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私人词典》试读：《第二性》

《第二性》（Deuxième Sexe［Le］） 女性开展的精神分析 《第二性》在1949年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即引起轩然大波。这本著作好似直接来自国立地狱图书馆。然而，它既不像萨德侯爵的小说，亦不似色情文本或情欲著作。西蒙娜·德·波伏娃 以一种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的方法，以艾尔伯特·金赛（Albert Kinsey）的调查（《人类男性性行为》，Le Comportement sexuel de l’homme,1948）和精神分析师浩瀚的著作为基础研究性行为。她不仅思考女性性征的生物、社会和心理现实，还研究男性和女性眼中的性别差异，与之相关的创世神话以及私生活的领域。 突然，女性——这一性别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在思想领域：从此以后，当人们谈起《第二性》就如同《谈谈方法》、《忏悔录》（Les confessions）、《梦的解析》等一般。将来，争取社会政治平等的斗争远远不够，还应思考女性的性征，将其视作一种人类学的客体以及存在性的经历。 憎恨和咒骂几乎是立刻大量涌现：“性冷淡”、“慕雄狂”、“女同性恋”、“没人爱”、“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 、“圣日耳曼德佩的彭忒西勒亚” 等等。当《现代世界》（Temps Modernes）连续两期首次刊登这本著作的选段时，立刻引发极大的愤慨。突然间，萨特和波伏娃被指控不道德、意图毁灭文学、瓦解民族和诱惑青年人堕落。人们说，这些“怪物”在纯文学（Belles Lettres）的核心，甚至在法语语言和文明中刻上了卑劣、精神错乱和异常。比起宏伟的浪漫主义散文，颂扬英雄主义、爱和善，他们更喜爱离经叛道、反常堕落、更崇拜性。 这场反对由弗朗索瓦·莫里克 率先开战，他在《费加罗文学》（Le Figaro littéraire,1949年5月30日）上出版了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及青年学生的作品。驱逐道德秩序敌人的战役拉开了帷幕。莫里克撰文表达个人立场，攻击《第二性》，文章极具迷惑性，可谓是那个时代的某本法语蠢话录。他不仅指责波伏娃，也攻击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纪德 ，在他眼中，他们是法国文化“萨德式”堕落的元凶。他敌视日耳曼人，厌恶女性，谴责同性恋和沙文主义，憎恨文学的所有反叛传统：因此，这就是他的观点，他从未向贝当派思想低头，但也许在阅读这本著作时，他就开始憎恨一些东西，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对此他心知肚明，在回答弗朗索瓦·埃尔瓦尔（François Erval）刊登在《战斗》（Combat）上的一篇文章时，他承认人们能够质疑他。在他的作品中，他谴责的一切不是也吸引着他？ 莫里克的抨击值得研究。文中的波伏娃是一个生活放荡的女子，而弗洛伊德，尽管他不曾读过萨德的作品，连一行都没读过，他却被控告促进了萨德作品在战后的成功。此外，莫里克似乎忽略了纪德的小说如何沉浸在精神分析的诊疗中：“不要对布勒东及萨特入迷，也不要忽视，首先是纪德及其作品闪耀了整整三代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认可，其次才是哲学家，他们的发现标记了两个文学时代之间最明显的分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他独自一人为精神分析开辟出一条新道路，深刻地影响了认识人类的方法。这门学科将性征引入文学，即使道德禁忌竭力反对也无法阻止。现代批评界非常担忧萨德及其追随者当今的地位，这个地位极不相称，弗洛伊德应该为此负责任，我们可以说，现代批评的使命在于围绕着石像鬼重新构建文学的教堂。” 在共产党眼中，波伏娃被视为资产阶级，她从未获得女性团体的支持。她们的斗争以承认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平等、女性节育的权力以及在家庭内部母亲的地位为中心。因此，无论如何，她们都无法接受人们谈论阴道、性高潮、阴蒂、手淫，更无法接受女同性恋，以及女性要求流产，拒绝婚姻以及不愿生育等可能性。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成千上万的女性写信向波伏娃表达谢意。这本著作成为畅销书，在全世界有许多译本，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尽管波伏娃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她仍受到各种辱骂，与弗洛伊德曾经且直至今日遭到的批评有着相同的名义及原因：他竟敢在世纪之初谈论“生理倒错和多型态”的婴儿性征，而她在四十五年后如此狂妄自大、毫无文学价值地描述女性的愉悦。