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试读:7

垄断机制 如上所述,《文明的进程》第一卷所24记录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是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早期整个权力结构变化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很明显,其中之一就是埃利亚斯所说的“武士的驯服”:在中世纪早期,一些位居上层的军事首领统御着他们的领土而不受任何外在权威的约束,逐渐地,这些人转变成为彬彬有礼的贵族,受到宫廷生活的持久约束。为了解释这种权力平衡关系的改变,埃利亚斯要深入到更详细的历史细节之中。但他的兴趣并没有局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他想揭示那最终导致由一个中央政府统治的国家之兴起的一般进程形态。他首先注意到,罗马帝国在西欧垮台后,离心力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查理大帝在世时努力统御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但其后继者却力不从心。几百年的时间里,向心力都非常薄弱,以至于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一片较大的疆域实行稳定的中央集权都不可能。但后来逐渐地,在不断扩大的集团中间一种社会分化与整合的过程开始凸现。相互依赖的链条变长,从而使得更大的权力集中成为可能。在这些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垄断机制就生效了——经济学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看到了这种机制,卡尔•曼海姆在智力竞争领域也看到了它。埃利亚斯则在军事对抗和政治统治中看到了它的运作,他把它看作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主要机制——这是在佩里•安德生、查尔斯•梯利和其他人将“国家的形成”纳入历史社会学议程之前很早的事。[62]如本书第8章所示,埃利亚斯把有组织的暴力与税收之垄断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在最初的形成阶段,这双重的垄断权往往首先被控制在单个的个人或家庭手中。但终于,随着一系列大的动乱或更多的改革,控制被转到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手中。法国、英国和德国分别代表了这个基本主题的三种变奏形式。法国的发展是《文明的进程》的论述主体,但作者不断把它与英国、德国进行比较。在《德国人》一书中,埃利亚斯则研究了在纳粹夺取统治权之前的魏玛时期国家逐渐丧失对有组织的力量之垄断权的情况(参见第9章)。身体暴力的组织训练及中央控制机构对它的严格控制是渗透在一切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们对它们已经熟视无睹。25检验与阐明这种观点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体育和其他休闲方式的发展。因此,在对所谓现代体育的古代早期形式的研究中,埃利亚斯发现,在古希腊罗马,游戏竞赛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频频出现身体性的暴力,而这在当时却很平常,不会引起厌恶之情或义愤(参见第10章)。埃利亚斯发现这些事实与他的文明进程理论完全吻合:“根据这种理论,我们认为,国家的形成和良知的形成,社会允许的身体暴力的程度,反感使用或目睹暴力的限度,都是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各各不同的。”(原书第167页)定居者与外来者的关系在有关定居者和外来者之关系的论述中,埃利亚斯的身世与他的社会学理论结合得异常紧密。他在一篇经验性研究报告中第一次表现出这种特点。该报告是与约翰•L.斯科特森合作撰写的,后者是一个中学教师,也是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定居者与外来者》出版于1965年,乍看上去,该书基本上属于那种描述性的社会研究。它描绘了在“温斯顿•帕瓦”——这是一个虚构的名字,指英国一个工业城市边上的工人居住区——两个相邻地区的紧张关系。但实际上作者绝不仅是想写一篇经验发现的报告,他们强调了著作的“典范性”。在他们看来,温斯顿•帕瓦代表了“一种形态,说明无助的人们由于特殊的发展从而陷入冲突的境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研究这种社会陷阱的特点并对之作出解释。毫无疑问,斯科特森做的是田野搜集工作,埃利亚斯则肩负了理论性的任务。[63]这个案例的事实非常清楚,但难题仍然存在。温斯顿•帕瓦的两个地区分别是乡村和住宅区,根据社会学家最传统的“客观”标准如职业、教育及住宅样式等来衡量,它们非常相似,同时两个地区也有明显的社会隔阂和地位上的显著差别。大体说来,乡村与较高的社会阶层有联系,而住宅区则联系着较低的阶层。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在埃利亚斯看来,答案是权力:“像别的地方一样,人们因为不能阻止这种情况,就只好低人一等。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64]接下去的问题就是,比之于住宅区的居民来说,26乡村的人轻易获取的是什么样的权力资源。