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试读:6

文明与退化的压力 正如有关羞耻与尴尬——或厌恶——部分的论述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如果把文明进程理论看作是一种进步模式,那就是严重的曲解,更不要说是什么必然进步模式了。相反,领土的内部安定是相当偶然的也是不稳定的。即使是在内部最安定的社会,暴力仍发挥着作用,20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隐匿到社会生活舞台的背后——就像大小便、裸体等一样。它也许“被限制在兵营里”,但却依然存在着:“如果先前存在的危险程度通过社会变化再次打断我们,如果危险像以前一样不计其数,那么文明举止的甲胄就会迅速瓦解,当今的人们相应地也就会恐惧失度。”[55]文明进程与退化进程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性,前者只能是相对长期的,而后者却能够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从这一点说,我们可以在总体上把文明与退化看作是一体与解体的进程:一般说来,生长与发展的时间总是比死亡与衰朽的时间要长。另外,文明与退化的趋势或压力也始终是存在的。文明的进程生生不息,即使在行为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人们仍然在努力解决退化压力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不管这些压力是让他们感到内心有一种听之任之的诱惑,还是感到了来自他人的暴力威胁。问题仍然是在短期或长期的时间里何种力量占上风。[56]文明与退化之压力的平衡涉及到普通人行为控制中外部约束(Fremdzwa..nge,来自外部环境的约束,主要是他人施加的压力)与自我约束(Selbstzwa..nge)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埃利亚斯认为,在欧洲过去的几百年里,人们转而强化自我约束的作用(参见以下第1章,“社会约束导致自我约束”)。但正如埃利亚斯反复强调的,欧洲文明进程并非全然迈向更为自我控制的方向,其控制形态往往包含复杂的变化。他特别提到了变得“更平和”、“更机械”和“更全面”的控制,以及走向“缩小反差,增加变化”的运动。所谓“更平和”、“更机械”的自我控制,埃利亚斯指的是与性情有关的社会标准的变化。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中世纪的人相对而言是喜怒无常的;以后,情绪多变的人会被认为心理上有问题。一般而言,人们被要求在情绪上不要波动太烈,对情感表现的控制就更加牢靠。“更全面”指的是不同生活领域之区别的降低,21诸如公私领域各自许可的差异,与一类人相关而与另一类人相背的举止,或者在“正常的”行为与特定场合如狂欢所允许的行为(它们被视为例外的规则)之间的差异。最后,“缩小反差,增加变化”(参见第2章)表明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随着社会集团之间不平等因素的减少,某些极端的行为形态诸如公开表示彻底的蔑视或羞辱就会受到禁止,而在一个差异性和多样性不断增加的社会环境里,更广泛的举止形态就会成为可能和允许。有趣的是,这些区别使以下问题变得非常明显,即20世纪后期“放任的社会”(permissive society)的崛起是否表明,埃利亚斯所追踪的欧洲文明进程的主要潮流已经开始倒退。他本人更愿意谈论最近的“不拘形式的进程”问题,并认为它包含了“高度控制下的感情解控行为”。[57]虽然表面上行为层面的某些倾向明显发生了倒退——例如,当今对裸体的宽容似乎接近于维多利亚时代以前的标准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但在深层次上,不拘形式的进程总体上仍然明确顺应着历史的趋势,向缩小反差、增加变化和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因为它少专横的良知形成,多自觉的深思熟虑,人们就很容易会忽视,这种新的更加自由的标准其实更要求极端可靠的控制个人冲动的能力,要求高层次的相互认同。总之,它似乎并没有在从自我约束到外部约束的平衡方面倒退。但是,如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危险程度增加、难以预测,这种平衡也许就会向后倾。如果外部约束的形态发生变化,尤其是他人的行为发生变化,自我约束就不会仍旧一成不变。人们对权力比例的计算以及他们要考虑的外部约束始终在行为引导上发挥作用,如果这些计算突然或逐渐地产生不同的结果,行为就会发生变化。人们的恐惧形态对应于他们面临危险的变化。在社会危机阶段——军事失败、政治革命、通货膨胀蔓延、失业率攀升,不管它们是单个发生,还是像一战以后的德国那样接踵而至——恐惧就会产生,因为社会处于失控状态。而弥漫的恐惧使得社会控制更加困难,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对缓解局势之策心生幻想。