一个特制匣柜中治疗。他也把这个制品当作商品来治疗癌症,后因陷入官司,死于狱中。 过度补偿:1907年阿德勒撰文论述“器官低劣研究”,和个人如何补偿和过度补偿的缺陷。论文叙述其童年患软骨症的亲身经历。 颅相学(Phrenology):由头盖骨的形状和大小来推断一个人的性格和心智能力的学问。 精神动力学(psychodynamics):研究精神行为中的各种现象和相关问题的学说。  
4人

>旁观者

旁观者
作者: [美] 彼得.德鲁克
副标题: 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
isbn: 7111171829
书名: 旁观者
页数: 332
译者: 廖月娟
定价: 38.00元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装帧: 平装16开
出版年: 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