理论分析的第一步是把温斯顿•帕瓦的情形看作是人类社会反复出现的进程之一个阶段的代表,这是这样一个进程,两个先前独立的组织变为相互依赖。[65]这样看,温斯顿•帕瓦就是埃利亚斯后来在《社会学是什么》(参见第7章)中,作为初级游戏模型引入的一种想象性“原始竞赛”的现实生活的例子。乡村是19世纪最后20年里建设起来的,调查时那里的居民都是第一代居民的后代。住宅区建设于1930年代,眼前的大多数居民40年代之前还没有落户那里。温斯顿•帕瓦过去的这些情况直接影响到了现在,邻居的历史是邻居结构的一部分。[66]这使得乡村人获得了住宅区人所没有的权力资源,即社会凝聚力和一种优越感。在乡村,“老家庭”的关系网形成了,这使得其成员在地方关系和平常的交流渠道中能够占据战略性的位置。通过这张网络,闲话不断被传播,人们通过这些闲话获得信息和快乐,表示赞同或反对(参见第13章)。住宅区那里的一些所谓“不端之举”的事件成为这里的街谈巷议,无非是要加强这样一种印象,即乡村的人举止合度,仪态万方,而住宅区的人则不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来自住宅区的人因为置身闲话网络之外,所以他们发现要逃避这种旧框框的诬蔑是不可能的。《定居者与外来者》的第一版只是顺带谈到这种类型的一般意义,后来埃利亚斯加了一个很长的序言,对其理论意义作了阐述。这种类型使他能够汲取马克思、韦伯和弗洛伊德的一些思想,同时——用埃利亚斯自己喜欢在讲演和交谈中喜欢用的一个词——又“超越”了他们。他从马克思那里借鉴了社会的权力差别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思想,但摒弃了其一味把生产方式作为权力根源的观点。他吸收了韦伯关注社会阶层的“多维”特点的观念,但与一般人不同,他没有把阶层看作是仅仅由阶级、地位和权力组成的三个独立的“维度”。弗洛伊德注意到了自我尊重的重要性以及幻想在决定自我感方面的作用,27埃利亚斯肯定了这一点,但同时发现弗洛伊德过于把自我看成是一个自足的单位(封闭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一个人的集体形象和集体观念所构成的那个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观念,与一个他或她称自己这个独特的人为‘我’的那些形象和观念一样多”。[67]埃利亚斯对马克思、韦伯和弗洛伊德进行了批判性的整合,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定居者—外来者关系模式。在他看来,定居者与外来者就是赫伯特•布卢默所说的敏化概念,指的是在社会关系流变中实际看到的那种复杂的不平等。埃利亚斯后来指出,这种模式可以用于所有社会不平等的情况——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儿童与成人之间,同性恋与正常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等等。[68]他还指出,这种模式与其他概念及理论体系也能够建立联系。因此,把集团的超凡魅力看作定居者所特有,把集团的不光彩跟外来者相关联,这样他就综合了韦伯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把不光彩的人和反常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就与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理论传统取得了联系。他还指出了定居者—外来者关系模式与他自己的文明进程理论之间的关系,在他后来的论述中,埃利亚斯用这种模式去分析宗教或科学体制对定向之手段的垄断。[69]知识与科学作为权力之源的知识马克思热情地揭露了权力的经济基础,并把宗教和哲学都看作是意识形态,这样他就把所有的观念,也就是说一切知识,都归为“上层建筑”领域。埃利亚斯认为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在他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埃利亚斯要读者想象一个“无知”集团,也就是说,这个集团没有上一代的知识传承:“显然,有关这个集团的观念是无法实现的思想实验,它清楚地表明,人类没有食物或抵抗身体暴力的能力就不能生存,同样没有知识也不能生存。”[70]知识是人类定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它有着固有的社会性,因此知识社会学就必然是社会学的组成部分。必须要把知识的发展看作是长期代代相传的过程,28也是某些特定的集团试图垄断某些专门知识的过程。对任何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求知首先表现为对自己所处生活空间的情况的了解。以后,闲话继续成为定向的源泉(参见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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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作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
isbn: 7305045063
书名: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页数: 281
译者: 刘佳林
定价: 20.00元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