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试读:第一章3

换言之,它迫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控制。但这不是说,在中世纪的武士社会或缺乏复杂稳定的身体暴力垄断的其他社会,就没有任何形式的自我控制。在这样的武士社会里,个体自我控制的手段,如超我、良知或其他什么类似的表述等,58只有在直接与身体暴力行为相关时才被加以灌输、运用和维护。它的表现形式差别悬殊、变化极快,与这样的生活正相般配。与比较和平的社会里的自我控制手段相比,它是散漫的,不稳定的,其阻止剧烈感情爆发的能力非常有限。保证在社会上举止“正确”的忧虑尚未在个体意识中沉潜到同等深的所谓“内心生活”之中。因为主要危险并非来自自我控制的失败或放松,而是来自直接的外部身体威胁,所以习惯性的忧虑主要表现为对外部力量的担心。因为这种担心是不尽稳定的,所以控制机制也就不那么全面,往往是片面的或部分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在忍受痛苦方面的极端自我控制会得到灌输,但这是以另外一种极端形式(一种截然不同的衡量标准),即随心所欲地折磨他人为补充的。同样,在中世纪的某些地方,我们看到了许多苦修、自我约束及克制的极端情形,这与其他人纵情享乐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还经常地在同一个人身上看到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情形。这里,个体对自身所施加的约束,他与自己肉身的搏击,跟与他人的战斗及对快乐的极大享受是同样的强烈、片面、激烈和充满热情。在和平的社会空间,随着对身体暴力的垄断,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我控制或自我约束就形成了。这是一种较少热情的自我控制,其成为个体人格结构一部分的控制性手段基本上与其在社会中形成的控制性手段相一致。它们彼此都试图对感情冲动和人的一切行为施以非常不同的管制,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对方的调解,在阻止感情爆发方面都发挥着持续一贯的影响。它们阻止行为和感情的极度波动。因为对身体暴力的垄断使得人对他人的担心恐惧大大减轻,同时也使导致他人恐惧、担心或痛苦的可能性减少,所以愉快的情感宣泄的机会也就随之减少,个体现在逐步适应的那种持久的自我控制就寻求减少行动的反差和突然的变换,减少自我表现方面过多的感情内涵。作用于个体的压力现在则努力促使个体在一切行动和整个一生中全部的动力与感情系统都向更一贯、稳定和均匀的动力与感情控制方面转变。这正是没有武装的强制所要发展的方向,59在和平的空间里个体就受制于这种没有直接身体暴力的约束形式,经济约束就是其中一种。与缺乏垄断的武士社会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约束相比,它们较少感情色彩,更为温和、稳定、易于捉摸。它们也具体体现在向社会个体敞开的所有功能上,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地超越眼前利益去前思后想、瞻前顾后,其行动也与更长、更复杂的行动链相适应,因为现在每个行动都不由自主地绞在其中了。它们要求个体不断克服一时的感情冲动,风物长宜放眼量。与这样一种标准相对应,它们给个体灌输了一个更为均匀的自我控制,像一只完整的铁箍笼罩着其全部的行为,并促使个体根据社会标准去稳妥地规范自己的内在冲动。此外就像一贯的那样,直接导致对冲动和感情加以节制的不仅是成年人的功能,部分是无意、部分则是有意地通过自己的行为习惯,成年人还在儿童身上诱发相应的行为方式。早从少年时代起,个体就开始接受训练以适应持久的约束并学会长远地去看待问题,这些是他成人后所必需的功能。从早年起,这种自我约束就根深蒂固,以至于对自身冲动的自动的自我监督、一种非常不同的稳定的“超我”就像社会标准的中继站一样在他体内建立起来,以至于部分被遗忘的内心冲动和感情倾向就彻底消失于意识层面之外。在早先的武士社会,个体如果足够强壮,就可以施展自己的身体暴力,他可以为所欲为,而后来的社会禁律则不允许这样做。他获得快意的机会虽多,但代价却是也必须同样多的可能去面对明显而又直接的恐惧。从中世纪的地狱观念我们就可以看出,其时人们之间的恐惧是何等的强烈。无论是兴奋还是痛苦都尽情地宣泄,而个体则是这些情绪的囚徒,他听任自己的感情将自己推来搡去,就像听命于自然的力量一样。他不是自己感情的主宰,倒更像是它们的奴隶。后来,随着贯穿个体存在的那些传送带逐渐变长、趋于复杂,个体开始学会更稳定地控制自己,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自己感情的奴隶了。但由于他在功能上更紧密地依赖于数量不断增加的人的活动,他也就必须进一步约束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尽情满足自身冲动和感情的机会。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变得不那么危险了,但也不那么充满感情和欢愉了,60至少在直接宣泄快意方面是如此。因为日常生活缺少了一些东西,作为替代品,它们就在梦里、书里和绘画里出现。因此,在成为廷臣的过程中,贵族阅读骑士传奇以自娱;如今的资产阶级则在电影里把玩暴力与狂?的爱情。