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试读:第一章1

一 社会约束导致自我约束 149文明进程的研究者面临着一大堆的问题。数其荦荦大者,首先就有最为一般性的问题……文明的进程是人的举止与感情向一个非常具体的方向的变化。但显然,个体的人过去并没有想到这种变化、这种“文明”,只是借助自觉的、“理性的”和目标明确的手段才逐渐认识到它。很明显,正像理性化一样,“文明”也不是人的“理性”的产物或长期精心计划的结果。我们怎么能够想象逐渐的“理性化”是建立在几个世纪里先在的“理性”行为和计划的基础上的?我们能够想象以下这种情况吗,即文明进程是由有长远眼光的人对所有短期的影响加以控制而发动的,而且这种长远眼光和自我控制本身就要以长期的文明进程为前提?实际上,历史无法表明这种变化是“理性地”产生的,是通过对个体的人或组织有意的教育而造成的。大致说来,它的发生是未经计划的,但这不是说就没有特定的规则。前面我们已经具体地说明,他人不同角度的约束会变成自我约束,较为动物性的人类行为逐步退隐到共同的社会生活舞台的背后,并带有羞耻感,通过稳步的自我控制,整个本能的、感情的生活控制会变得更加稳定、平和、全面。所有这一切当然不会从几百年前一个人所构思的理性观念中产生,然后作为有目的的行为和理想的状态,一代代地植入人们的头脑之中,直到在“进步的世纪”里完全实现。虽然未经计划,但这种变化却绝不仅仅是一系列没有结构的混乱变化。从文明进程的角度看,50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历史变化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总而言之,这种变化不是“理性”规划的结果,但也不是杂乱无章、随意去留的。这是如何可能的?在没有一个人有意计划的人类世界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形态,而不是飘忽不定的云团?1 选自《文明的进程》。我们现在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关注社会动力学问题的部分)就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答案非常简单:个体的人在计划与行动、感情冲动与理性推动方面始终相互纠缠在一起,有时非常协调,有时则互相对立。从许多单个的计划和行动中产生的基本组织会导致一些出乎个体计划和创造之外的变化与形态。从人的相互依赖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秩序,它比个体形成的意志和理性更具有强制性力量。[1]正是这种相互纠缠的冲动和斗争所形成的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决定了历史变化的进程,它是文明进程的支撑。这种秩序既不是“理性的”——如果我们所谓“理性”是指从个人的深思熟虑中意图明确地产生的,也不是“非理性的”——如果“非理性”是指莫名其妙地产生的。有时它被视为“自然”秩序,黑格尔等则称之为超个人的“精神”,他的“理性的狡黠”说明,人的一切计划与行动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对此也困惑不解。但不是“理性”就是“非理性”、不是“精神”就是“自然”,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于此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就此而言,现实也不是照某种我们必须相信的特定标准下的理论构造来建设的,尽管这种标准一定时候曾经在引导人们走过未知世界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社会构造的内在规律性既不同于个体理性的“精神”规律性,也不同于我们所谓“自然”的规律性,尽管从功能上说现实的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都牢牢地互相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关于社会构造相对独立的一般观点本身对理解这些社会构造并没有什么帮助,它仍然是空洞的、模糊的,除非实际的社会相互交织的动力通过明确可辨的变化直接显示出来。《文明的进程》第一部分要解决的就是这样的问题,51它试图表明,导致封建化进程的是什么样的混合力,是什么样的相互依赖。它表明,竞争性环境迫使许多封建领主卷入冲突,慢慢地,竞争者的圈子逐渐缩小,进而导致一个人的垄断,最终——随同其他的整合机制,如资本的不断形成、职位的不断分化——专制国家形成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彻底重组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格结构的相应变化同时进行的,其暂时性的结果就是我们“文明化了”的举止和感情。人际关系结构的这些具体变化和人格结构方面的相应变化之联系不久还要谈到。但有关这些整合机制的思考还与文明进程的理解有更为一般的联系。我们只有认识到,一个具体的社会结构、一个具体的社会性纠缠形式是在一种紧张中发生某种变化而变为其他纠缠形式的[2],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变化在人的精神、人的心之官(其形态是可变的)上的呈现方式。从远古时代至今,我们能够反反复复地看到它们。因此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被文明所裹挟的心理变化也遵循非常具体的秩序和方向,虽然这种秩序和方向并不是个人所计划的,也不是“理性的”意图明确的手段生产出来的。