两人都分析了人类最正常的性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错误地视作萨德式的生理反常者。至于精神分析，作为性征理论，在弗洛伊德过世十年后仍然不断遭到挖苦，就好似它是个女子，是娼妓、是一种荒淫、是性反转，破坏了文明的伦理。 在关于女性性征的知识分子争论史上，《第二性》将各种状态下的女性性征作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这是第一本逻辑严密的著作。因此，它不仅是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者，更是精神分析运动理论的历史接班人。 因此，在一种博学的分析中，这是第一次在各种女性性征的理论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它们都源自重铸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寻求解放的斗争。波伏娃几乎引用了精神分析领域中所有的著名人物：弗洛伊德、威廉·斯特克尔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卡尔·荣格、海伦娜·多伊奇 、卡伦·霍妮 、欧内斯特·琼斯、卡尔·亚伯拉罕、雅克·拉康等等，以及哈夫洛克·霭理士 、加埃唐·加蒂安·克莱朗博及许多其他人，以至于这本著作不仅章节之间渗透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它就好似女性开展的一种精神分析，人们已经将女性弃置于黑暗大陆，如今她却突然出现。因此，波伏娃承认第二性的存在，她说，“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波伏娃以精神分析或者心理治疗文学的重要病例为基础，撰写女孩被谋杀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那几页尤其令人心碎。 波伏娃是自由独立的女性，她是现代的，她的作品以女性异化为基础，作品中的描写与作者本人的情形相距甚远，但是她也许比任何人更感受到毁灭和解放两种力量。 我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大量阅读波伏娃的作品， 我却从未如此，我只读过几本著作，如《年龄的力量》（La Force de l’àge）或《永别的仪式》（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而且直至大约1980年时我才逐渐认识到《第二性》的重要性。这与我的阿姨路易丝·魏斯 所体现的某种女权主义的特别地位有关。这位女士展现出的力量令我印象深刻，但我不钦佩她。她首先是一种不幸和受伤的自恋主义的标记，每天汲汲于营，谋求某种奖项，某个十字勋章荣誉，某种补偿。 因此，尽管我很尊重女权主义者，我一直非常惊讶，她们为何如此推崇她（《现代世界》，2008年1月至3月，利利亚纳·坎德尔［Liliane Kandel］主编的档案）。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的阿姨，不可否认，在她人生的前半阶段确实是女权主义的斗士，然而她深受贝当元帅 的吸引。若不是家族反对，反复提醒她的犹太人身份，她会为他效力。她与列宁见面，极其厌恶戴高乐主义，以及狂热的殖民主义，最后1920年，禁止堕胎的法律引起各种质疑，她坚决驳斥这些质疑。以上一切我都见证了，而女权主义者几乎只字不提。后来，随着塞莉亚·贝尔坦（Célia Bertin）的杰出传记在1999年出版，真相逐渐被重新建立，事情发生了转变。 我曾读过的《致胚胎的信》（La letter à un embryon），这是一本奇特的宣传册，于1973年出版，路易丝·魏斯在信中批评法国家庭的堕落，认为获得堕胎的权利是女性接受男性统治的最后一步。我也知道1978年，她曾经试图在奥德翁剧场（Odéon）上演她刚撰写的一出三幕剧《锡格马林根》（Sigmaringen） ，剧中她将贝当塑造为英雄，在流亡的时刻抵住诱惑，不曾陶醉于虚假的政权。 事实上，我的母亲珍妮·奥布里 与她的姐姐完全不同，她非常崇拜波伏娃，支持堕胎和各种形式的性自由。此外，每次家庭聚会时，她始终勇敢地捍卫萨特，要知道后者遭到猛烈批评，程度不亚于弗洛伊德。 至于我，我从未感到任何形式的精神错乱。相反，我认为我的女性境况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我而言，女性的解放发生在我的前一代人中，而我的母亲和波伏娃都是极其重要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