身体的冲撞、战争和世仇减少了,任何能够使人回想起它们的行为,诸如宰杀动物或在餐桌上用刀等,都被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或至少要遵循越来越严格的社会规则。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场移到了内部,以前在人与人的斗争中可以直接宣泄的紧张和热情现在部分要在人的内心加以消耗。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对他所施加的比较平和的约束在他的内心得到了反映,一种个性化了的几乎是自动的习惯在他的内心形成并巩固起来,这是一种特殊的“超我”,它努力控制、改变或压抑自己的感情以适应社会结构。但是本能的冲动和强烈的感情由于不再能够在人们之间的关系中直接表现出来,就常常同样程度地在个体的内心表现出来,与自身那负责监督的部分展开斗争。人与自我展开的这场半自动的斗争并不总能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生活在这个社会而需要的自我改变并不总能在冲动的满足和冲动的控制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往往出现情绪上或大或小的骚动,自我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非常反感,甚至是持久的萎靡不振,从而使自己在执行社会功能方面变得比较困难或干脆就无法执行。从恐惧到欢欣、从快乐到悔恨的那种垂直的起伏波动(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减轻了,但贯穿整个个体的水平方向的裂痕却扩大了,“超我”与“无意识”(无法记忆的欲望和要求)之间的紧张程度却加强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只是看静态的结构而是分析其社会起源,那么这些纠缠形态的基本特征也可以证明是相对比较简单的。由于较大组织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对身体暴力的排斥,一种社会机构就建立起来了,其中人们之间的约束不断转变成自我约束。这些自我约束是一种能够不断地瞻前顾后的功能,从孩提时代起个体就受到这方面的灌输,以适应他要与之打交道的广大的行动链。这种功能部分是有意的自我控制,部分则是自动化了的习惯。它发展的方向是对冲动和感情进行更为平和的节制,更为一贯的约束,更为准确的控制,以适应更有区别的社会纠缠形态。61但由于内在的压力、社会的环境以及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种种不一,这些约束也会在个体的行为及动力系统中造成特殊的紧张与不安。在有些情况下,它们还会导致持久的焦虑和不平,因为受影响的人只能在缓解性的形式如幻想、旁观、窃听、白日梦或夜梦中部分地满足自己的冲动倾向。有时抑制感情的习惯会过了头——长期的厌烦或孤独就是例证——以至于个体不再能够无所畏惧地去表现和缓了的感情,也不再会去直接地满足那些被压抑的冲动。在这些情况下,某些冲动可以说是由于儿童在其中成长的那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而变得麻木了。在儿童的社会空间里,这些冲动一旦表现出来就遭受危险,在这种压力下,这些冲动就逐渐被自动的恐惧所包围,其程度越来越烈,它们干脆终其一生都装聋作哑。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某些冲动会由于剧烈的冲突(这是卑微的人在将自己原始的、情绪性的、激烈的天性锻造成“文明的”存在时不可避免会遭遇的)而转移,以至于其能量只能通过一些旁门左道进行无益的宣泄,在强迫性行为或其他一些躁动症中加以宣泄。在其他一些情况下,这些能量则发生很大的改变,它们促使人身不由己地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好恶,让人沉湎于种种古怪离奇的癖好。在所有这些情形里,个体的内心始终是躁动无由的,这说明许多冲动性能量在无法得到真正满足的情况下都会变成形形色色的抑制。迄今为止,个体的文明进程就像社会文明进程一样,总体上说是盲目的。由于打着成人思维与计划的旗号,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形成的那种关系对后者的人格是起作用并产生影响的,虽然他们不见得希望如此,对此也几乎无所觉察。从那种意义上说,意外是由那些习惯被称为“反常”的个体构成的特定社会形态所导致的结果,至于那些不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由于不可改变的遗传特征所形成的精神反常现象,这里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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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作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
isbn: 7305045063
书名: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页数: 281
译者: 刘佳林
定价: 20.00元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5-11