文明不是“合理的”,不是“理性的”[3],当然也不是“非理性的”。它是盲目运作起来的,一个关系网络的自动力量推动它前进,那种使人们生活在一起的方式变化推动它前进。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够使其中某些东西变得更“合理”一些,使某些东西能够根据我们的需要和意愿变得更好一些。因为正是与文明的进程一道,人的行动、目的之中所混合的一股盲目力量逐渐引导有计划的对社会和个体结构的干预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干预是以对那些其结构未曾计划的力量的不断认知为基础的。但是在人们彼此维系在一起的方式中,哪些特别的变化是以“文明”的方式铸就了他们的人格?对这个问题最普遍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回答与前面谈到西方社会的变化时的根据是相同的。从西方最早的历史阶段至今,社会功能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分化。它们分化越烈,功能的数量就越多,个人的行动(从最简单寻常的到比较复杂不寻常的)52所要依附的人就越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与他人协调一致,如果每个个体的行动要实现其社会功能,行动的网络就必须更加严格准确地组织起来。个体被迫更平稳地规范自己的行动,且分化更多。这不仅是自觉的规范调节,这一点我们已经强调指出。文明进程中的心理变化其特征就是这样:个体从他最早无法抗拒地成为一个自为的、自我策励的人开始,他就不断地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对自己的行动要进行更复杂稳定的控制。随着行动网络不断趋于复杂广大,为中规中矩所做的努力也就更大,以至于在个体有意识的自我控制之外,还稳固地形成了一种自动的、盲动的自我控制机制。这是由根深蒂固的恐惧筑成的一堵墙,以避免冒犯社会所认可的行动,但正因为它是盲目习惯的,所以常常间接地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作为不断分化的冲动调节)举止之改变的方向是由社会分化进程、由不断的分工以及相互依赖链的增长而决定的,个体的每一次冲动和举动都直接间接地融入这样的相互依赖链之中。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和一个不甚复杂的社会里,个体融入社会的方式是不同的,揭示其区别的简单办法就是看它们不同的道路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整合所具有的空间功能,因此总体上不能仅仅根据来自四维连续统一体的概念来表述。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武士社会里的那种乡间小路,由于风吹雨淋,它变得崎岖不平,一般情况下,路上行人稀少。这里人对人的威胁就是大兵或盗贼的袭扰。人们环顾这些小路及四周的树木、山岭,主要是因为他们时刻戒备着,以免遭遇袭击,其次才是怕彼此碰撞。在这个社会的主干道上生活,需要随时准备战斗,需要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免遭身体的攻击而尽情表现感情。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大城市的主干道上其交通就要求另外一种心之官。这里身体攻击的危险很小,汽车四处急驶,行人和骑自行车的要在车流之中谨慎择路;交警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央指挥着交通,53有时很有成效,有时却无济于事。但这种外在控制的前提是,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该网络的需要而极准确地规范自己的行动。在这样一个熙熙攘攘的环境中,人对人构成的主要危险是失去自我控制。要在繁忙的路上各行其道,人就要不断根据各种情况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如果这种持续的自我控制异常紧张,他和别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个体在复杂的社会里所编织的行动要素是非常复杂的,他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习惯的自我控制比这个例子所显示的自我控制要根深蒂固许多。但是这个比喻至少能够说明,对“文明”人的性格及其不断的、种种不一的自我约束所产生的很大的塑造压力是跟社会功能的不断分化和稳定相关联的,是跟不断增长的、需要相互适应的各种各样的行动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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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作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
isbn: 7305045063
书名: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页数: 281
译者: 刘佳林
定价: 20.00元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