22于是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或“进退两难的局面”,像1918年以后的德国一样,而纳粹的兴起、种族信仰的蛊惑(这是更为一般的“充满幻想的”信仰的一个例子)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形。正如埃利亚斯在分析这个时期国家在暴力垄断权方面的衰落时所说的那样,魏玛共和国整个为这种信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参见第9章)。荒谬绝伦的是,恰恰是在希特勒统治下国家重新非常有效地垄断了暴力工具的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新的危险?恐惧的时候,大规模的屠戮才得以极其高效地组织起来。[58]正如埃利亚斯所说,从这一点及其他方面看,“国家社会主义也许是以一种非常极端的形态表明了当代社会的共同处境及思想和行动倾向,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发现这些”。[59]权力的中心性游戏模型正如讨论文明与国家之形成的相互联系时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权力是文明进程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维度,也是埃利亚斯整个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维度。也许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可以在《社会学是什么》中的一章“游戏模型”(下文第7章)中发现有关权力的中心性的最明确的论述。游戏模型的设计是为了阐明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即相互依赖的人们如何以多种方式形成各种各样的组合。为了理解不同群体的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我们始终要考虑到,人们是出于许多社会需要而彼此且与其他人结合在一起的。这些需要包括纯粹的身体安全、实实在在的福利和心智的方向、情感的满足,以及人们自己常常不能自觉地体验到的“社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相互的依赖是不平等的:通常至少在某些方面,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集团要比另一个集团更有依赖性。结果就是不均衡的权力平衡:集团甲比集团乙更强大,这直接影响到两个集团彼此行动和感受的方式。这些基本认识其含义是深远的。游戏模型原来是一项精妙的设计,它阐明了相互依赖及权力的广泛影响,不仅是在两个相互影响的个体之直接可感的层面上,而且还在诸如民族国家这样的多层次组23织的更复杂的层面上。从极其简单的例子开始,埃利亚斯一步一步扩大视野,并向人们展示,一个旨在发现相互依赖和权力之结构的方法是如何能够揭示恒久的社会学问题、有助于揭示社会进程的某些基本原理的。这些模型表现为“教学式”设计,它们没有形成一种理论或简洁的概念体系,而是(用哈罗德•加芬克尔的话说)“懒惰的想象力的辅助”。模型的顺序由一个代表两个集团之间未加控制的、杀气腾腾的、冲突性的“原始竞赛”开始,这是一个限制性情况,让我们想起了塔尔科特•帕森斯,他乐于把社会生活的“结构性”东西看作基本上是从共同的标准和价值中产生的。尽管设想一个集团完全缺少标准和价值确实很困难,但集团之间的关系却是可能的。原始竞赛的形成代表了完全无计划的相互依赖的限制性情况。以后的模型则代表这样一些游戏(这些游戏确实有某些规则),其中游戏的人数和结构的复杂性内容增加了,而竞争中的权力差别则减少了。这些模型表明了并非全然陈腐的观点,即人数越众多的群体其权力比例越是相对平等(这个过程埃利亚斯称为“功能性民主化”),结果越可能出乎单个人或集团的计划或预期。埃利亚斯极大地拓展了“有意图的社会行动的非预期的结果”这一观念,罗伯特•默顿将它追溯到(特别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黑格尔的“理性的狡黠”。[60]昨天非预料的社会结果成了今天非预料的人类行动的非预料的社会环境。[61]因此就产生了结构过程,尽管没有计划或构思,但这个过程却有自己明确的结构和方向。那些被卷入其中的人们就将它们当作不可抗拒的进程来体验,这些力量外在于也超出了人的控制,但最终却构成人们相互作用的种种约束。这些长期进程的例子就是劳动分工、人口的增长、经济关系中“世界体系”的出现和人类知识的“科学化”,还有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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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作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
isbn: 7305045063
书名: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页数: 281
译者: 刘佳林
定价: 20.00元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